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前述各种理由，本书将对唐都长安及其周边区域（畿县、乡、村）进行统合研究。在展开观察与讨论之前，我们当然最关心历史现场与历史人物的实际感受，即在唐代京畿区域居住或活动的人群，是如何看待、描述畿内与长安的关系的。
农、工、商阶层应为京畿社会之大众，由于服役、纳税、营生、市易等各种活动，他们参与了长安与畿内、城坊与乡村之间的人员流动；但如“研究对象”部分指出的，大众处于“失语”状态，较难复原他们的生活轨迹，亦难推知他们转徙城、乡的心理感受。探讨时人的长安、畿内生活体验，有一个良好的样本群体——京畿县官。赤、畿县萃处京师，地位崇高，其令、丞、主簿、尉等为美官，是有唐士人竞相求取的对象；赤、畿令属中高层文官，而丞、主簿、尉品级虽不高，却是通往御史、拾遗、补阙、郎官的捷径，经迁转可官至中书舍人甚至宰执，仕宦前景辉煌。这类职位不是士人的释褐官（流外与视品官出身者亦被禁止充任），一般的入仕途径是进士及第或门荫出身—初任官—转任此官，或进士及第—中制科或博学宏词—授此官；这也意味着，这类职位基本上由唐代知识水平较高的青年才俊出任，他们有着当时一流的诗、赋、策、判的写作能力；而当他们走出书斋，初为抚民之官时，就开始直面长安之外，近畿的乡土与民情，必有感而作。
据相关学者统计，自天宝末至大历初，元和末至长庆初，畿县官吏诗人代出不穷，如柳宗元、白居易、沈亚之等；他们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心境来观察、体味、书写近畿，并以近畿与长安做比较。白居易作尉盩厔时的生活与心态，本书第七章有摹写；这里关注中唐文人官员王建的京畿生活。
王建以诗知名，受到文学史研究者的关注，但关于其生平事迹与仕宦经历，史料记载有限，既有研究多据《唐才子传》等文献及诗人作品推测，围绕其是否进士及第，是否任校书郎、渭南尉，任职的具体时间等，各执一词。这里综合各家之说，略述王建的早期仕宦经历。
贞元后期，年逾三十的青年文士王建为求取功名，入幽州节度使刘济幕，开始了“从军走马十三年”的藩幕生活；贞元末，得随刘济北伐奚人；至迟于元和五年（810），离幽州赴魏博镇，入节度使田季安幕；此后数年间，历“五侯三任”，经过魏博军将争夺节钺的斗争，深受新任节度使田弘正的赏识；至迟于元和八年，由田氏举荐，离魏博，赴京师参加铨选，取得了与京畿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但选官一事并不顺利，滞留京师经年，自言“长安寄食半年余，重向人边乞荐书”；元和九年方得授昭应丞；至元和十二年底离任入京，官昭应的时间三年有余。
昭应为赤县（或言次赤），在长安城东五十余里，处京师东出趋潼关的交通要道上，昭应丞官从七品上，是京畿县官中的美缺，且入补京官的可能性较大。官昭应的时间内，王建曾寄诗友人张籍，谈及自己的处境及对长安的看法，见《寄广文张博士》：
春明门外作卑官，病友经年不得看。莫道长安近于日，升天却易到城难。
王诗校注者多以此诗表达了郊野小县官的卑微心态及对功名所寄地——长安的向往，对“莫道长安近于日”句，解释为，长安，用以指代帝京；日，用以指代帝王；长安为帝王所居，昭应距长安仅一驿路程，故曰“近于日”。
细究此句的结构，牵涉出唐人诗文中常见的“长安”与“日”的比喻，如刘禹锡《谪居悼往》之二描述贬谪长沙卑湿之地的心境“郁郁何郁郁，长安远于日”，权德舆《惠昭皇太子挽歌词二首》曰“天归京兆新，日与长安远”等。再究用典，又牵涉出永嘉之乱、司马氏南渡后，围绕晋元帝与其太子（后之晋明帝）之间发生的一段对话，《世说新语·夙惠第十二》记：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与王敦、王导共天下，偏安江左的司马睿，对晋王室重振基业，还于长安、洛下旧都的前景盘桓未卜，借用孔子对两小儿日初、中远近之问，以日与长安之远近，询诸膝上爱子。幼童之明帝初以常识断之，次日群臣宴集时，又改口“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可以说敏锐捕捉到了其父及南渡衣冠对北方故土的怀念。后世由此衍生出“日近长安远”的典故，用以比喻帝京遥远，虽向往而不可至，寓指功名难遂。
明了此典基础上，再玩味王建此诗之旨趣，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承认其为官的昭应“喜得近京城”，近在春明门外（长安城东出的重要城门），即长安近。另一方面，强调以昭应为代表的近畿与长安的区隔，即长安似近实远；所谓区隔，于诗人而言，主要是仕宦层面的，虽然赤县佐官的理想迁出官是侍御史、郎官等京官，但回转入京，有相当的难度，需要特殊契机。王建本人沉沦昭应县多年，自然慨叹“升天却易到城难”；但他的仕途旋即出现了转机，元和十二年底，得授太府丞（从六品上）；当“谢恩身入凤凰城”，再入长安时，这位新任京官，应亦跻身于高颂皇恩近的朝臣队伍中了。
王建的昭应—长安经历只是唐人长安城、乡生活经历的一个剪影，却折射了京畿区域的社会特质——近长安。与外州县相比，这种“近”，首先是道里（地理距离）的近，王建所在之昭应为长安东出近县；而京兆府所属诸县中较偏远的盩厔，到长安亦不过一百余唐里，依照唐人行程，快马一日可至；畿内则以距京师五百里为限。政治距离的近，也是京畿的突出特点，最高统治者及其侧近者阶层因执行相关礼仪与事务，频繁踏足畿内，甚至对畿县、乡、村实行直达式指导，而民众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高层政治人物，将下情迅速上达，这里“天高皇帝近”。对于王建、辅恒这样的仕宦求取者而言，京畿的魅力更在于功名近而易得，长安是“凤凰城”，是“名利地”；如果不能直跨帝京，选择先寄居畿县、乡、村，在此探求长安官场态势，把握政治机遇，寻求多元化的晋身渠道，实为唐人屡试不爽的“终南捷径”。
本书虽然提倡走出长安，关注近畿乡村区域的聚落地理与社会形态，自视为长安学的“另类”作品，但并不赞成“去长安化”。京畿乡村最近长安，与长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习等层面阴晴相依，不应在京华烟云之外。从事京畿地域史的研究，不能离开帝国核心区的特质来孤立地看长安繁华，更不能刻意回避长安以及京畿近长安的特质；这种辩证性，是本书展开研究的前提。
综上，我们采用以王建为代表的当时在地者对长安—京畿关系的表述，以“长安未远”作为本书的书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