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两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用中国的老话说，这个新中国成立已将一甲子。我以为，今天已经很有必要从新中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来重新认识中国1979年以来的改革，而不宜再象历来那样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79"的近三十年。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79"，不仅人为地割裂了新中国前三十年（1949－1979）和后三十年（1979至今）的历史连续性，而且这种论述往往隐含着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强烈倾向，这就是很多人在强调中国经济改革高度成功的时候，总是首先隐含着一个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够解释后三十年中国的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面，我们在近年来也看到另一种日益强大的论述，这就是在批评目前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时，许多论者往往走向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来否定其后三十年。可以说，近年来中国社会内部有关改革的种种争论，已经使得新中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变得分外突出。这实际也就提醒我们，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
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
。
新改革共识的形成
我个人认为，无论从哪种角度，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完全对立起来的论述都是有失偏颇的，而且难以真正解释共和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首先，无论中国社会现在存在多少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但我以为仍然必须强调，中国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几乎是前无古人，甚至是后无来者的。世界银行行长（前美国国防副部长）最近说，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4亿人摆脱了贫困。这种巨大成就是实实在在的，不容抹煞的。此外，我也想强调，无论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今天的生活状况仍然存在多少问题，但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说成好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不符合事实的。总的来说，改革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都有明显的实质性提高，中国基本解决了历史上长期无法解决的"挨饿"问题，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毫无疑问，九十年代以后的改革导致贫富差异的日益扩大，从而使社会公平的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的头号问题。但也正是在这里，我想指出，晚近以来关于改革的种种争论，实际不应该简单地说成是"改革共识的破裂"，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种"新的改革共识的形成"。
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就是强烈要求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确"以人为本"的目标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
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大公共舆论，并且已经促成近年来中国政府和执政党改革方针的重大调整和转向，这就是胡温新政以来"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基本纲领的提出。在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基本精神是突出强调，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诚然，这种新改革共识会受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但我们应该看到，很少有人敢正面公开地反对这种"新改革共识"，换言之，"新改革共识"的舆论威力不容低估，这种共识现在至少已经形成了对利益集团的一定制约作用。
新改革共识与当代中国的三种传统
我认为，上述"新改革共识"的逐步形成，实际是共和国六十年整体历史所形成的某种综合效应，亦即"新改革共识"实际首先带有调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与后三十年历史之张力的倾向。如果说，"旧改革共识"往往带有否定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倾向，那么，"新改革共识"实质上就是要求把共和国前三十年形成的传统重新整合进来。更进一步说，"新改革共识"实际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三种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如我近年来所指出，
我们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
，
一个是改革二十八年来形成的传统
，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多观念包括很多词汇基本上都已经深入人心，融入为中国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基本上是
以"市场"为中心
延伸出来的，包括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权利等等。
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
，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
平等
，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得非常强劲，从9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很多重新讨论，而九十年代后期以来这个毛时代的平等传统更是日益强劲。这在十年以前恐怕不大可能会想到，但今天却已经无人可以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强势传统。
最后，当然就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
，即通常
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
，这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主要表现简单讲就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这在中国现在的许多电视剧特别是家庭生活剧以及讲结婚离婚的日常伦理剧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以上三种传统的并存是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大陆非常独特的国情。如果我们以香港社会作为对照的话就可以看出，香港社会有上面说的第一种传统（市场和自由的传统）和第三种传统（注重人情乡情的传统），但香港社会没有上面说的第二种传统，即没有强烈追求"平等"的传统。因此尽管香港社会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也有很多人在致力改善这种不平等，但不平等的问题在香港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引起激烈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美国作对比的话则可以看出，美国有上面说的第一种和第二种传统，即自由和平等的传统都非常强烈而且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张力可以说就是美国的基本国情，但美国没有我们上面说的第三种传统，没有什么人情和乡情观念，更没有人情和乡情背后的一整套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
中国道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改革的共识形成，不可能脱离上述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即三种传统的并存。我认为，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其特点在于这种共识不可能以排斥上述任何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形成，而是必然要同时承认上述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并逐渐形成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
可以说，现在的"新改革共识"初步体现了上述三种传统的合力作用。首先，"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本身毫无疑问是植根于中国儒家传统的，这与执政党以往强调的西方传统的"阶级斗争"概念有根本的不同；其次，"和谐社会"的实质目标亦即"共同富裕"则是毛时代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追求；但第三，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不可能通过排斥市场机制来达成，而仍然将通过进一步完善改革以来形成的市场机制来落实。
毫无疑问，这三种传统的合力过程将充满张力，充满矛盾甚至冲突，但三种传统形成矛盾，张力和冲突，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以一种传统排斥压倒其他传统才是坏事。我们需要反对的恰恰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以及任何形式的"零和游戏"政治格局。可以肯定，无论有多少张力，中国的"新改革共识"必然要同时包融上述三种传统，而不可能排斥其中任何一种传统。
有人或许会批评说，以上这种看法有否定"阶级斗争"的取向，对此我将回答说，我们今天或许很有必要重新思考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重要思想。中国改革过程目前存在的种种矛盾张力和冲突，大多数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宜轻易把它们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我们必须反对任何人以"政治正确"自居，任意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同样，对于现在许多人动辄引用西方文化研究的所谓"性别，族群，和阶级"等理论来讨论问题的倾向，我们也有必要强调，男人与女人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许多族群矛盾也是可以通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和平地解决的，任何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的作法都是错误的，而且将导致政治上的灾难。对西方流行的种种所谓理论，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我们都必须批判地加以检讨，而不应随便拿来就套。事实上现在"太阳底下早已没有新东西"，我并不认为当代西方种种所谓理论对我们有多少价值。中国人需要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用自己的脚走路。
从长远的意义看，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如果得到健康的发展，将有可能逐渐突显"中国道路"的真正性格，这就是，中国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形成一个象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达成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在不久前曾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因为首先，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主干是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大课题（参见本文附录："关于中国的软实力"）。
重新认识共和国六十年
从以上的视野出发，我在近年来曾借用从前中国传统公羊学的一个说法，提出中国的改革今后需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亦即认为今天要强调，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因此，今天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改革成功与毛泽东时代的联系和连续性，同时重新认识整个传统中国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
在以下的有限篇幅中，我将暂时搁置关于中国历史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关系问题，而
比较集中地初步提出一些关于共和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
。
首先，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亦即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当然有其根本性的不同。这就是邓时代开始决定性地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强调，仅仅这个转移并不足以保证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因为苏联东欧很早就放弃了阶级斗争，很早就把一切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可是他们的经济改革却不能成功。
为什么中国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改革后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而前苏联东欧当年的经济改革却不成功从而导致全盘的社会解体？我们今天必须重新提出这个老问题，亦即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能比前苏联东欧国家更成功？中国改革二十八年来，经济成就非凡，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能取得这种成功？这个问题事实上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解释。
我们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就会记得，从八十年代初一直到九十年代初，西方舆论界和学术界很少有人看好中国的经济改革。原因很简单，他们很自然地认为，如果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都不能成功，中国又怎么可能成功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既然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如果苏联东欧经济改革都改不下去，中国怎么可能改得下去？这个看法是很自然的。特别是苏联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程度、哪一样不比中国高得多？他们的农村人口比中国少得多，他们的厂长经理的教育程度和基本素质当然都比中国当时高得多：到1978年前后，中国所有的厂长和经理的平均教育水准是9-11年，9年就是初中毕业，11年高中还没有毕业，高中毕业要12年，而苏联当时的经理厂长自然清一色都是至少大学毕业。那时比较中国和苏联东欧的生活水准就更不用讲了，他们各方面的生活水准都比中国高得多，80年代时中国人一般家里都没有电话，更不要说汽车了，但是苏联、东欧那时候电器汽车早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了。尤其是，前苏联东欧没有搞中国式的大跃进，没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们远比中国更早放弃阶级斗争而转向了经济建设，他们也远比当时的中国政治上更开放，为什么他们的经济改革搞不下去，凭什么最落后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对这个问题，实际可能只有一个解释，这就是：
邓小平改革能够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
这里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一个
"创造性破坏"
的过程。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同时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这就是破坏了中国变成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方向，创造了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前就已经不是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结构，从而为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
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奠定邓小平改革的基础
毛泽东搞破坏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这就是毛泽东所谓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的主张，要求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
1961年以后刘少奇把所有的工厂都收回中央管辖，但毛泽东1964年以后又开始把所有的经济下放给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
毛泽东当时说的骂人话非常有名：
从地方上收编中央的企业统统都拿出去，连人带马都滚出北京去。
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整个国家没有国民经济计划，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把中国当时力图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以上的故事虽然人所共知，但人们通常都把它看成是毛泽东的破坏成性，很少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行为恰恰为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因此这里我愿引用一个美国学者的研究，这个美国学者既不是左派，也不是亲中派，而是后来曾任克林顿第二届政府的远东助理国务卿，亦即美国政府的亚洲事务最高官员，中文名字是
谢淑丽（Susan Shirk）
。但在她当官以前，曾出版一本专著，叫做
《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这书是根据她从1980年到1990年每年到中国实地考察的结果写的，是1993年出版的。这个书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她实际觉得，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政治逻辑"是很不符合西方的逻辑的，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是比较符合西方逻辑的。问题是，为什么符合西方逻辑的苏联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改革却反而高度成功？这就是她实际提出的问题。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给他自己设定的目标，自然不是要把苏联瓦解，他希望苏联像中国一样经济改革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他所做的一切，和邓小平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邓小平成功了，戈尔巴乔夫却搞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水准、经理的水准、工业化的程度、现代化的程度，和苏联怎么能够相比，怎么会中国是成功了？
她写这个书最早的出发点，实际也是象其他西方学者那样，认定中国改革是一定不行的。但在带着这个基本问题详细考察中国以后，她在西方学者当中是比较早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有可能走出来，有可能成功。
而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实际就是，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轨道上进行的，而这是苏联无法仿效的。
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由于毛泽东的的"大跃进" 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泽东不断的破坏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作，使得中国实际在改革前就从来不是一个苏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美国学者实际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会成为象苏联东欧那样的失败过程，亦即如果中国像苏联那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想象中国的改革会与苏联东欧有任何不同，想象不出来。
谢淑丽认为，毛泽东破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走向"地方分权"的道路，实际导致了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结构。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换言之，
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
中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行政分权"的结果，是中国和苏联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业规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而且非常土。1978年的时候，苏联一共只有四万个企业，但规模都比较大，中国却有三十四万八千个企业，其中只有四千规模比较大，其余三十四万四千个企业都是中小企业，而且当然都是很落后。这样大数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大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而都是地县以至乡镇管辖的企业。
但在谢淑丽看来，正是中国和苏联体制的这种不同，决定了苏联的经济改革难以成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可能成功。因为在苏联体制下，中央计划经济以外几乎就没有经济，因此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营企业改革，如果国营企业改革无法成功，则整个经济改革就必然失败。但国营企业的改革事实是最困难的，因为涉及无数利益关系以及无数工人的福利。而中国经济改革所以可能成功，恰恰就在于毛泽东时代已经造成大多数经济都不在中央计划管辖内，而是在中央计划以外。毛泽东把相当大的财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已经给了地方，所以中国的许多县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经济上可以自行其是，因此中国经济改革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并不依赖国营企业改革，而是主要由中央计划以外的地方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它能够在计划的国营企业之外又发展了一套新的经济主体，是由地方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带动的。而这种改革道路是高度专业化分工的苏联体制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苏联的地方并不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并不是可以自行其是的独立经济系统，因此苏联东欧的特点就是其经济改革无法形成一个在计划体制之外快速发展的活跃经济。谢淑丽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条与苏联东欧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邓小平改革，实际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地方分权化"基础上进行的。她特别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同样是依靠地方的，例如首先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以及1992年的著名"南巡"，都与毛泽东依靠地方发动地方的做法如出一辙。不但如此，在她看来邓小平改革的地方分权道路，只有在毛泽东已经造成的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地方分权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邓小平时代的地方分权化实际是毛泽东时代地方分权化的延续。
但是谢淑丽特别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
邓小平尚未重新掌权以前，中国曾一度想走回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的中央计划经济，这就是华国锋主政的三年。
当时文革刚结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要恢复五十年代，大家认为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是黄金时代，那时候管得多好，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实很成功。华国锋当时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是认为石油危机以后国际石油价格会很高，因此企图用"再开发十个大庆油田"的方式，以出口石油来换取外汇，然后买西方先进的科技，着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这整套设想实际是想重新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路子，即重建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但一方面，中国自己的石油储量根本不多，靠出口石油换取外汇的设想整个就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华国锋的这一经济方案必然要求把经济大权都重新集中到中央部委来，谢淑丽指出，这是完全不符合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政府的利益的。
在她看来，在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分权化以后，重新走回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在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华国锋那么快就下台的原因。
乡镇企业：从费孝通到毛泽东
邓小平主政以后的中国经济改革，在整个八十年代过程中常被称为"让权放利"，亦即把权力和权利让给地方和企业。不过我们大家都会记得，当时中国很多人其实都反复强调，"让权放利"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地方。换言之，许多人的思考和苏联东欧一样，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如何改造国有企业上，而认为把经济主要让地方搞不是经济学的正道。但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国营企业改革比苏联东欧更好，而完全是因为中国新的经济是在地方上发动起来的，尤其是由当时谁也看不起的乡镇企业所带动的。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本人就讲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根本作用是谁也没有想到过，中央也没有想到过，完全是乡镇和农民自己搞起来的。
但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事实上正是当年毛泽东的"大跃进"奠定的，大跃进本身当时虽然失败，但却在很多乡村留下了当时的所谓"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费孝通先生当年写"江村经济"，他是最早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在发展乡村工业。但是费孝通当时就已经指出，这种发展道路在当时即解放前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乡村工业的发展需要很多条件，比方说至少要有电，有公路，所有这些条件是那时中国的大多数乡村根本没有的。没有电、没有水、没有交通运输通达城市，怎么可能有乡村工业的真正发展？但是费孝通的梦在中国八十年代开始有机会实现，其原因就在于，由于毛泽东从"大跃进"开始力图把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引入到乡村，不断把中国的企业和经济下放到社会基层，使得中国的乡土社会不是外在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之外的。在毛时代，交通、水电以及至少小学教育和赤脚医生的进入乡村，都是中国乡镇企业在七十年代后可以大规模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八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运作方式也几乎完全是"大跃进"式的，所谓"村村冒烟"本身就是"大跃进"的传统。
虽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非常多，比如重复生产和环境污染等等，以及大规模的放权给地方导致后来的中央财政能力下降，都是事实。但是我要强调，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不能用后来出现的问题就否定中国的经济改革根本上是由乡镇企业搞活带动的。许多人常常想当然地以为应该而且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一条一劳永逸的理性化道路，可以走上所谓正规的现代化道路，但这种思路本身不过是削足适履而已。中国的改革常常是前五年正确的做法，后五年可能就是不正确的，需要不断调整，不断创新。
重新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延安道路问题
我们现在不能不问，
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如此顽固地不断破坏以致摧毁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
我以为我们现在必须重新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道路，许多我们从前非常熟悉的概念，
例如1950年代开始提出的所谓"红与专"的矛盾，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以及"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事实上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学内涵，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
这些问题实际在今天都在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继续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例如晚近以来中国左右两派学者都强调
中国正在形成"精英联盟"与"农工大众"的对立
，其实不过是同一社会学内容的继续展开罢了。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另一个美国学者的一本著作，即
弗朗茨· 舒曼（Franz Schurmann）早在1966年就出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这本书对新中国建国以后逐渐走向与苏联体制分道扬镳的原因有非常深刻的分析，虽然此书有比较强的社会学功能主义。舒曼认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占领全中国要开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后，实际面临一个基本选择，就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道路，应该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还是应该继续按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去发展。
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则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
走苏联道路就要强调技术专家，就要强调知识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则要首先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因此，毛泽东从五十年代开始强调的所谓正确处理"红与专"的矛盾，强调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在舒曼看来实际都是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有关的。这就是建国初期中国的技术专家极少（
陈云曾说中共从国民党那里接收的技术知识分子一共只有二万人
），而中共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则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工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应该主要依靠少数的技术专家走苏联道路，还是可以继续走中国的延安道路，依靠大多数当时没有文化不懂技术的普通民众，这在舒曼看来就是新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基本选择。
我们知道，新中国最初的决定是必须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即迅速建立全面的高度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全面的苏联化，整个按照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做法来奠定。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意味着高度专业化分工，所有的企业都要纳入中央的经济管辖，一切经济计划都要在中央计划部门来决策。
中国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按这种苏联模式搞的。
按照刘少奇当时的说法，计划经济就是"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
但这种把所有经济和所有企业都纳入中央计划的工业化道路，正是毛泽东很快就坚决反对而且从实际上加以摧毁的。
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就已经怀疑苏联这套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思考如何摆脱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
而从1958年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终于实际上把中国正在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舒曼曾深刻分析为什么毛泽东要这样干。舒曼指出，仿效苏联经济模式对当时的中国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即这种计划体制必然使得所有经济工作都依赖于少数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专家，而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和工人以及中共的大多数干部包括多数高级干部都将无事可干，处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之外。近年公布的一些文件证明了舒曼当年观察的洞见，例如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要求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就说：
"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1957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
从毛泽东这段话其实可以看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绝大多数中共干部，更不要说中国的普通工人农民基本上是无法参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要全党干部都抓经济，要全国普通民众都投入工业化建设，这个过程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一般都被看成是毛泽东头脑发热。但舒曼的看法远为深刻。在他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大跃进"，要各省各地和各县的第一书记都要抓经济抓工业，并且提出"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都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的，即
毛泽东强烈地要求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工人和党的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他怕的是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而被置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外，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强烈地反对把工业化和现代化变成只是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知识分子的事。
舒曼认为，从大跃进开始，实际意味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开始摆脱苏联模式，重新回到毛泽东和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这就是毛泽东一贯的发动群众、发动地方的道路。
毛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很多最重要的中央会议都是在地方开的，例如郑州会议、南宁会议，杭州会议、武昌会议，等等，老是在地方上。
从前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个传说说
只要毛主席的专列一出动，北京都人心惶惶
，不知道他又要干什么，因为毛泽东总是要移出中央，靠发动省地县干部甚至公社干部去做他的事情，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地方从基层发动的。
与此相应，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中共领导层结构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结构非常不同，即中央委员会的构成里面省地干部占了最大比例，达43％，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更刻意提高中央委员会中普通工人和农民党员的比例，到中共十大的时候达30％，他要把整个政权权力基础往下放。
1966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和理发师周福明的合影
今天的人常常会对此很不以为然，以为应该强调知识、科学、技术、文化等才对，靠农民工人有什么用。但这种看法其实是片面的，而且是缺乏政治学常识的。现代政党的政治生命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所谓"草根基础"，即中国所谓群众基础。如果一个党由一大批诺贝尔奖得主组成，那不但是什么用都没有，而且根本就是不知政治为何物。这在任何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基本常识，即政党的生命取决于是否有草根政治的基础，取决其民众基础。
实际上毛泽东在1969年前后提升工农在中央委员会比例的做法，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也都在做类似的改革，他们改革的根本方向都是要政党更有群众代表性。
美国的民主党在68年首先规定党代表中必须有多少黑人，多少女人，多少拉丁裔人等硬性比例，随后美国的共和党也只能跟进，因为都要争取群众基础。
而毛泽东在文革中则是要求中央委员中必须有工人多少，农民多少，女人多少，他也是强调这个社会基础，要求把这个社会结构带进来。
中国今天过份强调学历、学位、实际上是有片面性的，从政治上讲，如果没有草根政治，没有群众基础，只有一大批高学历高学位的人指手划脚，那是无济于事的。
结语
整整十年前，我在
《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1997）
中曾以比较激烈的语言提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我在当时因此曾质疑"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 ？"，并认为当时一些所谓知识分子实际已经成为"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
尚记得十年前我这篇文章发表时曾引起知识界相当大的反弹，包括许多老朋友都认为不能接受，认为我的立论过于偏颇，而且完全不符合中国改革的实际和中国知识界的实际。但曾几何时，如今中国社会对知识精英的强烈抨击可以说几乎每天都见于各种媒体和互联网，其语言的激烈更远远超出我当年。同时，大约从2002年以来，中国左右两派的学者几乎都提出了各种大同小异的所谓"精英联盟"说，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已经由于共同的利益均沾关系而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统治精英联盟，共同排斥底层人民，
用温铁军的表述，则是有所谓"官产学媒"四大强势的结合，形成对工人农民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实际排斥。
不管怎样，现在左右两派似乎都在强调，精英和大众的矛盾今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但我们从前面的论述实际可以看出，今天所谓"精英与大众"的矛盾，实际就是毛时代从1950年代以来一直面对的同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从这种意义上，共和国六十年来的基本问题有相当的连续性。
但我个人对今天的看法反而有点不同。我以为，从近年的情况看，我们恐怕不能贸然地就断定，现在已经形成了铁板一块的精英联盟，而共同自觉地排斥底层大众。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事实是近年无论学者，官员，媒体都在变
。以知识界而言，现在自觉认同权贵，专门为权贵集团辨护的学者恐怕只是少数人，虽然这少数常是比较有权势的学官，但大多数学者现在基本是比较关注同情大众和底层的。
其次媒体近年来有很大的变化，事实上媒体近年在关注大众和底层方面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同时，
对于官员特别是基层干部，我以为不能用妖魔化的方式一杆子摸黑，这对他们是很不公平的，事实上相当多基层干部是最接近大众和底层的。
我的基本看法是，近年来我们前面论述的"新的改革共识"正在形成，而
这种"新改革共识"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亦即这种共识并不仅仅只是农民工人和底层的共识，实际同样是学者官员和媒体的共识。
也因此，这种"新改革共识"对于中国现在的改革方向以及具体的各种政策都在产生实际的影响。
2007年3月15日
本文原载于《读书》2007年第6期，亦收入甘阳著《文明·国家·大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中国道路还是中国模式？
甘阳
中国道路包含多种模式
首先要明确，无论是“中国道路”还是“中国模式”，现在谈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应当要防止一种倾向，就是莫名其妙地陷入与西方的争论，好像一谈“中国道路”就是刻意地说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如果“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真正有意义的话，它首先必须能够在中国国内得到认同，对中国国内的发展起批判作用，起到内部纠正的作用。
目前谈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绝大部分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层面，与此相反，我恰恰认为，正是在经济发展这条路上，最没有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可言。我不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模式，包括出口导向、房地产业拉动等等，有什么特点和独特性。中国经济比较有自己特点、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其实是1980年代的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这样一种发展方式早就被扼杀了，而且，这种扼杀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扼杀。当时不认为中国做的这套东西是对的，反而认为这不符合所谓普遍模式，乡镇企业也就因此失去了正当性。所以，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首先应该是检讨中国自己的发展问题，讨论的问题应该是真正对自己有意义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内部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提出“中国模式”，首先要问中国人自己信不信。如果自己都不信，我们就是在西方人面前夸夸其谈，没有意义。因此，中国道路必须在中国内部有一个检验，有一种价值观上的引导作用，哪些是应该的，哪些是不应该的，不能陷入纯粹的事实判断。我最担心的是，自己不相信有中国模式。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自己不信。因此，“中国模式”不能仅仅是一个现状的描述，它应该有一个规范性的面向，说明中国应该怎么样。
我主张用“中国道路”来谈中国的发展，有几个理由：一个是中国道路的特点，它本身包含了多重模式，它具有最大的开放性和实验性，比如说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等等。现在还可以加上香港模式，甚至以后台湾模式也可以是中国道路的一种。中国偌大一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差异非常大，这是必须要强调的。用道路可以容纳很多具体的发展模式。这是中国道路本身的特点，很难用一个模式去归纳它，很难用西方“model”这个词来概括。Model这个词带有西方社会科学量化的、可以复制性的特点。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虽然大多数人表面上看强烈主张“中国模式”，但背后仍然太受西方的束缚。社会科学在整体上是完全西方的概念，在西方也只是在19世纪后才发展出来的， 不过100多年的历史。社会科学的有些解释很有力量，但也是建立在西方文明传统之上的。因此，如果真的要有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的模式，我们就必须对一些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加以深刻的检讨，一定要重新考虑和中华文明的关系。
在短短的几年内，谈论中国发展问题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谈论“中国模式”，主要讲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是不是具有特殊性，但随后马上变成了一个60年的问题。这是2006年左右发生的转变。继而，这个60年的问题，又变成了一个中华文明的问题。所以，现在谈论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一个30年、60年的问题，而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整体性的不同道路问题。这是为什么要用“中国道路”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站在2010年来看，我认为最近10年、15年最大的变化，包括晚清以来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社会、中国普通民众，特别是中国大学生对中国文明传统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在大学里如果还像从前那样对中国文明一棍子打死，人家就认为你是白痴了。这在10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中国道路”的讨论问题，一定要和对中华文明的整体性重新认识结合起来，在这个基础上，“现代化”这些词都可以抛掉不要，首要面临的就是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问题。如果不抓住人心上这样一个最大的变化，不抓住对中华文明的重新认同，就是没有抓住当前的最大问题。对整个中华文明传统的拒绝是晚清以来最大的潮流，而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重新肯定传统，这就是文明自信逐渐在恢复。这种自信超出大陆，它对香港、台湾，包括以后可能对日本、韩国到整个东亚都有相当大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很多事情不是不可以想象的。比如我一直认为，国防部长这个词就不对，应该用兵部尚书。别看只是一个词，它的含义大不相同。如果是兵部尚书，中国的国防部长可能就没有必要去看美国国防部长的传记——我们甚至都没搞清楚美国、英国的国防部长以前不叫国防部长，叫战争部长，连这都不知道，就瞎看人家的书；当你用了兵部尚书的称谓，军方可能就会去了解中国历代兵部尚书的传记。就是说，整个思想认同到底是横的还是竖的。这个事情非常关键。我为什么要强调用“中国道路”，是因为关于中国发展的讨论如果不能和中华文明几千年传统建立起一种有机的关系，整个讨论是有问题的。
但是，这不是最终的、最大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中国道路本身“是什么”的问题。我比较关心语词的问题。我倾向于用一个有概括力和笼罩力大一些的语词，比如用“儒家社会主义”，用很简单的语词，用这两个包含基本价值观念的核心概念来概括。
儒家社会主义是最高宪政问题
今天的一个关键是如果要概括中国的something，特色、模式、道路也好，都需要用非常简明的词，凸显其最重要的概念。例如，美国就用了“自由”这个概念来概括自身，“自由”这个概念的伸张度很大。事实上，美国两百年内很长时期基本上是不自由的，甚至是反自由的，但这并不影响它仍然使用这个概念。中国，自1949年以后，毛泽东时代最大的一个成功也是找出了一个这样的概念或理念，那就是“人民”：人民中国、人民警察、人民海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一切都是人民。在那段时期，“人民”是个中心性的概念，而且深入人心。所以，我提出两个概念：一个是儒家，还有一个是社会主义，我觉得这两个语词放在一起，可以涵盖很多问题。
20世纪以来，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党基本上都认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一个比较宽的、正面的概念，虽然这个社会主义可能和后来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太一样，但总的来说，社会主义的接受度比较高，而且它的弹性、伸张度都也很高。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还有一个特点，在概念上、意识形态上针对性强，社会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而言的，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用什么批判，当然是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非洲也好，欧洲也好，对社会主义都是能接受的。
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是它之前的整个文明传统是儒家传统。最近十年以来，儒家的因素在恢复，和谐等概念的提出，用的就是中国传统概念。在现实的执政路线上，执政党本身日益体现“执政为民”，这和儒家接近，也和1949年以后“人民”这个概念一脉相通。儒家这个概念有一个比较大的好处，就是相对比较温和，包括香港、台湾、大陆都在内，都有很大的接收面。不仅如此，这个概念的弹性也足够大。
儒家这个概念的重要性表现在它不是宗教，它是一种教育机制，是最根本的建立在情、仁爱、孝、父母和孩子等基础之上的关系，这种关系到今天为止仍然很难有人去反驳。即便是站在纯粹自由主义的立场，也很难真的从逻辑上强调父亲和儿子是绝对平等关系，那样会走向荒谬。即使面对最严格的自由发展理论，儒家的理念仍然可以伸张。从这一点看，它要比其他模模糊糊的概念更有力。
这两个概念有足够的弹性，而不是像现在我们这样，用许多描述性的词语，把中国道路弄得非常死板。这两个概念简明、宽大，还可以涵盖今后50年，甚至100年。
我之所以提出儒家社会主义，是因为这是中国的最高宪政问题。讨论中国道路，要讨论的是在最高宪政层面，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回答的问题是：中国这样一个既有几千年文明又有一百多年现代历史的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或者中国想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而其宪政上仍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之下的具体问题，是可能有更多权变的。接下来可能的第二大问题，儒家社会主义是不是一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有一个根本性的、制度性的契合关系。然后才是经济上的问题。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主要是一个平等问题，是一个分配上相对能够保证平等的原则，所有制不是根本问题。
必须搞清楚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到底是哪个层面的问题。 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芝麻绿豆的任何问题都会立即扯到最高宪政问题上。比如一个学生自杀了，都会归结到“我们没民主”之类的结论。为什么说到一个具体问题都会立即上升到最高宪政问题，马上导致对宪政的否定？事实上，中国经济取得这么大的成就都没能成为一个正当性的基础，这是非常奇怪的。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如果一个执政党取得这么大的经济成就，毫无疑问，其正当性的基础是稳固的。而中国并不是这样。这是要检讨的问题。目前，大家经常把具体的政策问题，就是完全属于权变范畴的问题，与最高层级的问题、最基本原则的问题混在一起。
道与术和经与权，这两个方面肯定是互为辩证的。就是说，一个道没有一个术作为体现，这个道没法体现，但反过来，这个术如果离开了道，根本没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也就不知所谓了。所以，我不是非常同意把中国发展一味解释成只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灵活。它总应该有一个目标性的东西，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就会出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而且是唯一的执政党，只有经济增长是不够的，总要体现出其价值观念。
关于儒家还有特别有趣的一点。我的一位经济学家朋友，他是非常不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但是有一点，他说他肯定要感谢孔夫子，否则儿子不会那么孝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就是人在生活当中对此用而不知。我们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往往忘掉，我怀疑如果没有儒家，中国经济改革早就崩溃了。现在经常忘掉中国经济改革也是一个很残酷的过程，几千万工人下岗，怎么过来的？前些年我从美国回来，给我的感觉是每个家庭都有人下岗。当年这不是靠政府补贴解决的，当时政府并没有钱。之所以没有出大问题是因为兄弟姐妹亲戚们互相帮忙。再看今天，大学生很可能会因为房子问题闹事的，为什么没闹事？因为是父母帮着买。这些不满之所以没有爆发，是因为这种不满在相当程度上被缓解了。这个缓解的机制不是政府，而是家庭关系。这和儒家常年形成的文化观念和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存在很大关系，如果不把这个讲清楚，整个社会环境当中欠缺的环节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儒家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理想，它在现实当中起到了很多的实际作用，只是这一点往往被忽视。家庭的结构、亲情的结构仍然是中国社会极为关键的一点，没有这一点，中国经济改革可能早就在两极分化上出了大问题。
中国人应该抢提问题权
当前还有个问题要注意，就是整个事情变化是非常之快的。就像《毛选》上我们背得很熟的一篇文章标题，“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从这个变化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有些东西是会自然消解掉的。举一个例子，十多年前，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他有一个国家项目是关于美术的现代化问题。美术界在晚清倒台以后整个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画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或者中国美术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他要说的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清末民初最重要的画家如黄宾虹，包括他父亲潘天寿这一批最有名的画家，到底算不算现代？他本来是想证明他们这一批就是中国现代的画家。但在2006年，我就认为，这个问题已经从根本上消解掉了，他们这些画现不现代根本就不是问题。
现在讨论的很多问题是暂时性的。有些问题是西方强加给我们的。现在好像先要承认人家所有的价值观，而自己一点余地都没有。为什么西方代表的东西就是好的呢？工业化时代，一切东西都是不可循环的，和自然界相对立的，怎么就是好的呢？如果以农业文明为主，在农业文明基础上中国大宋王朝代表人类文明的最高峰。这些本身都是很关键的问题，但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提出。实际上，西方提出的问题有些是非常奇怪的，很稀奇古怪的人家都敢提，中国人现在则是不敢提，许多问题，都还没有提出来争论。
如果一天到晚用西方的问题来看自己，那就永远处在一个很被动的角色。相当多的问题是可以扔掉的，然后，我们自己重新提出问题，讨论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很多问题，再过十年就不是问题了。什么叫中国曾经落后？从长远的视角来看，中国就偶然打了两次败仗而已，这没什么了不起。这个问题取决于大的背景。有些问题，我们不要先把人家提出的问题设定下来，例如，军事上被打败的民族不一定是坏民族，现在每天想着在军事上打败人家的民族才是坏民族，成天侵略别人，成天把暴力加在人家头上才是坏民族。再比如，工业文明好不好，这个问题再过50年一定要检讨。整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人类就走了退化的路，一点都不好。
现在应该焦虑的重要问题是中国人是不是能作为中华文明的传人生存下去？很多大家认为不重要的问题我认为很重要，比如说，中国大学现在一开会都要用英文，我非常反对。我怕中国人以后都不会说中国话了，香港就是一个例子。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不重要，但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会从根本上改变你是谁。
总之，我们要说我们想说的问题，不能成天应着人家去说。中国人现在应该抢话语权、抢提问题权，把中国人认为的重要问题提出来。
（此文根据作者在2010年12月10-11日于香港举办的“中国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编辑整理，本刊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