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事纠纷日益增多，执行难问题逐渐凸显。在此背景下，律师在执行业务中的作用愈发重要。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各国解决执行难的方法，为我国律师行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民事强制执行法》从提出制定，到草案发布，历时20余年。在2024年5月全国人大发布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中，《民事强制执行法》被列为继续审议的法律案，随后7月15日出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24年第四号）显示，已终止审议该草案，原因是审判权与执行权怎样分离的争议。
就整体而言《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以下简称《执行草案》）的一些规定，相较德国、日本和韩国有其特色。
例如，国际上往往将采取间接强制执行排在较后的位置，并有限制，《执行草案》则将间接执行提到与直接执行相当的位置；日韩负责执行的公务人员，工资来自当事人、执行所得，以此提高履职积极性，而《执行草案》明确了律师调查令，鼓励当事人、律师有所作为。
民事执行程序中，一般有三种程序可选择：直接强制执行、间接强制执行和代替执行。
其中间接强制执行不同于其余两种，它不直接对执行标的执行，而通过对债务人的财产或者人身处以一定程度不利益的方式——对债务人施加心理压力，来促使其自行履行判决内容。因此间接强制通常被严格限制，是一种有限的作为补充的执行方法。
间接强制措施通常包括强制罚款和拘禁。在德国，民事间接强制执行罚款最高限额为25万欧元，拘禁最长为两年。另有两种具当地特色的制度，代宣誓保证和债务人名簿制度。这些措施用金钱处罚、限制自由，或向法官宣誓、将自己负债不执行的情况公之于众，对被执行人施加精神压力，迫使其尽早履行执行义务。
这种方式在德国适用范围较窄，且程序严格。它只适用于不得不采取该措施时，且执行法院在采取强制措施前，必须对被执行人充分讯问，防止出错。
德国法律要求，不能对债务人进行威胁、恐吓，还规定了一些不适用的特定情形，如，对因执行拘留使健康受到显著危害的债务人，不得继续拘留；对官员、公立学校教师等执行拘留时，应先通知上级主管机关。
中国最早的间接强制执行措施有四种：罚款、拘留、迟延履行金和迟延履行债务利息，这些出自1991年《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2008年该法的修正案中，又增加了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等措施。
2022年，单独立法的《执行草案》公布。其中对间接执行措施做了大量规定，包括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罚款拘留等。间接执行的范围，可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执行案件，其与直接执行地位相等，这在国际上较罕见。
其中关于拘留和罚款的条款备受关注。法院可根据逃避执行行为（草案中列举了十余种）的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予以15日以下的拘留，并能在拘留期结束后再次拘留，但累计不能超过6个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认为，拘留最长15天代价太小，“被执行人忍一忍可能就过去了”，另有委员则担忧，拘留措施可能有被滥用的风险。
罚款是“日罚款制度”。对不履行执行义务的被执行人，罚款金额为每日10万元以下，对组织的罚款金额为每日100万元以下。有法院执行人士觉得，这一创新举措有利于打击拒不执行行为，但过犹不及，按最长罚款180日算，个人最多可被罚1800万元，组织最多可被罚1.8亿元。如此或造成执行困难，或对债务人造成过重经济负担。“有过度依赖金钱惩罚的嫌疑。”
虽然国际上对间接执行多持审慎态度，但日本即因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加强了对此方式的使用。
日本民事执行法源于德国，在1979年制定民事执行法时，对间接执行的态度，也沿袭了德国的特定与有限原则，认为其有违对人格的尊重，和程序经济原则。且如果债务人对间接执行命令仍不执行，还是要用直接执行的方式。
到80年代末，因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的金融、不动产市场萎靡，市场上存在大量不良债权，民事执行案件不断增多。同时，债务人投机取巧，利用法律过分保护个人隐私等形成的漏洞对抗执行。
在此背景下，日本更加重视对间接强制执行的使用。2003、2004年日本修改民事执行法时，将间接强制执行的适用范围两次扩大，缓解了执行难的问题。
激励措施上，在日本、韩国，其执行主体的薪资，皆来自执行所得和当事人，以此调动他们履职的积极性。
日本的执行机关主要包括执行法官和执行官。执行官属于法院的公务员，职责主要是执行动产，并执行法官的命令实施拍卖，他们的薪酬来自执行所得。
韩国的民事执行制度，基本以日本民事执行法为蓝本制定，执行的主体是执行官，它来自法国的执达员制度，该制度被德国仿照，后传到日本，再由日本引进到韩国。
执行官属于国家公务员，从事有行政权属性的民事执行工作。他们来源多元，不仅法官可以担任，检察、行政机关的相关人员也可从事。他们受法院领导监督、指挥，也能受当事人委托，从事部分执行工作，如催告、动产拍卖等。
执行官向债权人收取代理费获得收入。当执行官行使“预期利息追缴、诉讼费用裁判、保全物拍卖”的职责时，除代理费，还可再向当事人收取佣金。
并且审执深度分离，执行官可独立设置更接近执行现场的办事处，提高执行效率和灵活性。
而其缺陷在于，行政化色彩浓厚；执行官四年的任期太短，且不能连任，不利于保持执行官队伍的专业化。
《执行草案》则侧重于调动当事人和律师的积极性。
其中确立了律师调查令制度，如果法院无法通过网络信息平台查询到财产，且律师客观上无法自行调取的，申请执行人可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调查令；持调查令的律师，有关组织和个人应当协助，拒不协助将承担罚款、拘留等责任。
这一措施早在2011年就开始在各地方法院实施。但由于缺少法律统一规范，在实践中有地方不认可律师调查，或不认外省调查令。
国内长久存在的执行难问题，
有学者认为，执行难包括主管和客观两方面，客观的因素是非执行人员造成的，如被执行人的财产难以查找，主观的难是，因执行人员拖延、懈怠，违法违纪造成的执行失范。
2021年11月，最高法举行执行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整治阶段性进展发布会上提到，除执行程序中面临的客观难题，还有“一些执行人员消极懈怠，未穷尽必要的合理的执行措施就以终本方式结案，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