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事物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个悖论，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一个特定的制度或法律；在面对一个篱笆或大门横跨一条道路时，更现代的改革者会兴高采烈地说：“我看不到它的用处，让我们把它清除掉。”

对此，更聪明的改革者会回答说：“如果你看不到它的用处，我当然不会让你把它清除掉。离开吧，好好想想，当你回来告诉我你确实看到了它的用途时，我可以允许你销毁它。”

– G.K. Chesterton， 《The Thing: Why I am a Catholic》

对比特币最常见的批评之一是，比特币不是一种货币，因为它缺乏价格稳定性，而这种批评通常来自中央银行家或经济学家。

通常，中央银行家的任务是优化相对稳定的购买力以及其他目标，如充分就业。

由于比特币缺乏管理汇率的机制，它便被否定为货币。在传统的主权货币构成观点中，隐含着一些管理理念。

当你问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她的回答是：

“目前，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对法定货币和中央银行的现有秩序几乎没有或根本不构成挑战。为什么？因为它们太不稳定，太危险，太能源密集型，而且底层技术尚未扩展。”

或者你问瑞典央行副行长Cecilia Skingsley，他的回答则是：

“我不反对人们把比特币作为投资的一种资产，但它太不稳定了，无法作为一种货币使用。”

当然了，比特币的波动性无法被控制，在供应稀缺的背景下，其价格几乎完全与需求相关，因此，当市场出现大量采用比特币的情况，就会出现令人讨厌的价格波动。

这与主权货币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主权货币中，央行拉动各种杠杆，以确保汇率相对稳定。

货币政策固有的权衡，通常表现为三个方面，即货币当局可以选择两个顶点，但不能选择全部的三个顶点。

(货币经济学的“不可能三角”)

1992年，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意识到，英格兰银行与德国马克的联系是脆弱的，无法永久地捍卫，这让英格兰银行声名狼藉地想起了这一限制。英国央行不得不承认失败，允许英镑自由浮动。

一个更为现代的例子是香港目前的困境，其货币与美元是软挂钩的。不幸的是，近年来，美元大幅升值，因此，香港货币当局面临着迎接价格目标的最大挑战。而从香港到美国的资本外流已增加了难度。

香港在图表上选择了A，放弃了货币当局，以换取资本的自由流动和锚定汇率。

如果他们失去锚定，他们将重新获得货币主权（能够从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中脱身），同时保持开放的资本流动。

因此，在货币政策方面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权衡。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豁免。如果你想将你的货币与另一个国家的货币挂钩，你要么成为它的货币附庸，要么你承担着一项艰巨的任务，阻止你的公民向国外出口资金。

与Facebook的新加密货币Libra（由一篮子货币作为背书）相比，可论证地说，Libra永远不会真正成为的无需许可，因为一些实体必须始终管理支持这一货币的一篮子证券与货币。

波动性和未来汇率的不确定性，是用户为其理想的品质-稀缺性和无许可交易而支付的价格。比特币所咬住的子弹，是一个不稳定的汇率，但作为回报，它从任何第三方中解放出来，赢得了一个独立的货币政策。一种公平的交易。

俄罗斯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说得很好： “ 对一个人施加的约束越多,他反而越能解放自己…… ”

Mehta和Zhu在2016年的《salience of resource scarcity versus abundance》调查中发现：

“稀缺性显著激活了一种持续存在的约束心态，并通过在随后的产品使用环境中减少功能固定性（也就是说，让消费者思考给定产品传统功能之外的功能），从而增强了产品使用的创造性。 ”

这种现象的例子比比皆是。在风险融资中，对初创企业过度投资，往往会导致其失败。

这就是为什么鼓励初创企业精益化的原因，它强加纪律，迫使它们专注于创造收入的机会，而不是漫无目的的研发或浪费在会议上的时间。

在较为成熟的公司中，过多的现金往往会导致浪费的并购活动。

在很多情况下，货币自由裁量权（在需要时随意增加供给的能力）被视为相对于比特币的一种创新。

正如我们在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等地看到的，各国政府往往滥用这一特权。那为什么加密货币开发者会有不同呢？

比特币预先确定的供给，是其对抗货币反复无常的激进承诺的产物，是其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很多反对者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傲慢的解决方案，但这对比特币的设计而言至关重要。

通过保持这个变量不变，在系统内形成循环，比特币的目标是提供持久的、真正的稀缺性，并完全消除人类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