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有重于泰山与轻于鸿毛之分，死是长眠却仍有做梦之虞。
若个人基于真诚而负责的愿望，在自我决定下放弃生命，是否与国家权力相抵触，是否凌驾于国家保护义务之上？
《世界奇妙物语》脑洞大开，颁布了一部“法律”——
自杀者再利用法
促成自杀的动因多种多样，自杀的实现条件也是错综复杂，但总体来说无外乎来自于两大因素：脆弱的内心与外部压力。特别是外部因素，更深深影响了决意自杀人的选择。
自杀悲剧从古至今不绝于世，即便是在现今高度民主与法治的社会环境中，自杀行为仍屡屡发生。由于岛国自杀人数居高不下，再给亲人带来悲痛的同时，更是给政府的善后事宜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促成自杀的动因多种多样，自杀的实现条件也是错综复杂，但总体来说无外乎来自于两大因素：脆弱的内心与外部压力。特别是外部因素，更深深影响了决意自杀人的选择。
如果是因为无意义的外部因素选择自杀的人，将被政府回收。
简单说，就是自杀者成为“抛弃无主物”，国家回收后，自杀人不再作为具有思想的人，生理上仍然存活，却成为国家支配的物品，就是按照安排，从事各种高危工作，直到生理上死亡为止。
他们从事的工作包括：
1.提供身体内脏做实验。
2.为新研制的药剂做临床实验，喝了有毒药剂就可达成心愿。
3.替代人质和绑匪交换。
4.在布满致死病毒的空间拆除炸弹。
每一个工作任务都是九死一生，几乎没有生存概率。
欠了300万外债选择自杀的男主，被回收后经历了多次任务，看过了一路同行难友多人死亡后，改变了自杀念头，却也不得不面对“下次任务”的死亡要约。
当莎翁落笔写下“生存还是死亡”的内心独白时，想必他已经徘徊于“默默忍受残暴命运的矢石”与“拔剑与这苦难的命运相争，经过斗争清除苦难”这两种选择的之间久矣。
我国刑法典中的故意杀人罪是指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可见，自杀行为并不为罪。这样的规定反映了在道德与现实内核里，我国精神内核上对于生死的价值坐标。
如果处罚自杀，极容易跨越界限，将法律审判变为道德审判。从对高贵而有尊严的生活的追求，到对独立人格和面子的追求，中国的自杀所遵循的是游离于法律外的社会规范和道德，支撑他们做决定的基础是中国千百年积淀的对生命的基本态度。
曾经在我国一度热议的“安乐死”入罪与否的争议，从某种程度上看，反映了中国社会亟待法律认同有尊严生活的选择权。最终法律对安乐死的沉默与否认，并非否认有尊严的生活，而是法律特有的封闭性与保守型与中国传统文化、近现代自由观相结合后的抉择，这种抉择恰恰与当下社会的价值观相一致。
对一种德行、生命意义的认同暗含了对其他的否定，道德为人生划定了最高的“善”的境界，也是评价自杀的标准。刑法并非不考虑行为评价的社会道德标准，只是刑法的标准是“恶”的标准，是行为的最低层次的标准。
例如将抚养非血缘关系的子女，“善”的境界是“程婴救孤”，承仁义之志，受天下命运之托；“恶”的标准就是收买并养育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刑法尊重个人对人生境界的不同认识，个人可以决定自己如何生活。
但是，我们仍看到现实中有很多与自杀相关的行为受到刑法的制裁，这是国家保护生命义务的必然。只是需要具体分析在具体情况下，个人自决权与国家保护权之间的调和关系。自杀是行为人出于自由意志的决断，并未侵犯他人的任何权利。
因此，刑法未将此行为犯罪化。但是，对于其他介入自杀的行为人，国家保护权则不应再沉默。
在我国，对于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定性处理，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我国并没有向其他国家，对此类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另一方面，现实中又经常出现对“教唆、帮助”自杀的刑事判决，引发理论争议。
因此，有必要对教唆、帮助自杀行为在我国的法律规定予以明确规定，分析现有的法律规定能否使相关案件得到合理解决，是否需要刑法予以评价。
死亡是命运的终结，并不仅是生命的消失。人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过日子的好坏未必取决于人的选择，但是为人处事的道德高度，则是可以选择的。特别是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更在某种程度上，比苟且偷生要高贵的多。
作者：假装开心顾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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