纪念︱“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叶嘉莹教授访谈录

叶嘉莹先生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 ，责任编辑元亮。 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谈到儿时的读书经历，首当感激的自然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叶教授，这次叶言材学长知道我要来天津采访、看望您，托我带给您的一份报纸，上面有台湾作家席慕蓉女士记述你们去年一同到吉林去“寻根”的事。大家都知道您姓叶，而熟悉您的人却知道，这个叶是由“叶赫那拉”姓简化来的称呼。提到“叶赫那拉”，大家都知道西太后，西太后是满族人，所以有人认为您是满族人，是这样吗？

■其实这个说法不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家是旗人，但我的祖先不是满族旗人而是蒙古旗人。我家与著名的纳兰性德是同一氏族。“纳兰”与“那拉”是同一蒙古语的译音，在说到纳兰性德的时候，经常说纳兰，但说到慈禧太后的时候，则说成是那拉。纳兰氏族生活在不同地区。纳兰性德祖籍在叶赫地，我们家的祖先与纳兰性德是同一氏族，也是叶赫地的纳兰。我的祖先是几时入关的，我不清楚了。我在写《论纳兰性德词》的时候曾写过一首诗，开端就说“我与纳兰同里籍”。国民革命后，清朝覆亡，我们就把叶赫纳兰四个字只取一个字，改姓叶，这就是我家姓叶的由来。

●缪钺先生在《〈迦陵论诗丛稿〉题记》中提到您的时候，说您“生长燕都，少承家学，卒业名庠”，请您大致谈谈这方面的经历。

■谈到儿时的读书经历，首当感激的自然是我的父亲和母亲。先父讳廷元，字舜庸，幼承家学，熟读古籍，其后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后任职于航空署，从事译介西方有关航空的著作，及至中国航空公司正式成立，先父遂进入航空公司服务，曾历任人事科长等职。先母李氏讳玉洁，字立方，自幼年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青年时代曾在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任教，结婚后乃辞去教职，侍奉翁姑，相夫理家。我是父母的长女，大弟小我二岁，小弟则小我有八岁之多。大约在我三四岁时，父母乃开始教我读方块字，那时叫做认字号。古人说“读书当从识字始”，父亲教我认字号时的严格教导，对我以后的为学，无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后来，您在国外相当长的时期内用英文教书、写作，从事学术研究，据说您也是从幼年就开始学习英文了？

■我大约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教我和我的弟弟学习英文，教我们唱英文的儿歌，One two, tie my shoe, three four, close the door。当年，父亲还用一种拼字游戏教我们学英文。后来父亲送我读小学读的是笃志中学附属小学，这是女校，男校叫崇德中学，都是同一个教会办的，杨振宁当时就是在崇德小学读的书——不过当时我们谁也不认识谁。1992年，杨振宁在南开过七十岁生日的时候，我在台上说，今天来参加寿诞的都是物理学家，而我是学中文的，但我和杨先生却有“一半同学”的因缘，说的就是这个。为什么我父亲送我上笃志，就是因为笃志小学从五年级开始学英文。我小学六年级就没有上，就以同等学力考上了北京第二女子中学。

初二暑假一开学，也就是“七七事变”刚过，日本人来了，我们上学第一天，就是先改课本。那会儿历史、地理呀，都要重新涂过。所以头一天老师就告诉我们，第二天要带毛笔和墨盒。第二天新书发下来，老师告诉你打开第几页第几行，要怎么涂，要怎么改，什么“东三省”改成“满洲国”，等等。你们不是都学过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吗？亡国之后就是这样。

很多人说我们国家怎么样怎么样，这不好那不好——当然我们有很多缺点，但我们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觉得中国现在很难得，能够有这样的国际地位是很不容易的。

●后来为什么上了辅仁大学呢？

■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高中毕业。考大学时面临两个选择，一个为了实用，就想考北大的医学院，一个为了兴趣，就想考辅仁的国文系。辅仁招生在前，我就先考了辅仁。没有考北大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北大当时是敌伪，所以我根本没有考北大，就上了辅仁的国文系。

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书。从1945年，我一直未曾间断地教了六十年书。这六十年，真的和人家比起来，我等于多教了一倍，人家教一个学校，我教三个学校，在北京是三个中学，在台湾是三个大学。

●在辅仁大学，您遇见了您到今天还经常提起的顾随先生。您当年听顾先生的课，做了大量的笔记，多年以后，1992年11月，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的《顾羡季先生诗词讲记》，就是由顾先生的女儿顾之京教授根据您当年的听课笔记整理的。199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也根据您当年的笔记，出版了《顾随诗文丛论》，这本书当时您就送过我一本。最近我为了准备这次访谈，又把这两本书读了一遍，确实受益极大。您后来多次提到顾老先生对您一生的影响，那么顾先生的这种影响主要是什么呢？

■顾随先生的才学和兴趣，方面甚广，无论是诗、词、曲、散文、小说、诗歌评论，甚至佛教禅学，他都留下了值得人们重视研读的著作。但作为一个曾经听过先生讲课有五年之久的学生，我以为先生平生最大的成就，还并不在他各方面的著述，而更在他对古典诗歌的教学讲授。因为先生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往往尚有踪迹、规范的限制，而惟有先生的讲课则是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一般学者的著述和讲授，大多是知识性的、理论性的，而先生的著述和讲授，则大多是源于知识却又超越于知识以上的一种心灵之智慧与修养的升华。

●您从上世纪70年代末回国，就开始在内地各著名大学还有其他一些单位讲课或讲演。1987年，您应北京五个文化团体的邀请，在国家教委礼堂讲了一共十次的“唐宋词系列讲座”，曾轰动一时。您那种讲词的方法和风格，令听者耳目一新。在您的生活中，是不是讲课、教学花去了您最多的时间？

■我的一生中，在教书、研究、还有诗词创作这三者之中，是教书花去了我最多的时间。我常常说自己天生是教书的。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先后在北京的几所中学教过书，佑贞女中、志成女中、还有华光女中，我都教过。从那时到如今，快六十年了。这些年，我在北京，还常常有我当年教过的学生来看我，她们现在也都有七十多岁了。

●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您好像也是从中学开始教书的。但在台湾的教学活动，当时也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现在内地学术界对这些还不是十分熟悉。

■我是1948年3月结婚，11月就因丈夫赵东荪工作调动，随他去了台湾。1949年夏天，长女言言出生，这一年的圣诞节，就是12月25号，我先生就被抓了。那天他放假，从他们海军的左营的军区到彰化——我当时在彰化女中教书——来探望我们。就在那天刚刚破晓的时候，他就被海军抓走了。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6月，彰化女中刚刚考完试，又来了一群人，把女校长、住在校长家里的我、还有其他六位老师都抓走了。这就是当年的所谓“白色恐怖”。国民政府在解放战争中失败后，觉得从大陆来的每一个人都有“匪谍”的嫌疑，他要“保卫”台湾嘛。

我因为带着吃奶的孩子，而且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所以不久被放了出来，但却成了一个无家无业、无处可归的人，就投奔了个亲戚，带着吃奶的女儿晚间打地铺睡在她家的走廊地板上。直到暑假快开学的时候，我的一个堂兄，他本来在台南一个私立女中教书，后来他找到一个公立中学，待遇更好一点，就辞去了原来任教的学校，他问我要不要去那所私立女中，我说好，就带着女儿去台南这个私立女中教书了。那时只求有一个谋生的地方就是了。那会儿不要说书柜书架，我连个书桌也没有。

不过，我对于古典文学那是真的有感情，也真的有兴趣。不管那个私立女中的学生程度有多么低，我要讲的时候，一定要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至于他们懂不懂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这不是我对得起对不起学生的事，而是对得起对不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所以那时我生活虽然很艰苦，我还是尽我的力量教书。

●后来，您到台湾大学教书，好像也是与辅仁的师友有关系？

■四年以后，我先生被放出来，证明我们没有“匪谍”嫌疑。这时，因为一个机会，我和我先生都到了台北二女中教书。到台北之后，就见到原来在北京时我的一些老师、同学。你不是在北京到过察院胡同我们家，见过我家外院的一排南房吗？当年，有一位许世瑛先生，他是许寿裳先生的儿子。许世瑛的第一个夫人郭立诚是郭琴石的女儿，郭琴石先生是我父亲和我伯父的老师，许世瑛刚结婚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我们家的外院，那时我还在念中学，所以当时与这位许先生并没有来往。后来我在辅仁念书，他也在辅仁教书，教男生班，没有教过我，但是很熟知我家情况。这次在台北遇见他时，他就在台湾大学教书——在许世瑛之前，盛成先生也在我们家住过。他是上个世纪初最早留学法国的，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1971年我到欧洲旅行，在法国还遇见了盛老先生。他晚年定居北京，我也去看过他。老先生已于前几年走了。

●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都有一种学术史的意义。

■还有一位是教我大一国文的戴君仁先生，号静山。现在，在我个人的网站上，还有我大一的国文作业，上面还有戴先生的批语。他们两位见到我，知道了我被关的不幸遭遇。当时台湾“光复”不久，他们两位老师说，台湾大学需要国语讲得比较标准的老师来教国文。于是，我兼职教台大一个班的大一国文。我兼了半年，他们就把我改成专任了，教两个班。两年后，许世瑛先生到淡江大学做了中文系系主任，他说你要到淡江来教书。我不好意思拒绝，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我就开始在淡江教诗选、词选、曲选、杜甫诗。所以，我所谓兼任，其实比台大专任的课还多。又过了两年，辅仁大学复校了，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就是戴君仁。他说，辅仁是你的母校，你怎么不来教？所以，辅仁的诗选、词选、曲选，也都归了我去教了。三个大学，说是两个兼任，其实都是专任的工作量。后来，淡江又有夜间部，也要我教。现在台湾有个作家陈映真，写小说的，就是当年淡江大学夜间部听我课的学生。其他像白先勇、吴宏一、陈若曦、林玫仪等，也都是这一时期听过我课的学生。我现在都难以想象当时怎么会教了那么多的课。

许世瑛先生那时还担任台湾教育广播电台的大学国文的课。他本来就是深度近视，后来越来越严重，就让我替他教，所以我又教了大学国文的广播的课程。几年之后，成立教育电视台，又把我拉去讲《古诗十九首》。从1945年，我一直未曾间断地教了将近六十年书。这六十年，真的和人家比起来，我等于多教了一倍，人家教一个学校，我教三个学校，在北京是三个中学，在台湾是三个大学。后来在加拿大，虽然没有长时间的兼课，但是我就开始经常回国，又在国内教课。每年三月下旬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放假，我就回国讲课，有的时候是利用休假一年的时间回国讲课。所以，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书。

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加拿大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谁让我结了婚呢？我结婚的先生也不是我的选择。

●后来您到北美，好像也是因为教书的缘故。1966年，您到北美，是否可以看做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当时是怎样一种机缘，直接就到哈佛去教书了？我觉得这次转折，不仅对您本人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且，对于20世纪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和中西文化交往甚至也有着某种特殊的意味。

■不错，这里的确有一段因缘。当时大陆是不跟资本主义国家来往的，而那时资本主义国家研究汉学的人，主要都是学古典的，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不是很看重，以为中国的文化就是古典，所以研究汉学的大多是学古典的。他们当时不能到大陆，就只能到台湾来。跑到台湾，就不得了，三个大学，都是我在讲，诗、词、曲，杜甫诗苏辛词，还有大学的广播国文，电视的古诗，都是我在教嘛。他们就跑来听我的课。那时台大与美国的密歇根大学有一个交换计划，密歇根大学就提出要把我“交换”去，钱思亮校长就同意了，我也答应了。钱校长要我补习补习英文，我就真的补习啊，学了差不多半年多。

当时凡是要交换到美国去的人，都有一个interview，就是面试嘛。当时美国在台湾有个“在华协会”，协会的主任是台大历史系的教授，叫刘崇鋐，面试由他安排。去美国的人很多，都在那天用英语面谈。与我面谈的，是哈佛大学远东系的海陶玮教授（James R. Hightower）。海陶玮是研究中国古诗的，他问了我很多这方面的问题，这些我很熟悉，当然不成问题。下午，刘先生叫他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刘先生约你晚上和海教授一起吃晚饭。晚饭时，海教授就和我谈了更多关于中国旧诗的问题。晚饭后，刘先生叫了一辆计程车送海教授和我，那时海陶玮全家都在台湾。在车上，海教授就问我，将来你愿不愿意到哈佛大学来？我想哈佛大学这么有名，有机会我当然愿意去了。我回家了，但是海教授却没有回家，他叫计程车又开回刘崇鋐那里，他说哈佛要请叶嘉莹。刘先生就叫秘书通知我这件事，并且说，如果我愿意去哈佛，就去跟钱校长说一声，叫另外一个人去密歇根。

第二天我去找了钱校长。当时在台湾，中文系也是有很多人愿意出国的。但是钱校长很生气，他说，你怎么这样？我从去年就告诉你，我们交换的是你，现在都快要走了，你要改变，可是我不能跟密歇根失信。于是我就告诉海教授，说我不能去哈佛。当时海教授正在研究陶渊明，正在写一本书，所以急着让我去，可以和他讨论嘛。海陶玮说，密歇根不是9月才开学嘛，台大6月就放假了，你就先到哈佛去两个月。1966年的那两个月，我就在哈佛跟海教授一同研究陶渊明。本来，海陶玮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会讲汉语，可是我们在一起做研究，他不讲汉语，而是要我讲英语。这样倒使我的英语有了提高。

9月到密歇根，一年后期满，台湾派另外一个人来，我没有延期，按海陶玮教授所说，又回到哈佛。这次就不仅是研究，而且还讲课。

第一年我去北美的时候，我先生就叫我把两个女儿带出去了，这主要是他要离开台湾，因为他被关了很久，而且他确实反对国民政府，一天到晚骂国民政府，所以他被关很有道理。1967年，我把我先生也接到美国去了。1968年夏天，我来美国两年，按规定我就要回台湾了。海教授挽留，说台湾对你们这么坏，你为什么要回去呢？——这就是我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说，也许政府对我们不是很好，可是这三个大学的系主任都是我的老师，人家当年对我这么热心，这么多功课让我教。现在那边就要开学了，我不能把三个学校所有的古典文学课都撂下，给人家出这样的难题。还有，我老父亲已经八十岁了，现在一个人在台湾，没人照顾。所以我一定要回去。海教授就说，那你回去把那边的事安排好，明年再过来吧。就是这时，我写了《留别哈佛》三首七言律诗。

●诗中说：“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浮生可叹浮家客，却羡浮槎有定期。”十多年前，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谢景林先生写过一篇关于您的长篇报告文学《明月东天》，说到1969年您“准备再度飞往哈佛之际，却遭到意外的打击，因种种阻难未能成行”，您本人在一些叙述中，对这一节好像也讲得比较含糊。我倒是记得多年前您曾对我讲过，当时是因为一些偶然的事情，没有直接去成哈佛。

■第二年，哈佛是给了我聘书，我就到美国在台湾的领事馆办签证。我本来第一次出国有签证，而且是多次出入的签证，所以如果我一个人去美国，是不需要再签证的。可是这次我要接我父亲，要给他办签证。可是签证官说，你们全家都走，那就是移民了。我不能给你用这个访问的签证了。——他说着，就把我的签证取消了，我父亲的签证根本就不给。我就把情况告诉了哈佛大学，哈佛就建议我申请一本新护照，先去加拿大，到了加拿大，再到美国就很容易了。

所以，前些时候在香港，有人说我很会选择，选择了温哥华这么一个好地方定居。我就对人家说，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加拿大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谁让我结了婚呢？我结婚的先生也不是我的选择，因为我先生的姐姐是我的老师，是我的老师选择了我——所以我这一生都是被动的，没有主动的选择，把我扔在哪儿，我就自生自灭去成长。

当时人们对美国比较熟悉，我是连温哥华都没听说过，不知道Vancouver怎么拼。反正从台湾出来，到加拿大最近的城市就是温哥华。到温哥华第二天，我就拿着美国的聘书，到美国领事馆去办签证，但没有成功。我回去就给海教授打电话，说我到了温哥华，还是过不来啊。海教授他是一心想把我留在北美，好跟他合作。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给UBC亚洲系的系主任，叫普立本，Pulley-blank，说有某某人，你们学校有没有机会。普立本教授一听非常高兴，因为那一年，UBC的亚洲系开始有了研究所，招研究生。而当时有两个学生，是美国加州大学的，都是研究古典诗歌的，是为了逃避越战的兵役跑到温哥华来的。普立本说，我们正找不到教这两个学生的导师呢，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嘛！就这样，我就留下来了。

这两个学生，其中一个硕士论文写的是韩愈，后来博士也跟我念的，论文写的是杨万里，另外一个学生写的是孟浩然。他们原来都是加州大学东亚系的，当然会说中文了。可是系主任普立本说了，你做专任教师，不能只带两个研究生，还要教其他班的课，那就是大课了，是全校都可以选的，“中国文学概论”，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那就必须用英文讲了。前两天我去白洋淀看荷花，其后又到河间市看毛公遗址，我还开玩笑说，当年我在温哥华讲中国文学，是from Mao to Mao，就是从《诗经》毛传讲到毛泽东诗词，其实就是中国诗歌简史。为了用英文讲课，我又被逼着晚上备课，查生字，经常到半夜两点，所以几十年来，我夜里十二点以前没有睡过觉。

●您的这些经历都在您的诗词中有所表达，可是您创作的这些诗词却很少公开发表，至少前几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那套书，就只收有您学术研究的著作，而没有您创作的诗词。我本人也只有您当年亲手送我的一本油印的《迦陵存稿》，却没有见过正式出版的诗词集，这是为什么？

■我创作的诗词中，纪实的作品并不多。另外我以为，为了发表而写诗，那一定是二流的东西。我写诗，是因为我觉得心里有诗，不得不写。上世纪50年代，我的先生被释放之后，闲居无事，就向学校借来蜡纸和钢板，为我抄录了一份诗词稿，并且油印了十余册加以保存。到了50年代后期，有一位名叫陈国安的淡江同学，又为我印了三十余册打印的诗词稿。到60年代中，当我又到辅仁大学去兼课时，又遇到了一位也在辅大兼课的南怀瑾先生。因为我们授课的时间表相同，经常同乘一辆校车往返，并在同一间教员休息室休息。我们谈话中，偶然谈到了我的一些诗词作品，南先生颇为欣赏，就极力鼓励我将其付印，并亲自与台湾的商务印书馆联系，将我的这一册《迦陵存稿》编入了该馆的“人人文库”，于1969年正式出版。我把这本集子题名为《存稿》，意思是说这不过只是一些旧稿的保存而已。此后又陆续写出了不少作品。20世纪80年代中，有一位我以前教过的学生，现在台湾淡江大学任教的施淑教授，又将这些作品抄录整理，由她自费为我刊印了一册《迦陵诗词稿》，将以前《存稿》的作品编为“初集”，将以后的作品编为“二集”，而总题为《迦陵诗词稿》。施淑本名施淑女，也早已是有成就的学者了。她的两个妹妹都是著名的作家，一位是施淑青，一位是写《杀夫》的李昂。

中国古典诗歌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的富于联想的活泼开放的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

●上世纪70年代，您出版了《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您以前曾提到这与您幼年即曾接触王国维的作品有很大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直接的原因呢？是不是也和去哈佛有关系，因为这本书是在哈佛完成的。

■1968年，当我要返回台湾时，海教授要我拟写一篇研究计划，为的是第二年暑期可以借此再申请重回哈佛来做研究。当时匆促间想不起什么适当的题目，于是多年前对静安先生治学途径的转变，及其自沉而死的两点困惑，就重新涌现脑中，再加上我以前曾写过一些评说静安先生的词和词话的文字，因此遂拟定了一篇有关静安先生的研究计划。不过，当时我所完成的却实在只有原来计划中的前两部分，而对于第三部分则在80年代后期我曾写过一篇《论王国维词——从我对王氏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之评赏》。

●有研究者认为，您对王国维的研究，不但使您在学术研究上有了一个重大转折，从那时起，您开始从学术角度，以一种更开阔的理论眼光来反思中国的传统词学及文学理论。

■我自己常说我好为人师，喜欢教书，其实我更喜欢学习，对于新东西，我不知道的，我很愿意学习。所以在密歇根，我就旁听英文诗歌课，后来到温哥华，就旁听西方文学理论。旁听之后，知道有某种理论，我再找来这位学者本人的著作来读，反正我查生字也查惯了，接着查就是了。我不但读，而且是有兴趣地读，因为我觉得，在读这些西方的文学理论的时候，常常能够解决我原来在研究中国诗学、词学的时候没有办法说明和解决的很多问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解说南唐中主《摊破浣溪沙》词，说“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一句，“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那么王国维凭什么这样说？这样说是不是可以的？《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又用三句词来比喻“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但是他却又说：“此等语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这又是怎么回事？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那么，读者对作品有没有“想”的权力？读者的阐释的边界又在哪里？这些，在中国传统理论中都没有答案。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一向是只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所以用中国传统的词学，是无法从理论上说明这些问题的。

●中国的古典文学本身发展成熟很早，而且有举世瞩目的成就，传世的作品浩如烟海。中国的文学批评也出现得很早，但始终未曾发展成一套体系精严的批评理论。古典文学中，除了刘勰一部《文心雕龙》略具规模纲领以外，一千多年以来，似乎没有一部更像样的具有理论体系的专门著作出现，这究竟为什么？您以前就曾提到，这对于一向以文学历史之悠久及文学遗产之丰富自豪的中国人来说，当然乃是一件极值得自我检讨的问题。您认为这与汉民族固有的思维方式有关，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

■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乃是印象的而不是思辨的，是直觉的而不是理论的，是诗歌的而不是散文的，是重点式的而不是整体式的。因此，像齐梁之间刘勰的体大思精的巨制《文心雕龙》这本专著之出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中，实在是一种意外的收获。中国人喜欢从个别的事例来观察思考，而不喜欢从多数个别者之间去观察一种秩序与关系，以建立抽象的法则，所以中国的诗话、词话大多是对于一个诗人的一首诗或一句诗甚至一个字的品评，或者竟然只是一些与作品无关的对诗人之轶事琐闻的记述，而却从来不愿将所有作品中的个别现象归纳出抽象的理论或法则。总之，中国人忽视客观的抽象法则之建立，是中国文学批评缺乏理论精严之著述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中国人的思想乃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的，重视实践的道德，也重视文学的实用价值。这种思想影响及于文学批评，所以衡定作品既往往以其经世致用的价值为准，而发言立论也往往喜欢尊崇往古、依托圣贤以自重。这种崇古载道的文学观，无疑也是限制了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另一个原因。

●您曾说过，中国传统词学已到了不发展就不足以自存的地步。如何面对时代的严峻挑战，关键不在于传统方法或现代理论，而在于掌握理论、运用理论的人，在于我们怎样在总体上正确看待传统批评的历史合理性，同时又扬弃它。我认为，罗伯特·姚斯（H. R. Jauss）的观点有特别的启发意义，他认为，“一种曾经指导过文学研究的范式，一旦不再能满足研究作品的需要，就要被一种新的范式，一种更适应于文学研究的、独立于旧范式的新范式所取代，直到这种新范式又无法实现其对旧作品作出新解释的功能为止”。

■现在年轻一代写旧诗的人，已经一天比一天减少，可是注意到旧诗的价值，想用新方法、新理论来对中国旧诗重新加以评析和估价的作者，却在一天比一天增加。在这种写作之人日少，而评说之人日增的两歧的发展情势下，有一些很值得我们反省和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思想以及表情达意、用词造句等等的习惯方式，都已远离了旧有的传统，而我们所使用的新方法与新理论，又大都取借于西方的学说。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对旧诗的批评和解说，是否会产生某种程度的误解，这种误解又究竟应当如何加以补救，都是最值得反省的重要问题。

●您在《中国词学的现代观》中，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词及词学做了透彻的解释。缪钺先生曾这样评论《中国词学的现代观》，称它是“继静安之后又一次新的开拓”，对您创造性地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中国词学的《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一文，他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体大思精，目光贯彻古今中西，融会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反观《花间》诸词”，“确实是一篇杰构”。该文运用西方现代理论，进行了成功的批评实践和理论建设，打通诸家隔碍，跨越古今鸿沟，在中西文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可是，近年来，听到许多年轻人都说，叶教授所提及的这些西方理论，我们也都曾涉猎过，可是我们从来没想到把它们与中国古典诗歌联系起来。

■我以为是由于这些青年们虽然热衷于学习西方的新理论，但却对于自己国家的古典文化传统已经相当陌生，而这种陌生就造成了要将中西新旧的多元多彩的文化加以选择去取和融会结合时的一个重大的盲点。所以他们不能将这些理论和术语在实践中加以适当的运用，这自然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前些年，台湾有人把李商隐的“蜡炬成灰泪始干”，解释为性的象征，就是牵强附会。用西方理论来解说中国古典诗词，不能背离传统，不能扭曲传统。我运用西方理论，不是拘于一家，而是取其适用者，为我所用。

●我认为，您的这些工作，是从词学研究的角度，站在现代立场审视传统文化，为中国文化寻找其历史存在的价值，一方面保存古代传统固有的精华，一方面又使之得到理论化的补充和扩展，使其具有了时代的生命力。您站在现代立场，激活了古典诗词的内在意蕴。可以说，中国古典诗词，不仅会常有新的意蕴，而且应该有对新意蕴的新阐发。

■我认为，首先，诗可以有多重的意蕴，多重的意蕴又出于多重的原因，而其中主要的则在于诗歌之中，词句之间、语言文字符号之间彼此的关系结构和作用产生不同的意蕴。所以要用西方的语言学和符号学来分析，因为语言就是一种符号。在诗歌中，存在一种micro-structure，就是一种“显微结构”。例如“菡萏”就是荷花，“翠叶”就是荷叶，但是，荷花，荷叶，都是一种日常语言，Daily Language，而“菡萏”出于《尔雅》，予人古雅之感，“翠叶”突出了一种对美好品质的描述。“菡萏”和“翠叶”都表示出一种美好的品质，“翠”不仅表示绿，还使人联想到翡翠、翠玉等珍贵的物品；而“香”字，也表示一种美好的品质，“香消”二字是双声，读来，更是从语音上让人感到怅然。这句话中，有这么多美好的词语表示美好的事物，中间仅有的两个动词却是“消”和“残”，于是在这种珍贵美好的品质与消逝和摧伤的哀感的重复出现之中，这两句词所写的荷花、荷叶之零落、凋残的景象，就具有了一种象喻的意味。

至于词的富于联想的特质，在于最初的《花间》词所形成的“双性人格”。为什么那些小词，写的是女子梳妆，却给人以其他的联想呢？“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为什么就给人丰富的联想，联想到人生呢？我认为，《花间》词中的女性形象，是作为主体，作为一个主体的人，在感受，在表达。而作者却是男性，所以读者就会把词中所写的“画眉”“照镜”都联想成是作者的托喻。所以说，小词之容易引发读者联想，是由于小词中的双重性别。

而王国维以联想说词，乃是以作品的文本所传达的感发作用之本质为依据的。所谓“感发作用之本质”，这是我自己所杜撰的一个批评术语。我以为对作品中“感发作用之本质”的掌握，是想要理解王国维词论中的“境界”及“在神不在貌”诸说的一个打通关键的枢纽。王氏之所谓“境界”，并不指作品中所表现的作者显意识中的主题和情意，而是指“作品本身所呈现的一种富于兴发感动之作用的作品中之世界”。由此而言，只有伟大的作家，才能在作品中创造出这样的世界。

●在谈到《现代观》的主旨时，您曾说该文“就是想从一个较广也较新的角度，把中国传统的词学与西方近代的文论略加比照，希望能藉此为中国的词学与王国维的词论，在以历史为背景的世界文化的大坐标中，为之找到一个适当而正确的位置”。

■我以为，真正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价值，并不是由眼前现实物欲的得失所能加以衡量的。近世纪来西方资本主义过分重视物质的结果，也已经引起了西方人的忧虑。198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名叫布鲁姆（Allen Bloom）的教授，曾出版了一册轰动一时的著作，题目是《美国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arican Mind）。作者在书中曾提出他的看法，以为美国今日的青年学生在学识和思想方面已陷入了一种极为贫乏的境地，而其结果则是对一切事情都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见解。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实在是一种极可危虑的现象。

至于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处，我个人以为也就正在其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的富于联想、活泼开放、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关于这种功能，西方的接受美学也曾经有所论及。按照西方接受美学中作者与读者之关系来看，则作者的功能乃在于赋予作品以一种足资读者去发掘的潜能，而读者的功能则正在使这种潜能得到发挥的实践。而且读者在发掘文本中之潜能时，还可以带有一种“背离原意的创造性”，所以读者的阅读，其实也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往往也就正是读者自身的一个演变和改造的过程。而如果把中国古典诗歌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色实在是以这种兴发感动之作用为其特质的，所以《论语》说“诗可以兴”，这正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宝贵的传统。

我相信，宇宙间确有一种属灵的东西，我不但相信，而且感觉得到，也体会得到。

●您近些年花了很大力气教儿童学习中国古诗词，几年前还在天津出版过一本有声读物《与古诗交朋友》，您做这些工作，主要是精神寄托，还是认为这项工作有实际的效用？

■我这个人不需要假借任何外物来寄托我的精神。我做这些工作，还是觉得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在精神和兴发感动的生命，不应该中断，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越来越不受重视的今天，通过认真地学习古典诗词，可以让传统获得一种新的生命力。

●您方才曾说，您认为顾随先生平生最大的成就，在于“他对古典诗歌的教学讲授”，这种讲授“纯以感发为主”，是“源于知识却又超越于知识以上的一种心灵之智慧与修养的升华”，这是否也是您所追求的目标？1948年3月，您南下之际，顾先生曾有诗相赠，云：“蓼辛荼苦觉芳甘，世味和禅比并参。十载观生非梦幻，几人传法现优昙。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此际泠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多年来，您在讲台上讲授古典诗词，让人联想到顾随先生。

■我之喜爱和研读古典诗词，本不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在这一份感发生命中，曾经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怀和修养。所以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我一生经过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来，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度，与我热爱古典诗词的确有很大关系。现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为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认识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的功用，这自然是一件极可遗憾的事情。如何将这些遗憾的事加以弥补，原是我这些年来的一大愿望，也是我这些年之所以不断回来教书，而且在讲授诗词时特别重视诗歌中感发之作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虽然我也自知学识能力都有所不足，恐终不免有劳而少功之诮，只不过是情之所在，不克自已而已。

我女儿说，唐诗宋词是我妈妈最爱的，她一生都在与诗词恋爱，而恋爱的人总是年轻的。我一生经过几次大的打击，我最早受到的一次打击是1941年母亲的逝世。那时我的故乡北平已经沦陷四年之久，父亲则远在后方没有任何音信，我身为长姊，要照顾两个弟弟，生活在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沦陷区，困难可以想见。第二次则是1949年外子在台被拘。第三次是1976年3月，大女儿言言和女婿宗永廷遇车祸罹难。其实苦难并不只这些。当年，我在台湾很多学校兼课，每天下课回来，胸部都隐隐作痛，好像肺部的气血精力全部耗尽，连每一呼吸都有被掏空的一种隐痛，还要以未曾做好家事的负疚的心情，接受来自于夫权的需求和责怨。我那时对于一切全都默然承受，这还不仅是因为我过去在古老的家庭中，曾接受过以含容忍耐为妇女之美德的旧式教育而使然，也因为当时我实在再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可以做任何的争论了。

而在这一段生活中，我最常记起来的，就是静安先生用东坡韵咏杨花的《水龙吟》词的头两句：“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我以为自己便也正如同静安先生所咏的杨花一样，根本不曾开过，便已经零落凋残了。不过我的性格中却另外也有着极为坚韧的一面，我可以用意志承受许多苦难而不肯倒下去，更不愿在不幸中接受别人的怜悯和同情。因此多年来我未曾向任何人透露过我不幸的遭遇，而外表上也一定要保持住我一贯的和愉平静的表现。

●这与您信仰宗教是不是有关系？因为宗教使人谦恭。许多人虽然知道您在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方面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您在上个世纪50年代信仰了基督教。作为一位成长于中华传统文化，并且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最深刻体认的中国人，作为一位真正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您为什么选择了信仰基督教？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我接触宗教很晚，我们家也都不信教，而且也从不和信教的人来往。上大学以后，顾随老师讲课，经常引用禅宗语录，使我对佛教开始有了一些兴趣，后来就自己找来《传灯录》看。上大学时，曾有广济寺的和尚讲《妙法莲华经》，我去听过，多年以后，我给赵朴初老先生写的一首词里，还提到这件事。1946年初，我在报上看到消息，说某教堂有个春节布道会，我就跟一个亲戚去听。记得那个教士姓毕，是个女的。我当时听了毕教士的所讲，觉得有道理，心里也有些感动。当时，我并不知道教士、牧师在布道的时候，也在传教，发展信徒。那天毕教士就说，刚才有谁听了我讲的，心里受了感动的，请举起手，站到前面来。我这个人一向诚实，当时确实受了感动，就举了手，又站到了前面，但当时并未接受洗礼。其后，我正式接受洗礼是在台南，1954年春天，我和我先生一起接受了洗礼。不久小女儿言慧出生，周岁时自然也接受了洗礼。我也曾做过“主日学”的教师，教最小一班的孩子，讲《圣经》的故事，也在姊妹会讲过。但是我女儿小慧总说我是不虔诚的基督徒。

其实，我开蒙读的书就是《论语》，《论语》对于我做人的思想影响巨大。当时听到“朝闻道，夕死可矣”，被深深地吸引，心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怎么有那么重要，以至于宁可死去。总之，我相信，宇宙间确有一种属灵的东西，我不但相信，而且感觉得到，也体会得到。我这个人天生注重精神、感情，不注重物质、身体，也许这是个缺点。但我生性如此，也只好把缺憾还诸天地了。顾羡季先生曾说：“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一个人只有在看透了小我的狭隘与无常以后，才真正会把自己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一种人生境界。诗歌的研读，对于我，并不是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受访者单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所  300071；访问者单位：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中华读书报社  100050）

（本次访谈得到张候萍女士、安易女士的热诚帮助，特此致谢！）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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