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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凌｜文
引子
三年多以前，我披露了一群女人们在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里的遭遇，引发不少关注。其后劳教制度被废除，这些女人也都走出了劳教所的高墙。
告别高墙和半世纪的劳教制度后，她们的生活，似乎获得了新的可能性。
但是现实并非如此乐观，她们以后的生活大多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上访之路并未就此终结，而身体却往往累积了沉疴，其中不少与劳教期间的超强劳动和体罚虐待有关，导致她们的生存越来越艰难。
三年过去，当初我采访的主要人物之中，好几位身患癌症已至晚期，有的已经离世。有的在获得一定的处理补偿之后，又遇到了二次伤害，多数人仍奔波在上访路上，还有人再一次走进高墙。
面对几位当事人已离世或不久人世的现实，我想把她们的现状记录下来。她们的上访诉求，有些可能难以解决，她们的性格可能已经被生活扭曲，但她们的生活困难和身体疾病，像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值得关注，这是我在几年之后再次提笔的原因。
盖凤珍
2016年4月12日，最后一次走劳教所的高墙三年后，盖凤珍去世了。
几年以前，我在北京南郊民房里第一次见到盖凤珍，她拄着拐杖，直不起腰。原因是她的腰多年前因口角被人踢坏过，有残疾证明，以后又在劳教所里的艰苦劳动和体罚中加重。她最初的上访原因就是腰部被踢坏。她高挑的个子不得不弯下来，牙齿也嚼不动桌上的东西，当时她从马三家劳教所里出来时间不长。以后的几年中，她的身体状况一步步恶化。
2013年，盖凤珍因为输卵管癌做手术，切除了一个肾。2015年她拿手中拐杖砸坏了阻挡她去见巡视组的沈阳警察的鼻子，被判伤害和妨碍公务入狱，以后由于咯血办理监外执行。2015年8月，在沈阳市肿瘤医院，盖凤珍确诊为肺癌晚期，已经全身转移。妹妹和朋友描述她当时的病情，“吐血拿盆接”，佝背戴镣铐坐轮椅去就医。
以后盖凤珍在北京和沈阳两地求医，“药吃了无数”，总费用达到了40多万，部分由自己承担。治疗没有明显的效果，盖凤珍全身疼痛，“没有一天不疼”。因为四五年前离婚，又无子女，只有妹妹能照顾她。最后一次住院，政府部门负担了医药费用。
患病的晚期，盖凤珍头发近于掉光，全身起水泡，痒痛难忍，无法穿衣服。去世之后，由公安机关和社区送去殡仪馆，但是并没有火化，原因是盖凤珍生前留下了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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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去世前一个月立下的遗嘱要求，在她二十余年的上访诉求没有得到“合理、合情、合法的说法”之前，任何人包括亲属都无权火化她的遗体，“必须有一个合法的说（法），还我一个公道后，才能入土为安！”
在一张狭窄的床上，浑身水肿的盖凤珍无法穿裤子，只在裆间裹着一块遮羞布，手举着遗书，眼目紧闭，肿胀发亮的两腿和遗书上四处捺的血红一样令人惊心。这张遗照，是盖凤珍留给世界最后的影像。
盖凤珍去世后一周，政府部门和社区一起找到她的妹妹，商量火化适宜。由于这份遗书，妹妹没有在火化单上签字，盖凤珍的遗体因此一直停在殡仪馆的冷库里，冷冻费用由政府负担。
郝威
2016年的盛夏，我在南郊桓兴医院里再次见到郝威，起初并没有认出她来。由于化疗，她的头发掉光了，癌肿四处扩散，身上有很多鼓包，完全消失了那份艺术家的气质。
当初郝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艺术家，主业是油画和雕塑。她是由于购买一幢没有按时交付的商品房，莫名地走入上访人员队列，又与劳教所、看守所结缘的。
2015年8月，郝威发现肚子疼，到医院做b超，说是尿道结石，用机器碎石治疗不成功，又吃中药，仍旧疼痛。春节之后到北京昌平中医院做CT，才发现并非尿结石，而是肾肿大，最后在协和医院经过穿刺，才确诊为淋巴癌晚期，被安排到桓兴肿瘤医院治疗。但在住院之前，郝威又被当地警察带回大连，住在宾馆十几天，耽误了病情。
直到四月份，才开始正规治疗，一连六次化疗疗程。七月份我在医院见到郝威时，她的床头挂着第三次化疗的药瓶，一天要挂七八袋各种药水，头发掉光，恶心，记忆力下降，手哆嗦，浑身无力，“看我现在还成，说不定哪天嘎嘣了”。
郝威的身上，四处是扪摸得到的癌肿，肋部的轮廓达到十几厘米，凸出很明显。脖子前包着一副绷带，是化疗用的植入枕头，要携带半年。通常是在手臂上埋针，但郝威贫血，血管太细，损害会更大。
每次化疗的花费一万多元，前期检查的费用也达到每天一万多元，所有的医疗费用来自于亲戚救助。
眼下郝威的指望，是卖掉地处昌平马池镇白浮村的一处房子，这是父母名下早年购买，留给郝威的。
眼下郝威奔波在南郊医院和这幢顶北边的房子之间，一同奔波的还有走出校门不久后的女儿梦影（化名）。在这幢空荡凌乱的三层房子里，随处堆叠的油画和触手可及的雕塑品，与药品以及成堆的上访材料杂陈，显示了郝威人生的裂痕，只是前者已经蒙尘。
郝威的油画中，有一个“受伤者”系列，主题是头部缠满绷带的女性，只露出嘴或眼睛，有时带着泪痕，背景包括十字架、长城，也有云朵和小鸟。梦影说，这是母亲在走出劳教所之后画的。起初，她的眼里只有怒火、仇恨和恐惧，“连一个给我的拥抱都没有”。以后在女儿劝说下慢慢平静下来，开始画这个系列。曾经想画满一百幅，却被严重的抑郁症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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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发作之时，郝威兼有狂躁和沮丧的症状，经常陷入被迫害的想象，狂躁时很亢奋，抑郁中又几度试图自杀。今年6月初，郝威再次出走想自杀，梦影跟上去，说要死一块死。最后因无钱被出租车拒载。
郝威手臂上有多处割腕伤痕。十八岁那年，梦影就目睹了母亲割腕。这和上访之前的母亲是不同的。那以前，虽然是单身母亲，郝威却是个能干漂亮的妈妈，设计过大楼、风景区的建筑，画画之外，唱歌跳舞诗朗诵都在行，一人带着女儿去新加坡打工，又为了女儿的身体从那里回来。
“小时候在大连，我最幸福的记忆是放学回家，妈妈在画画，进家门能闻到画布的油漆味。妈妈给我炸香椿饼，我学唱歌，屋子里充满了声音和香气。”虽然缺少父亲，梦影却从未觉得有多大损失。爸爸在梦影的世界里几乎不存在，只有高考后妈妈想要爸爸按离婚协议支付一些学费，让梦影打了唯一一次电话，那个中年男人在电话里教育了梦影一通，却没有拿出钱来。
十八岁那年，差二个月参加高考，这样的日子对梦影一去不返。那天梦影和妈妈一起上街，却莫名遭到了一群制服男子的殴打，原因可能是误以为她们去上访。当梦影试图保护母亲时，拳脚不留情地落到了她地身上。她从没想到过“保护我们的叔叔”会冲自己扬起拳头。现存的一张照片上，被打伤的她和妈妈分别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眼神空洞，“从那刻开始，世界完全变了”。
她觉得自己和所有的孩子都不一样，慢慢地也和母亲一样患上了迫害妄想症，分不清现实中的危险和想象的界限，人生也离开自己当初在大连学艺术的梦想，一步步走上低落的曲线。在沈阳上大学期间，一次次孤身冒着风雪去荒凉的马三家探望母亲的过程，成了她记忆中难以抹去的沉重底色。
26岁的她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什么朋友，神情郁郁寡欢，这和她旧照片上开朗的笑容适成对比，昨天曾有的幸福像是一个童话。
眼下梦影总算找到了一份儿童书插画的工作，但只是刚刚入门，陪伴母亲看病和照料起居的任务不断妨碍着她。在一次母亲化疗期间，梦影带着笔记本电脑在病房工作，却被前来探望母亲的“访友”碰落，电脑磕坏一角，梦影在病房伤心地大哭起来。
日常相处中，梦影尽力尝试着安慰母亲，譬如郝威化疗失去头发之后，梦影说“要不我也剪个光头陪你”，还在家里中麦苗给妈妈打青汁喝缓解脊椎疼痛。母亲对治病失去希望时，梦影说“妈妈你是走出了马三家的人，什么样的痛挺不下去”。但很多时候，母女处于情绪僵持的状态中，一句平常的话就会引起争吵和崩溃，亲情被持续的焦虑和抑郁消磨殆尽。情绪冲突的顶点则是母女手上分别的几次割腕伤痕，“不觉得疼，抑郁把感觉消除了”。
化疗的效果并不明显，郝威想要出国用好药治疗，负债累累的她，唯一的可能是卖掉房子，却乏人问津。对于电视和网络上偶尔看到的癌症痊愈奇迹，她会兴奋，而梦影也谈到一个星光大道节目上抗癌成功的事例。她也时常劝说母亲再度拿起画笔，在内心深处，她希望“画笔能带来奇迹。”
梅秋玉
第一次见到梅秋玉的时候，她租住在南郊一间异常黑暗的平房里，两旁的杂物堆得顶满了屋顶，只余一条甬道。在这个狭小几乎不透光的空间里，有一股泡菜味儿，来自于梅秋玉腌的几大坛泡菜。梅秋玉带着两个孩子，和在临终关怀医院护理病人的丈夫生活在这里。她有一张南方女子清秀的脸，不寻常的是额头的两条竖纹，和不小的烟瘾。这是上访和劳教生活带给她的印记。
湖北女子梅秋玉的上访路原自于计划生育，先后遭遇强制堕胎和数次拘留与劳教，因堕胎染上多种严重的妇科病，婚姻也在外来干预下破裂，本人漂泊异乡，以后又怀着身孕被送入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她的遭遇得到了全国妇联的关注，在国家信访局和国家计生委介入下，最后达成有关部门补偿她一百余万元的方案。
第二次见到她，境况已大为改善。她搬到了大兴区西红门村，在那里的贵都公寓和宝祥居小区各买了一套40平米左右的小产权房子，用的是前述的国家补偿款。梅秋玉在这里买房子的原因，是方便一双儿女上学，此前女儿5年换了5家打工子弟学校。出于长期上访给家庭带来损害的义务感，梅秋玉也对婆家的生活进行张罗，给一直未嫁的丈夫姐姐找了一门湖北老家的亲事，办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梅秋玉住在贵都公寓，宝祥居的一套则是留给第一次婚姻的大女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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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身体落下了长年的病痛，包括贫血、妇科病，腿脚在劳教所里被踩伤，心脏病加重，她还是对未来产生了希望。玻璃缸里养了几条金鱼，桌上还摆着给两次婚姻的几个孩子分别买的黑曜石，防止自己万一心脏病发走了，留个念想。
但没料到房子在小产权上出了问题。近年北京开始扩建南苑机场，梅秋玉房子所在的两处楼盘正好处于规划区，面临拆迁。和众多业主一样，梅秋玉发现，小产权和二手房的现实，让他们得不到稍微像样的补偿，当初购房的成本也面临大幅亏损。
梅秋玉的房子是从先前的业主手上买的，已经产生了不少加价，还缴纳了十万元的装修连同家具折算款。按照开发商的清退方案，她只能得到退回房屋的原始价格，还要减去房屋已居住年限的折算价格，先前业主的居住年限也计算在内，装修款则全部不考虑。原始合同价仅为11万元，而梅秋玉的买价是38万元。宝祥居的房子更是经过了四手。住户无法接受，当初卖出房子的村委会避而不见，到法院诉讼归于失败，梅秋玉和众位住户不得不面对开发公司的强拆，保护住所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取代了其他一切念想。
小区遭遇断水断电，梅秋玉想到了小区内的一眼深水井，她和邻居们一起买来发电机，抽水储存到楼顶的罐内使用。抽出的井水泛绿，生着一层苔藓，但这已胜似相邻小区的居民用可乐瓶子外出找水。
晚上的照明用充电电瓶连上插头解决。屋里没有暖气，冬天原本买了电暖气，断电后只好用煤炉子。宝祥居因为烧煤球炉子引发了两起居民煤气中毒身亡事故，其中一人是代理住户起诉开发商案件的律师。宝祥居的拆迁因此停顿。
小区的大门和变压器都成了争夺对象，业主们日夜看守大门，仍然被强拆者撞坏拖走两次。梅秋玉也是看守大门的一员。有一次拆迁方半夜拆掉大门之后送给了收废品的，第二天梅秋玉去西红门派出所报了案，业主们四处寻找，收废品的人不敢要，把大门扔在一处废墟里，业主们在警察的见证下把大门扛了回来，重新安上。派出所民警知道梅秋玉过去的遭遇，对她颇有另眼相待之意，但对于补偿事宜他们亦无从介入。
参与彻夜值守中，五岁多的小儿子在家中害怕，梅秋玉只好坐在走廊上，一边眺望大门的动静，尽一份义务，一边安抚屋里睡觉的孩子。
梅秋玉和邻居们的这场抗拆，看起来很难成功，大楼里已经接受协议搬走的住户，门窗被敲烂，甚至影响到房屋的主体结构。楼下已经搬迁的裙房门面被打砸一空，张着残缺的豁口，立柱也残损不堪。
附近已拆迁的几幢住宅楼则成一片堆叠的废墟，梅秋玉和邻居们仍在坚持的楼房，孤立在几处庞大的废墟中间，不知道还能存在多久。眼下，开发商对留守对住户们提起了诉讼，要求判决当初的购房合同无效。一旦法院支持了这个诉求，梅秋玉们可能面临司法强拆。
一个熟人对梅秋玉说，“梅呀，你是刚过黄河，又跳了井。”
赵李刘朱
2016年春天，赵敏来北京见我的时候，她的牙齿有一半已经掉落了。想为她拍个手机照，她嫌不好看，强行让我删除了。但她保留着掉落的牙齿。
赵敏的一颗门牙是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被强行灌食时脱落的，以后几颗牙齿陆续松脱，镶了假牙，但在2015年9月去辽宁省高法申请行政再审的过程中，被一名叫王野的男子打坏了四颗假牙，赵敏为此绝食，以后被公安局送到医院治疗。
此后，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受理了赵敏报称被他人殴打的案件，一直到眼下，仍在进行伤情鉴定的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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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牙齿脱落之外，赵敏患有严重的淋巴结增生，医院曾建议其穿刺活检，以确定是否癌变，但赵敏一直没有做。多次绝食经历让她患上了严重的胃炎，也没有做胃镜排除癌变。
李平早年遭遇了医疗事故，和盖凤珍一样腰部直不起来，这也是她上访的起源。她还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关节炎，只能佝偻折腰行。在劳教所里，她由三级肢残加重为二级。走出劳教所后病情恶化，她已经不能来北京，在沈阳老家养病，日常坐着轮椅由亲属照顾。
刘华和拉板车的丈夫一起生活在北京，她以前的身体比较壮实，但近两年心脏病日趋严重，行走时双腿打颤，浑身浮肿，却由于贫穷无法正规治疗，只能吃中药拔火罐。访友王玉萍讲，最近一次刘华曾去吕村看望她，回去之后就发病，叫救护车送医院急救。
另一位“教养院同学”胡秀芬，本身是三十余年教龄的小学教师，在文革中被迫害失去工作，以后又屡遭不公，在教养中被体罚导致指尖和双腿麻木，眼下更是神情恍惚，总担心被人打，怕和旁人彼此连累，同伴说她“精神状态有点问题，人看上去特别憔悴”。
胡秀芬曾经给我打过两次电话，电话中的她声音听来格外小心翼翼，又怀着惴惴的希望，她反映的恢复教师工作和分配住房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决。
小学教师出身的她，唯一的长处是写材料，她将几十年来的坎坷遭遇，吐露在了字迹密麻、厚度远远超出别人的上访材料中。
在众位走出马三家的女性中，朱桂芹是身心状态最让人担忧的，她曾因患结核性脑膜炎造成脑梗，又在教养院中落下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精神疾患，继续上访中有言辞上的过激表现，2015年她在走出劳教所大门之后又因寻衅滋事罪名被捕，其后经历了发回重审的过程，目前仍在服刑。
存在五十余年的劳教制度已经作古。但它留下的后遗症以及习惯性伤害，并不会自动消失。走出马三家之后的女人们，余生仍旧很难摆脱高墙内经历带来的阴影。或许，她们从来没有真正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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