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是祭奠爱国诗人屈子（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的日子。
惟楚有才，格隆也常以身为楚人为傲。“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楚地，从来是英雄辈出的地方，屈原正是其中一个几乎没有争议的完美形象。但绝少有人会知道，其实这节日，不单是屈原一个人的荣耀。至少有另一个楚国人，应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获得同样的尊崇，只是历史装扮的需要，被搁置在了历史的尘埃与阴影中。
他叫伍子胥，比屈原早生220年。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历来就存在着四种说法：源于纪念屈原；源于纪念伍子胥；源于纪念孝女曹娥；源于古越民族图腾祭。后两种说法，基本不会有人当真，但被屈原本人称作“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的伍子胥，却是当之无愧的祭祀对象：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受太宰谗言，赐剑令伍子胥自杀。子胥“乃告其舍人曰：「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死。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於江上，午日以粽奉之（《史记》）”。所以《荆楚岁时记》也记载：“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
在伍子胥被逼自杀207年后，另一个楚国人屈原选择了投汨罗江而亡。时间相隔了两个世纪，但离世的理由是一致的：都是因为爱国。
同是爱国，同是君王昏聩，同是慷慨赴死，屈原的爱国，倍显婉转凄凉与无奈，而伍子胥的爱国，却显得如此悲壮高亢，桀骜不驯——也正因此，在很长时间内，“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的伍子胥，是不待见于主流史籍的。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和楚王一样，芈（mǐ）姓。“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但也正因为如此，“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昏庸的楚怀王听信毁谤，自公元前313年始，先后两次将屈原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
自此之后直到投江的长达35年的时间，屈原事实上已远离楚国政治中心，此后再无参与国事的主动作为。但其忧国之心未改，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62岁的屈原悲愤交加，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当今主流用语）。
在格隆看来，屈原更像一个逆来顺受，忧心国是，悲情吟哦，幕后旁观的诗人，而不是横刀立马，迎难而上，血荐轩辕的践行者。
伍子胥是后者。
同样面对昏君，同样面对国事飘零，伍子胥都是既不盲从，更不旁观，攘臂以上，“生能酬楚怨，死可报吴恩（范仲淹）”。
伍子胥（公元前559年—公元前484年），名员，字子胥，楚国椒邑（今湖北监利县黄歇口镇）人，春秋末期著名军事家。伍子胥之父楚平王太子建之太傅，和其长子伍尚一同被昏聩的楚平王无端杀害。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成为吴王阖闾重臣。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带兵攻入楚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吴国则倚重伍子胥等人之谋，西破强楚、北败徐、鲁、齐，成为诸侯一霸。
彼时的楚平王昏聩无道，在听信宠臣费无忌建议夺太子建之妻后，费无忌为绝后患而进谗：「太子太傅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可以其父质而召之，不然且为楚患。」楚平王言听计从，王使使谓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则生，不能则死。（《史记》）”
同是面对昏君的无道，屈原选择了忍辱顺从，流放吟诗——这或许与屈原的皇族身份有关，他不可能象战国时那些怀才不遇的侠客一样各国游走，也与他认可的“君即国，国即君”，爱国即须爱君，反君即反国的逻辑有莫大关系。
伍子胥呢？
平王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史记》）
最后的结果是，兄长伍尚束手待毙，被执就戮，原因是：“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而“使者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逃亡）。奢闻子胥之亡也，曰：「楚国君臣且苦兵矣。」（《史记》）”
面对无端杀父兄的楚国昏君，伍子胥的选择是：贯弓执矢向使者——这是拒捕，绝对的大逆不道。
兄长伍尚这样的，是传统文化里典型的爱国：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中国传统文化里一贯强调上智下愚，待人标准上，更宽宥君王和苛刻臣子互为表里。岳飞以“莫须有”罪名被缢死于风波亭，千百年来，众多看客只是不痛不痒地骂骂秦桧罢了，没几个人觉得岳飞束手待毙有何不妥。太多的学者专家在忽悠民众，教他们单方面无私奉献：君可以不仁，但臣不能不义。
而伍子胥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正史垂青，恰恰是因为楚国昏君无端杀他父兄之后，他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选择逃跑与反抗。千难万险跨越国境，在吴国辅佐吴王阖闾，富国强兵。伐楚，五战而破楚都郢(现湖北江陵纪南城)，时平王已死，子胥掘其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吴王夫差即位之后，子胥为大将，又大败越军于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建立不世之功，吴亦成诸侯一霸。
但伍子胥的爱国逻辑从未更改，并如出一辙：心中有国，无君。子胥大败越军后，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劝告，中勾践美人计，同意越国求和。子胥毫不留情面地谏言：“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左传》）。”吴将伐齐，越王勾践率文武朝见夫差，并贿赂吴王及其左右，吴人皆大喜，惟子胥独惧，说：“豢(养)吴也!”并坚劝夫差停止伐齐，灭吴为先。
吴太宰嚭与子胥有隙，且收越贿赂，因谗曰：「今王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谢，详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愿王早图之。」吴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史记》）
面对一首打造的强盛国家可能走上败亡之路，这次伍子胥没有逃离，而是“从容作楚囚”，采用了“死谏”：“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死。夫差闻言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这一天是农历五月五日。
9年后，越灭吴。
显然，绝孝纯忠，战而能用，节而能守的伍子胥打仗、战略、强国，都是一等一的好手，但专制君主们一定不喜欢伍子胥这样的人：因为伍子胥的绝孝是无条件的，而“爱国”是有条件的，是“纯忠”而非愚忠。他的“忠君”是建立在“君值得忠”的前提下的。否则，他会翻脸，甚至恨起刀兵，玉石俱焚。
这就是明人邵宝恶狠狠做出如下评论的原因：“伍子胥孝知有亲而不知有国，仇一人而戕一国，卒之流毒宗社，不亦甚哉！”关键问题就在这里了：知有亲而不知有国，仇一人而戕祖国。这个叛国罪到底该怎么算呢？最关键的是流毒宗社。皇帝杀你就是杀你，你凭什么可以反叛呢？这要教坏了小孩子怎么办？！
而屈原，却大大不同。他被冤屈之后，没有选择背叛，只是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爱国主义”诗篇。和伍子胥的“形而下”层面的愤怒相比，屈原先生“形而上”层面的升华，对专制昏君来说，显然更为安全和惬意。何况，屈原死后，这些“精神遗产”还可以无限复制出千千万万个屈原出来，个个“哀而不怨”。即使弃之若履，视作草芥，也不必担心他们会造反。
而这，可能也是朱元璋为何下令将亚圣孟子“废而不祀”，连牌位都扔出儒家祠堂的原因：孟子推翻了君可以“昏”，臣唯有“忠”的不对等合同，而是强调“君视臣如寇仇，臣视君如独夫”——这犯了大忌。
所以，理所当然地，伍子胥被历史忘却，屈原被大加弘扬——历史是一个小姑娘，永远在各种厚薄地涂脂抹粉。
好在，总会有人抹去这些历史的尘埃。太史公司马迁给予了伍子胥最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千载空祠云海头，夫差亡国已千秋。浙波只有灵涛在，拜奠青山人不休（唐 徐凝）”。伍子胥墓地位于姑苏城外的胥口镇，地名就因伍子胥而设，这是伍子胥抛尸入江所在地。墓封土高约l米多，冢以麻石砌成，墓前碑书“吴相国伍公之墓”。
墓在文革中被完全平毁。
（格隆 写于2016年6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