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塞尔苏斯之谜

“早在 1611 年，当英国诗人约翰 · 多恩（ John Donne ）在其著作《依纳爵的秘密会议》（ Ignatius his Conclave ）中以讽刺方式将 16 世纪知名人物投入地狱时，哥白尼与帕拉塞尔苏斯就首当其冲，紧随其后的是马基雅维利与哥伦布。”——近代以降西方智识王国的最大变动就是普遍的、全方位的 “负典化” ，这反过来必将极大程度地激起地球土著 “正典” 保守势力的全方位反动斗志。东亚吃瓜群众所能期待的是，500年后，这场崇高的、以 西半球 为主战场的悲剧斗争结束以后，人类文明的等级将再上一层楼。

——阿提卡野话按

▲帕拉塞尔苏斯，据传为丁托列托（Tintoretto）所作

在《魔法与实验科学史》第五卷中讨论 16 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帕拉塞尔苏斯主义时，林恩 · 桑代克（ Lynn Thorndike ）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这段时期科学史所感到的困惑：

这确实是思想史中一处令人沮丧的对比，同时也悲哀地展示出人类缺少从虚假与空想中检测真实与严肃的能力：同样的半个世纪拒绝消化和接受《天球运行论》的可靠证明，却积极吞咽着帕拉塞尔苏斯及其追随者不计其数的粗制滥造和毫无条理的著作。不仅如此，在《天球运行论》中可能最为人欣然接受和广泛采纳的观点是关于二分点进动中一处不规则情况的错误教导。不过这有占星术方面的吸引力，正如帕拉塞尔苏斯的著作具有神秘论的感染力。尽管如此，哥白尼生前远比帕拉塞尔苏斯更受尊重，而且人们鼓励并催促他发表著作，而帕拉塞尔苏斯却被禁止或阻碍出版其诸多作品。为什么准备接受托勒密体系的哥白尼式调整的人如此之少，而准备接纳帕拉塞尔苏斯对希波克拉底及盖伦医学的反叛的人却如此之多？如果说当时解剖学的进展已经动摇了人们对盖伦的信念，那么同样可以说，当时的地理学发现已经揭示了托勒密地理学的缺陷。

作为哥白尼（ 1473-1543 ）的同时代人，帕拉塞尔苏斯（ 1493-1541 ）在现代的知名度远远低于这位日心说的提出者和 “ 科学革命 ” 的始祖。然而，尽管二者生前都默默无闻，在他们去世后的一个世纪内，帕拉塞尔苏斯的名字却远比哥白尼更为家喻户晓。实际上，将哥白尼与帕拉塞尔苏斯相提并论并非桑代克的创造：早在 1611 年，当英国诗人约翰 · 多恩（ John Donne ）在其著作《依纳爵的秘密会议》（ Ignatius his Conclave ）中以讽刺方式将 16 世纪知名人物投入地狱时，哥白尼与帕拉塞尔苏斯就首当其冲，紧随其后的是马基雅维利与哥伦布。 16 世纪末，斯特拉斯堡的编年史作家斯派克林（ Daniel Specklin ）引用占星术士约翰尼斯 · 利希腾伯格（ Johannes Lichtenberger ）对 1517 年的预言，将帕拉塞尔苏斯与马丁 · 路德和丢勒（ Albrecht Dürer ）并列，认为三者分别代表了宗教、医学和艺术领域的革新。

可以说，帕拉塞尔苏斯的幽灵始终徘徊在 16-17 世纪的西欧之上，尽管后来他被逐出了科学的殿堂，人们对他的种种想象也从未停息。勃朗宁（ Robert Browning ）和施尼茨勒各有一部以他为主人公的剧作，柯本海尔（ Erwin Guido Kolbenheyer ）更凭借以帕拉塞尔苏斯生平借喻德意志民族精神的三部曲著作五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被现代神秘论者尊为大师，被科学史家提名为 “ 最伟大和最难以捉摸的医学史人物 ” 之一，被精神分析学派当作先驱与灵感的源泉，被纳粹宣传为日耳曼的代表和象征。不仅如此，帕拉塞尔苏斯还曾被称为占星术士、生物学家、生物化学家、矿物学家、人类学家，甚至精神病学家；在权威的科学史杂志中，帕拉塞尔苏斯甚至同时出现于 “ 科学 ” 与 “ 伪科学 ” 两个分类之下。

▲《帕拉塞尔苏斯》，罗伯特·勃朗宁著

那么，帕拉塞尔苏斯到底是谁？为什么帕拉塞尔苏斯会在近代早期拥有如此显赫的声名，又为何会为后世留下充满矛盾的记忆？这些可能并不是一篇文章能够解决的问题。不过，一些初步的历史考察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此人，以及他深深纠缠于其中的那个时代。

帕拉塞尔苏斯其人

帕拉塞尔苏斯，又名特奥弗拉斯图斯 · 冯 · 霍恩海姆（ Theophrastus von Hohenheim ），医生威廉 · 博巴斯特 · 冯 · 霍恩海姆（ Wilhelm Bombast von Hohenheim ）之子，于 1493 或 1494 年生于瑞士小城艾因西德伦（ Einsiedeln ）。由于资料缺乏，他早年的生活与教育经历已难以详细考究，但可以推测，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对他的智识取向有重大影响： 1502 年，由于施瓦本战争（ Swabian War ）爆发，帕拉塞尔苏斯的父亲携全家搬到了奥地利城市菲拉赫（ Villach ）。在那里帕拉塞尔苏斯接触了福格尔（ Fugger ）的矿区和学校，这使他获取了大量采矿业、化学及医学方面的直接观察与知识。帕拉塞尔苏斯从 14 岁起便过上了一种旅行家 - 学者（ journeyman-scholar ）的生活。他始终反感于当时大学中的论辩式医学教育，尽管他可能于 1509-1511 年在维也纳取得学士学位，并于 1513-1516 年游学于意大利，但除他自己的口头辩护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曾在费拉拉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也并无任何直接证据，即帕拉塞尔苏斯曾受教于以研究魔法秘术著称的斯庞海姆（ Sponheim ）修道院院长特里特米乌斯（ Johannes Trithemius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帕拉塞尔苏斯接受的早期教育可归结为两条主线，一是对矿区自然环境及当地疾病的直接经验，二是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对 “ 大全式智慧 ” （ pansophia ）的追求。两者都深刻影响了他的精神面貌，也使他跻身于以斐奇诺、皮柯、特里特米乌斯、阿格里帕等人为代表的文艺复兴自然魔法（ magia naturalis ）传统之中。

▲两幅十分流行的帕拉塞尔苏斯肖像，后世多仿照这两幅肖像进行创作。前者中的人物衰老疲惫，充满忧愁；后者则相传为鲁本斯所绘，人物形象丰满，双目有神，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别无二致。

由于缺乏文献根据，帕拉塞尔苏斯青年时期的旅行经历大多基于后人的推测甚至臆想。虽然帕拉塞尔苏斯曾经在著作中提到早年从医于低地国家、那不勒斯及丹麦等地的经历，但并无证据表明他曾像传说中那样游历包括西班牙、英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及俄罗斯在内的整个欧洲，同样也无法证明他曾游历土耳其及中东地区。他可能于 1517-1524 年作为随军医生参与了欧洲许多地区的战事，从而能够游历斯堪的纳维亚、普鲁士、鞑靼以及近东地区。有证据表明，帕拉塞尔苏斯曾于 1522 年在威尼斯作随军外科医生，而这一职位在当时更有可能由独立医生担任，而不是通常依附于大学、城市或赞助人的医学博士。

在结束这段长期游历之后，帕拉塞尔苏斯于 1524-1525 年短暂居留于萨尔茨堡（ Salzburg ）， 1526 年居住于斯特拉斯堡。而后，他于 1527 年抵达巴塞尔，在那里治愈了著名人文主义出版商弗罗本（ Johannes Froben ）的腿疾，从而得到伊拉斯谟和厄科兰帕迪乌斯（ Oecolampadius ）的保荐，获得在巴塞尔行医和教授医学的资格。然而，聘请帕拉塞尔苏斯讲学这件事并未咨询巴塞尔大学校方的意见，而帕拉塞尔苏斯又拒绝出示相关文凭以履行入职程序。不但如此，他还拒绝依照大学要求讲授希波克拉底与盖伦的医学，而用自己的亲身经验取而代之，同时使用德语而非拉丁语进行授课。在 6 月 24 日，他甚至将阿维森那的《医典》（ Canon ）投入篝火付之一炬。他易怒和不妥协的性格冒犯了大学的传统教条，得罪了普通的药房执业者，也消磨了本来对他友善的赞助人的耐心。随着弗罗本于 1527 年 10 月去世，他的学生开始公然取笑他的教导，而他向市议会提出的抗议则被搁置一旁。最终，由于在一场医药费诉讼中侮辱法官，帕拉塞尔苏斯不得不将财产托付学生后匆忙逃离城市，而这时他在巴塞尔只停留了不到一年，这也标志着他在巴塞尔短暂辉煌的终结。

帕拉塞尔苏斯在巴塞尔的经历几乎成为了他随后在其他城市遭遇的模板：当他抵达一座城市时，他的声名会吸引大量的听众；他能够治愈其他人无法处理的疾病，并获得有权势之人的友谊；然而好景不长，他很快就被权威、同事、学生甚至过去的朋友厌弃，为了逃避入狱或死刑，他总是抛下财产，匆忙又秘密地离开。除他自身的性格外，他对一项中世纪医学教条的冒犯也使他不可避免地与同僚处于冲突之中，这项教条即内科医生（ physician ）与外科医生（ surgeon ）的截然区分。传统医学中内科医学主要研究理论，而外科则仅仅被视为工匠式的职业，因此内科医生在智识等级上被认为更加优越。帕拉塞尔苏斯却认为，病人所需要的是治愈疾病，而非医学理论，后者是只有医生才应该关注的问题。事实上，内科医生的理论是通过外科实践产生和检验的，因此外科与内科医生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帕拉塞尔苏斯本人一向被同时代人看作外科医生，而他在书中则总是自称 “ 内外科医学博士 ” （ doctor der beider Artzney ），这种对固有秩序的挑战也使他难以得到同行的认可。

▲《麦粒之书》与《奇迹之作》，首次出版于1565年

离开巴塞尔后，帕拉塞尔苏斯辗转于今德国、瑞士、奥地利及波西米亚地区，他的代表性理论著作也大多完成于这段漂泊生涯之中。 1529 年，他因反对用愈创木（ guaiac ）汁治疗梅毒而冒犯了垄断愈创木贸易的福格尔（ Fugger ）家族，不得不离开纽伦堡，来到小城贝拉茨豪森（ Beratzhausen ）。在那里他撰写了《麦粒之书》（ Paragranum ），阐述了他的新医学理论的基础，即哲学、天文学、炼金术和德性 “ 四大支柱 ” 。值得一提的是，在 1529 年出版的占星术论著中，他第一次自称 “Paracelsus” ，尽管在医学著作中仍倾向于沿用本名。根据研究， “ 帕拉塞尔苏斯 ” 这个名字似乎并非意味着对古罗马名医及百科全书作者塞尔苏斯（ Aulus Cornelius Celsus ）的 “ 超越 ” 或挑战，因为帕拉塞尔苏斯本人从未提到过这种意义，而且其同时代人也没有表达过这种观点。 “Para-” （意为伴随或超越）这一前缀之所以被帕拉塞尔苏斯反复使用，可能是由于他希望使自己区别于同时代的 “ 伪教士 ” 或 “ 伪医生 ” 。另外，德国神秘主义者也偏好使用 celsus 一词以及与之相关的 “excelsus” （崇高）及 “celsitudo” （高度）等词汇来描述神或表达对高深程度的体验。

1531 年，帕拉塞尔苏斯在圣加仑（ St.Gallen ）撰写了《奇迹之作》（ Opus Paramirum ），完整表述了他的基本医学理论。 1533 年，他在瑞士小镇阿彭策尔（ Appenzell ）完成了论述矿工疾病的作品，这是第一部对职业病进行识别和系统研究的医学文献。 1536 年，帕拉塞尔苏斯在乌尔姆（ Ulm ）和奥格斯堡出版了他的《大手术》（ Grosse Wundarzney ），该书很受欢迎，在出版后第二年就进行了加印。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中，他穿越巴伐利亚和波西米亚地区，并途经克恩顿（ Kärnten ），在此期间构思和创作了理论思考的集大成之作《大天文学》（ Astronomia Magna ）。他生命中最后的作品是献给克恩顿地方权威的《结石病之书》（ Das Buch von den tartarischen Krankheiten ）、《申辩七书》（ Sieben Defensiones ）及《谬误医生的迷宫》（ Labyrinthus medicorum errantium ）三部著作，写于 1538 年。 1541 年 9 月 24 日，帕拉塞尔苏斯于萨尔茨堡逝世。他一生撰写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医学、哲学、神学、圣经评注以及社会政治问题，但其中绝大多数并未在生前发表。

帕拉塞尔苏斯学说的兴起与流传

如果帕拉塞尔苏斯仅仅是一个举止怪异、居无定所，最后死于贫病交加的江湖郎中，那么关于他的故事似乎已经可以画上句号了。但历史却如他自己所预言的那样将这位 “ 医学家的路德 ” 推上了声名的顶峰。被称为 “ 帕拉塞尔苏斯复兴 ” （ The Paracelsan Revival ）的现象可借助其著作出版史的一些数据而得到更清晰的描述：据苏德霍夫（ Karl Sudhoff ）的详尽统计， 1527-1557 年以特奥弗拉斯图斯 · 冯 · 霍恩海姆或帕拉塞尔苏斯之名出版的所有著作共印行了 38 版，而帕拉塞尔苏斯逝世之前（ 1527-1539 ）这些著作只印行了 23 版。这些生前出版的著作绝大部分是一些为大众参考用的占星手册，而医学著作则屈指可数，其中只有《大手术》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因此，在帕拉塞尔苏斯去世时，他仅仅以通俗占星术士与外科手术参考书的作者闻名于世。然而，在 1560-1658 年这将近一百年间，帕拉塞尔苏斯著作的出版数量发生了爆炸式的增长，苏德霍夫记录了至少 345 个不同版本，而这个数字还并未包括各个地理区域的单独统计。 20 世纪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帕拉塞尔苏斯于 16-17 世纪在欧洲各地的影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他的医学和自然哲学观念在欧洲各地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与讨论。帕拉塞尔苏斯学说的流传区域以德语区为中心，西至英国、法国，北至瑞典、丹麦，南至意大利，东至波兰和奥斯曼帝国，堪称一种真正的泛欧洲思潮。

▲一份17世纪手稿，证明帕拉塞尔苏斯的思想在当时已传入阿拉伯世界

就直接原因而言，帕拉塞尔苏斯学说在欧洲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支持者坚持不懈地出版、翻译和传播他的著作。帕拉塞尔苏斯去世后，其未刊著作的手稿大都由他的学生约翰内斯 · 奥珀利努斯（ Johannes Oporinus ）保管。自 1560 年起，亚当 · 冯 · 博登斯坦（ Adam von Bodenstein ）、亚历山大 · 冯 · 苏和腾（ Alexander von Suchten ）、迈克尔 · 托克希特斯（ Michael Toxites ）、雅克 · 戈厄瑞（ Jacque Gohory ）、热拉尔 · 多恩（ Gerard Dorn ）等人获取了这些手稿，他们不仅编辑出版了大量帕拉塞尔苏斯以德文写就的著作，而且将其中许多作品译为拉丁文，因而极大地扩展了帕拉塞尔苏斯思想的受众。

▲胡瑟尔编辑出版的帕拉塞尔苏斯外科手术论著集，扉页图中帕拉塞尔苏斯被置于维吉尔和至尊赫尔墨斯之上

1575 年，巴塞尔出版商彼得 · 佩尔纳（ Pietro Perna ）出版了包括 26 部帕拉塞尔苏斯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合集，这部两卷本著作的篇幅已达到 1700 页；到 1589 年，帕拉塞尔苏斯的各种著作已有二百多个版本流传于世。同年起，胡瑟尔（ Johannes Huser ）开始编辑帕拉塞尔苏斯的著作全集，十卷本科学、医学及哲学著作于 1591 年出版，两卷本外科手术著作集分别出版于 1603 与 1605 年。至 1658 年，当时流传的帕拉塞尔苏斯的著作已全部译为拉丁文结集出版。在 16 世纪帕拉塞尔苏斯思想的传播过程中，值得一提的人物还包括莱昂哈特 · 涂奈瑟尔（ Leonard Thurneysser ）、彼得 · 塞维里努斯（ Peter Severinus ）、约瑟夫 · 杜歇纳（ Joseph Duchesne ）、托马斯 · 墨菲特（ Thomas Muffet ）及奥斯瓦尔德 · 克罗尔（ Oswald Croll ）。这些作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帕拉塞尔苏斯的学说进行了论述、阐释及整合。

▲克罗尔的著作《化学大教堂》（Basilica Chymica）扉页

促使追随者大量出版帕拉塞尔苏斯著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许多人确实利用帕拉塞尔苏斯的治疗方法治愈了疾病，这使他的医学著作成为各类医生研读和参考的对象，无论这些医生是否支持新的化学药物，他们都希望能找到新的方法应对欧洲层出不穷的新疾病。其次，帕拉塞尔苏斯生前所发表的占星术著作和他对炼金术的论述吸引了当时欧洲学者的注意，无论是他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一致将他看作隐秘科学领域的大师。最后，帕拉塞尔苏斯著作中独特的基督教观念将他置于 16 世纪新教改革思想氛围的中心，这一点对于理解帕拉塞尔苏斯思想的接受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德国赫尔墨斯”的诞生

虽然帕拉塞尔苏斯时常语出惊人，自称 “ 医学家的统领 ” （ monarcha medicorum ）及 “ 医学家的路德 ” （ Lutherus medicorum ），他本人却并不尊重古代权威，也没有在生前发表的著作中将自己与古代传统联系起来。而随着其后世追随者的宣传与鼓吹，帕拉塞尔苏斯的声名逐渐与传说中的埃及先知至尊赫尔墨斯（ Hermes Trismegistus ）联系在一起。

1560 年之后，许多早期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为他们敬仰的大师安上了各种各样的称号，如 “ 医学家与哲学家之王 ” （ Medicorum et Philosophorum facile Princeps ）及 “ 医学家与哲学家之最 ” （ Medicorum et Philosophorum Summus ）等等，而帕拉塞尔苏斯与赫尔墨斯的类比也始于这一时期。 1562 年，奥特海因里希伯爵（ Pfalzgrafen Ottheinrich ）宫廷图书馆管理员汉斯 · 基利安（ Hans Kilian ）在为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格奥尔格 · 费德罗（ Georg Fedro ）撰写的诗歌中将帕拉塞尔苏斯与赫尔墨斯相提并论，这可能是二者首次明确建立关联。基利安称赞帕拉塞尔苏斯在医学、炼金术和魔法方面有极高造诣，以至于能够与赫尔墨斯及传说中的所罗门王 相提并论。五年后，巴尔塔萨 · 弗勒特尔（ Balthasar Flöter ）也在当时出版的帕拉塞尔苏斯著作集中写诗作颂：

Corpore talis erat Theophrastus, is alter Apollo:

Haud feret Apelles, pectore qualis erat.

Ipse Lepram, Phthisin, Podagram, Hydropem, abtulit:

Ceu Hermes, Dium fundere nouit Azoth:

Doctor Doctorum doctissimus, arte medendi,

Qualibet ac Sophia, quam Philotechne colis.

这位特奥弗拉斯图斯的躯体仿佛阿波罗再世：

然而甚至阿佩莱斯也无法描绘其灵魂的品质。

他驱走麻风、结核、痛风、水肿：

如同赫尔墨斯，他发现了神圣的水银。

在一切学者中，他最为博学，在医学

以及每一种你这爱技艺者所钻研的智慧中都是如此。

1570 年，迈克尔 · 托克希特斯（ Michael Toxites ）编辑出版了帕拉塞尔苏斯的著作《大教义》（ Archidoxa ），他在这部书第一部分《论自然哲人的酊剂》（ De Tinctura Physicorum ）的标题中首次赋予了帕拉塞尔苏斯 “ 三重伟大 ” （ Trismegisti ）的称号。而在帕拉塞尔苏斯著作影响日益增加之时，反对和抵制其思想的论战也随之兴起，这使帕拉塞尔苏斯的追随者更加注重增强其导师与古代权威的精神联系。托克希特斯于 1574 年出版的《专名释义》（ Onomastica ）中写道： “ 凡研究赫尔墨斯及相近哲学家作品的人，都尤其应当钻研我们的帕拉塞尔苏斯的著作 ” （ Qvi in Hermetis Trismegisti, et similium Philosophorum, inprimisque Theophrasti Paracelsi nostri scriptis versantur ）。次年，由彼得 · 佩尔纳出版的《论瘟疫的起源》（ Vom vrsprung der Pestilentz ）一书中， “ 三重伟大的日耳曼人 ” 已明确无误地出现于标题之中；而同年出版的魔法书 “Arbatel” 则将赫尔墨斯与帕拉塞尔苏斯并列为 “ 奥秘之父 ” 。 1590 年后， “ 三重伟大的日耳曼人 ” 这一称号随着胡瑟尔所编辑的帕拉塞尔苏斯全集广为流传，而 17 世纪初时， “ 赫尔墨斯第二 ” 以及 “ 德国赫尔墨斯 ” （ Teutschen Hermete ）的称号也已出现，这些称号随后便以各种组合和演变的形式流行开来。

▲17世纪初绘制的帕拉塞尔苏斯肖像，“Trismegistus Germanus”

在 17 世纪有很多文献明确地将帕拉塞尔苏斯、赫尔墨斯及玫瑰十字会视为相互关联的人物和事件。埃尔戈特 · 丹尼尔 · 柯尔伯格（ Ehregott Daniel Colberg ），一位对赫尔墨斯主义持反对态度的德国神学家，在《柏拉图 - 赫尔墨斯式基督教》（ Das Platonisch-Hermetisches Christenthum ）一书中便谈及真正的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都追随赫尔墨斯，且帕拉塞尔苏斯本人也被称为 “ 三重伟大的日耳曼人 ” （ Trismegistum Germanicum ）。 1694 年，德国医学教授约翰 · 路德维希 · 哈内曼（ Johann Ludwig Hannemann ）在《至尊赫尔墨斯 - 帕拉塞尔苏斯之卵》（ Ovum Hermetico-Paracelsico-Trismegistum ）中将赫尔墨斯与帕拉塞尔苏斯视为炼金术 - 化学历史上的两大伟人，前者是 “ 炼金术士的始祖和炼化技艺的大师 ” （ omnium Chemicorum Pater et Chrysopeae Artifex primarius ），后者则是 “ 赫尔墨斯再世及炼金术秘义的统领 ” （ redivivus Hermes ac omnium mysteriorum Chymicorum Monarcha ）。很明显，在近代早期的语境中帕拉塞尔苏斯被当作赫尔墨斯式学说和思想在当代最为重要的代表。

▲哈内曼， 《至尊赫尔墨斯 - 帕拉塞尔苏斯之卵》（ Ovum Hermetico-Paracelsico-Trismegistum ）

显然，帕拉塞尔苏斯是广义的 “ 赫尔墨斯主义 ” 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帕拉塞尔苏斯本人被其追随者尊为 “ 德国的赫尔墨斯 ” ，而且他的著作对唤起近代早期学者在魔法、炼金术及占星术等隐秘科学的兴趣起到了极大影响。这种关联带来了双重作用：一方面，近代早期帕拉塞尔苏斯声名的起伏不可避免地与赫尔墨斯及其背后的 “ 古代神学 ” 传统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帕拉塞尔苏斯本人学说的真正面目逐渐也被一层赫尔墨斯式的面纱所笼罩，后世读者越来越惯于透过某种本身便已十分模糊的 “ 赫尔墨斯主义 ” 的滤镜去理解这位传奇式的历史人物，这使帕拉塞尔苏斯的真实形象愈加扑朔迷离。

帕拉塞尔苏斯与“诺斯替主义”

如果说帕拉塞尔苏斯与赫尔墨斯在声名方面的密切联系是一种有迹可循的建构过程，那么帕拉塞尔苏斯与赫尔墨斯主义在思想层面上的亲缘性则更为精微。粗略地说，这种亲缘性集中体现于二者之中共同的诺斯替式（ gnostic ）思想要素。佩格尔（ Walter Pagel ）将帕拉塞尔苏斯思想中明确可被鉴别为 “ 诺斯替式 ” 的观念总结如下：

1. 对元素性物质世界和造物的悲观式评价，视之为某种卑劣之物，或如排泄物一般（ “ 恶的丰集 ” ： πλήρωμα τῆς κακίας ，地狱）；

2. 将救赎性的最高神与星界德牧革（ demiurges, “ 统治者 ” ： archontes, διοικητής ）的下层权威相区分，后者对创世负责；

3. 从非被造的物质之中的分离（ separatio ），与 “ 无中生有 ” 的创造形成对比；

4. 将水视为普遍物质，及魔鬼或巨兽（ Behemoth ）的王座；

5. 亚当的创造来自八个部分；八种天文学及哲学；八位母亲； “ 幽暗之火 ” ；中间性身体；作为锻造者的行星；沃坎（ vulcani ）及德牧革等低级创造者的愚笨。

这些 “ 诺斯替式 ” 观念充斥于帕拉塞尔苏斯关于疾病和自然的论述之中，而在托名帕拉塞尔苏斯的伪作中尤为明显。尽管帕拉塞尔苏斯终其一生都是天主教徒，但他与 16 世纪的激进改革（ radical reform ）思想有更多亲缘关系。他的宗教观念与同时代精神论者塞巴斯蒂安 · 弗兰克（ Sebastian Frank ）及卡斯帕尔 · 施文克菲尔德（ Caspar Schwenckfeldt ）多有不谋而合之处，而后世的瓦伦廷 · 魏格尔（ Valentin Weigel ）与雅各布 · 波墨（ Jakob Böhme ）则沿神秘主义路径将这些观念发扬光大。正如他在医学上与传统彻底决裂，帕拉塞尔苏斯的神学观念反对体制，强调自由性灵，在许多特定教义上与正统教会和主要新教派别格格不入。帕拉塞尔苏斯的追随者们则对这些 “ 异端 ” 思想几乎全盘接受，多恩、魏格尔及波墨等人的著作可为此提供明证。在亚当 · 哈瑟迈尔（ Adam Haslmayr ）、本内迪克图斯 · 费古路斯（ Benedictus Figulus ）及玫瑰十字会运动的推波助澜下，帕拉塞尔苏斯著作中的宗教意涵逐渐显著于世， “ 圣特奥弗拉斯特 ” （ Theophrastia Sancta ）成为帕拉塞尔苏斯在 17 世纪的头衔。

尽管帕拉塞尔苏斯的神学作品在 16-17 世纪并未出版，但同时代人很快就敏锐地觉察到其观念与古代异端的亲缘性：早在 1561 年，格斯纳（ Konrad Gessner ）就将帕拉塞尔苏斯称为早期基督教异端阿里乌（ Arius ）的追随者。近代早期反对帕拉塞尔苏斯主义的人物也集中强调其思想中的诺斯替主义意涵：埃拉斯图斯（ Thomas Erastus ）将帕拉塞尔苏斯与包括术士西蒙（ Simon Magus ）、马克安及瓦伦提努斯（ Valentinus ）在内的诺斯替主义者相提并论；塞内特（ Daniel Sennert ）则直言不讳地将帕拉塞尔苏斯关于无数疫病种子（ seeds of disease ）散落世界各处的观念称为 “ 摩尼教的 ” （ Manichean ）。 1643 年，加尔文主义神学家克里斯蒂安 · 贝克曼（ Christian Beckmann ）在《神学操练》（ Exercitationes Theologicae ）一书中将帕拉塞尔苏斯和魏格尔与托马斯 · 肯皮斯（ Thomas à Kempis ）、约翰内斯 · 陶勒（ Johannes Tauler ）及保罗 · 劳腾萨克（ Paul Lautensack ）等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人物相提并论，并明确批判魏格尔与弗拉德等人的 “ 诺斯替式 ” 幻想。前文提到的德国神学家柯尔伯格则提出一种更为全面的观点：近代早期的激进宗教派别，包括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魏格尔主义者、玫瑰十字会运动、波墨主义者、重洗派（ Anabaptists ）、施文克菲尔德主义者；以及从奥利金（ Origen ）与伪狄奥尼修（ Dionysius Areopagita ）到埃克哈特大师和《德意志神学》（ Theologia Deutsch ）的作者所代表的神秘主义神学，都属于改头换面的诺斯替主义者。这种观点尽管难免过于极端，却仍然说明这些思潮使同时代人不可避免地回想起了古代曾一度被完全镇压的异见与学说。甚至这些著作利用此类词汇谴责与批判帕拉塞尔苏斯主义的语气，也使人不禁回想起早期基督教教父塑造和抨击 “ 诺斯替主义 ” 的方式。

▲17世纪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宣传画

帕拉塞尔苏斯思想中诺斯替式观念的起源是一个难以考察的问题，因为他在著作中基本上从未对任何古代或现代作者进行引述或讨论，这与同时代言必称权威和传统的主流大相径庭。无疑，帕拉塞尔苏斯的思想植根于德语地区的神秘主义传统和同时代的哲学 - 宗教思潮，如宾根的希德嘉 、《圣三一之书》以及基督教卡巴拉主义等在帕拉塞尔苏斯处都有可感知的回响。然而，如果接受某种 “ 生存性危机 ” 与诺斯替式思潮之兴起的相关性，那么我们就会注意到，帕拉塞尔苏斯思想的兴起与流行与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所经历的种种危机与困境可能有紧密的联系。

晚期中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与生存方面都经历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唯名论神学所引发的思想危机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学者构思神、世界与人之关系的方式；另一方面， 14 世纪中叶达到顶峰的黑死病大爆发与 1378-1417 年前所未有的天主教会大分裂在肉体和精神上都给予了世界沉重的打击。而到 15-16 世纪时，由宗教纷争、战争、饥荒及瘟疫组成的 “ 天启四骑士 ” 开始肆虐欧洲：内有宗教改革引起的教派林立与血腥厮杀，以及梅毒等前所未见的新疾病的散播；外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基督教领地的长期讨伐与威胁，这使整个欧洲社会处于极为沉重的压力之下。对末世来临的恐惧、对天启意象的沉迷、对拯救和超越的渴望以及对新生理想世界的向往充斥于 16-17 世纪人们的意识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诺斯替式思潮兴起与流行的可能性相对更大，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以拯救为指归的宗教思想，并且以彻底拒斥此世为特征。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似乎能更好地理解另一个相关的历史事实，即 15 世纪之后西欧炼金术文本数量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这是因为沉潜于主流自然哲学之下的各种秘传学说是与诺斯替主义具有亲缘关系的知识形态，而对于诺斯替主义来说，知识与拯救不可分割，并且真正的知识是获得拯救的唯一通途。《赫尔墨斯文集》中所叙述的通过 “ 知识与虔敬 ” 达到回归的方式，正是这种诺斯替式态度的经典反映；而在古代晚期，赫尔墨斯式的神学观念与魔法、炼金术、占星术等实践已经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后者通常被认为研习前者的必经之路。炼金术士佐西莫斯（ Zosimos of Panopolis ）是这种联系的代表人物，他将普通的炼金术操作过程与赫尔墨斯主义的教义结合起来，并赋予它精神性的意义。佐西莫斯之后，炼金术对于提纯和完美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与某种诺斯替式的宗教基调联系起来，而在 12 世纪阿拉伯炼金术被重新引入拉丁基督教世界后，人们已经逐渐赋予炼金术的叙述一种 “ 拯救史 ” 的意义。出现于中世纪晚期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炼金术文本被归于拉蒙 · 鲁尔（ Ramon Llull ）、维拉诺瓦的阿诺德（ Arnald de Villanova ）及鲁佩西撒的约翰（ Johannes de Rupescissa ）等人名下，而这些神学家或者曾是医生（如鲁尔与约翰），或者曾作为预言末世的先知（如阿诺德）。对基督教传统中的炼金术士而言，耶稣作为医生、预言者及拯救者的特殊身份使他成为哲人石的完美象征，而由于被赋予同样的拯救意义，炼金术与医术及预言间存在紧密关联，它可被视为一种实在的、操作性的预言，通过实验事实彰显真理，达到拯救。炼金术的追求与对基督再临的向往之间的密切联系，也使炼金术在 14-15 世纪以来的天启主义 和末世论运动中兴盛一时。

▲“隐秘哲学”：17世纪炼金术著作扉页

无疑，帕拉塞尔苏斯属于他的时代。他既深深浸淫于中世纪晚期炼金术传统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同时代人路德所发起的宗教改革的影响，这两股思潮某种程度上都属于对其时代生存性危机的回应，其中往往存在清晰可辨的诺斯替式观念。在严格意义上我们无法称帕拉塞尔苏斯为一位 “ 诺斯替主义者 ” ，然而一方面他与他的思想继承者属于 16 世纪最具有诺斯替式特征的群体之一，另一方面他本人也从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思想背景和生存处境中继承了诺斯替式的观念资源与动机。当帕拉塞尔苏斯声称自己是 “ 医学家的路德 ” 时，他或许清晰地意识到了自身对世界之善恶的构想与对拯救的渴望与这位神学家有深刻的一致性。对于这种 “ 诺斯替式心态 ” （ Gnostic attitude ），布洛克（ Roelof van den Broek ）有准确而清晰的刻画。或许从这种心态的角度出发，更有助于人们理解帕拉塞尔苏斯主义思潮与其时代的关联，及其超越时代的象征意义：

人类的本质性核心来自于神圣世界，它被囚禁于物质世界之中，且必须从那一世界解放出来，从而返回其本源。这并非某种理论性的哲学结论，而是一个事关生死的生存性问题：我来自神，我分有他的本质，我必须返回他那里，但我被困于这种物质实在之中，我已疏离了我的本源，我需要救赎。

▲玫瑰十字会运动重要著作《克里斯蒂安·罗森克罗伊茨的化学婚礼》（ Chymische Hochzeit Christiani Rosencreütz ）扉页，其铭文“Scientia Immutabilis”与上文胡瑟尔版帕拉塞尔苏斯著作扉页的铭文完全一致。

（感谢“西方神秘学评论”慨允转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