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按：
本文系我友新华社记者操风琴2017年所撰，获授权转来此地，原文标题取独秀先生诗句（见下文）。
我每次想到独秀先生，总是会不由自主想起聂绀弩先生咏豹子头林冲的两句：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
天寒岁暮归何处，涌血成诗喷土墙！
身处艰难气若虹——晚年陈独秀
操风琴
在重庆采访之余，我来到主城区百余里之外的江津，拜谒陈独秀旧居。
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将关押了五年的陈独秀从南京监狱提前释放。此时的陈独秀已是家破人亡——陈乔年、陈延年牺牲后，陈独秀的前后两任妻子高晓岚、高君曼和长女玉莹都因悲伤过度而陆续离开了人世。
带着患难妻子潘兰珍，陈独秀出南京，奔武汉，颠沛长沙，流落重庆，在江津的鹤山坪安顿下来，清苦自持四载，最终在穷困和孤寂中客死在这异乡的土地。
独秀旧居离城区尚远，蒙蒙细雨中车子在泥泞的盘山道上九拐十八弯，终于停在半山坡上一座石墙围合的院落前。
这是幢青竹环抱的三进平房，占地约五亩，围墙由一块块巨大的条石砌成，故被称为“石墙院”。上世纪九十年代，江津政府出资把居住在这里的几十户居民陆续搬迁出去，整修后将其辟为“陈独秀旧居”。
一遍遍，我徜徉在这冷清安静的院落里，沉思，怀想。
陈独秀夫妇避难到重庆前，他的世交好友邓仲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伯父）在江津开了一家诊所，邓力邀独秀先生来他家居住，但邓仲纯的悍妻却担心受陈独秀牵连而拒客于门外，进而恶语相向（陈独秀写给三子松年的信中也如此记载：“幸亏你们与祖母未同来，竟遭邓太太拒之门外”）。
一生傲气的陈独秀哪里受得了这种侮辱？“若不碍于行李拖累，定然马上重返重庆”（陈独秀致松年信）。幸有江津乡绅杨学渊仰慕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旗手、五四运动总司令”的名声，盛情邀请他位于鹤山坪的祖屋石墙院居住，他担心陈独秀无功不受禄，就以修订杨氏家谱、整理先人遗稿之名相邀。
在石墙院里，我久久伫立在陈独秀生前居住的两间偏厢房里，室内光线昏暗，泥地面潮湿阴冷，只有一床、一桌、一椅，简陋之极，隔壁的耳房里陈设有他们夫妇躬耕垄亩的农具，一如当年……
陈独秀与党的历史上另一位悲剧人物瞿秋白是何其相似！----同是没落的封建士绅家庭奔出的叛逆者，同是中国近代史上学贯中西的文化奇峰，同是在热爱的治学兴趣与政治责任之间义无反顾选择后者，同是以书生之肩担负起人类解放的道义……
两人又是多么的不同：秋白柔弱，被排挤出党的领导核心后，抱着病体默默隐忍迫害，承受对他“最无情的斗争”，甚至对妻子这“最亲爱的人”都不肯吐露内心的痛苦；独秀刚烈，一巴掌被打翻在地后，拍案而起，奋起反击强诿于他的种种罪名。
但党的这两位早期领袖生前却都未能逃脱“被自己的人按住了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的悲剧命运，身后更是长期一个被污为“叛徒”，一个被指为“汉奸”！
好在历史并不永远都是政治的婢女。
近年来陆续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表明：1923至1927年间,苏共（联共（布））政治局就中国共产党的各种问题开了122次会,做了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决议，事无巨细遥控指挥年幼的中共。
在权势如日中天的斯大林眼里，中共不过是个胎毛未净的“中国支部”，而陈独秀以“支部书记”身份之低微，一次次与以斯大林为核心的共产国际进行抗争！
大革命期间，陈独秀抵制共产国际的决定，反对加入国民党，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危急关头也曾部署反蒋计划，但被斯大林压服，陈独秀再反抗、斯大林再压服……，直到南昌起义前夕，莫斯科还十万火急发来斯大林亲自决定、布哈林亲笔签字的电报,反对中共武装暴动！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一败涂地。
但是，一切责任都推向陈独秀，一切错误都给了陈独秀。
中国“托派”元老王凡西在其《双山回忆录》中写道：“陈独秀这个人，不管他有怎样的弱点，但他毕竟是一只雄狮，人家可以打败他，甚至可以杀死他，但你休想叫他乖乖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将全部责任往陈独秀头上一推。陈独秀如果肯和斯大林合作来串演这出悲喜剧，自认全部错误，以来洗清斯大林的罪过，那么，陈独秀不仅可以在共产国际当要人，而且多半还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
偏偏陈独秀不是个软骨头的政客，偏偏他撞得头破血流还要独立思考，终于陷入被多方夹击的困境，不，是绝境！
悲剧拉开帷幕。
陈独秀一生东奔西走，反满清，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老子党”，反法西斯，反“托派”
……
，八次被通缉，四次坐监牢。1937年最后一次获释时已是一身疾病、心上有“无数伤痕”的老人。
他去往何方？
去延安？不能！
出狱流落到武汉后，董必武代表党中央出面，让他写份书面检讨，就可重新安排回中央，陈独秀傲然：“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确难从命。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后很快被党声称是“日本人每月给300元津贴”的汉奸（延安《解放》杂志1938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