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贷恶性事件爆发，山东辱母案雪上加霜，让催收行业的监管，突然而至。
云平台关停接口，短信群发和网络电话纷纷停摆；监管部门搭建投诉体系，一旦核实，整个公司都得封号；深圳、上海的地方催收规则出台，根根红线，森严无比。
催收行业面临了诞生以来的，最艰难时刻。
洗牌将至，业内人士估计，近一半的催收平台将倒闭，上千公司将出局。
这是命运中的大劫，还是涅槃后的新生？
大雨欲来
2016年临近年底，频繁的校园负面新闻集中出现，整个互联网金融遭受重创。
催收行业，最先感受到监管的压力。
“尽管催收处在信贷的最后一环，却总是最早感知监管的温度”，某平台的催收总监杨凌发现，网络电话突然无法使用。
在此之前，催收最核心的电催业务，都是依靠网络云平台，拨打网络电话和群发短信。
“这些大的平台，直接告诉我们，上层监管比较严，不再接互联网金融平台”，杨凌称，对于这些平台来说，有营销需求的商家，都可能是他们的客户。
互联网金融公司的营销和催收业务，只是他们业务中很少的一部分，因此斩断毫不犹豫。
催收业务被生生砍断之后，杨凌辗转找到一些“地下平台”，却发现对方要价直接涨了几倍——以前一通网络电话，只需要4分到5分，而如今涨到了9分到12分。
“最让人可气的是，这些平台还借机揩油，设置了各种苛刻条件”，杨凌称，一般每个催收员会有一个网络电话终端，而现在每月还需要加收50到200的费用，“我们称这个叫人头费”。
除了设置“人头费”，还加上了“设备费”。
平台还提出，要收“中继线”的费用——中继线是连接网络电话和座机的设备，而在此之前，平台都会包办，并不收费。
“就相当于购买了一台座机，还必须支付购买电话线的费用”，杨凌提出抗议，云平台的答复是，如果你有呼叫中心资质的话，可以自己去购买中继线，费用是300到500元每月。
如果没有，需要云平台提供，价格直接飙升到3000元每月。
“营业执照上写着石油、证券、网络金融的经营范围的，基本都申请不下来”，杨凌称，实际上，2015年之后，各个部门对互联网金融“不太友善”，基本申请下来的概率为零。
各家公司只能接受3000元的高价。
如此算下来，拨打网络电话的成本，除了增加两三倍之外，每个催收员每月还要加收近3500元的成本。
对于一些小的催收团队，成本的暴增已让他们入不敷出。行业洗牌，猝不及防地来临，而更大风暴，还在后面……
步步紧逼
各家催收公司还正在苦寻网络电话的渠道，没想到短信群发也开始崩盘。
在此前，催收行业有两种操作方式，一种是正规的催收公司，会和云平台合作，而另外一些非正规公司，则会采取一些“黑暗手段”。
“云平台的规则太多，还得审核短信模板”，催收员秦欢欢称，他的操作方式，就是从某宝上，批量买一些“非实名电话卡”，100元一张，里面有200元花费。
“我就用自己的手机群发短信，200元话费，也能发2000条短信，而且短信内容不受限制，想怎么威胁辱骂都可以”，秦欢欢称。
后来越做越大，他就买回来几个“猫池”，将所有的卡插进去，用电脑操作，集体群发短信。然而从3月份开始，秦欢欢发现，短信群发不太灵了。
“上门、催收、法院等敏感词，在发送的一瞬间，短信就直接消失不见了”，秦欢欢不得不反复换词，至今都很难摸透，哪些词汇突然就成了“禁言禁语”。
刚开始，催收行业以为这些只是为了备战“315”，过了“315”就好，却没料到监管“这次来真的了”。
今年4月，山东辱母案后，催收行业出现崩塌之势。
“几乎所有的人，都将矛头对向了催收行业，仿佛我们就是万恶之源”，秦欢欢感觉到周围人的恶意，除了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指责，就连身边的朋友，“都开始略带异样”。
更严苛的监管尾随而来。
5月4日，深圳互联网金融协会对外发布《深圳市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催收行为规范》（征求意见稿），成为国内首份针对催收的地方性文件。
十条禁令，泾渭分明。很多规定，直插催收行业心脏。
比如，严禁催收机构在任何非正常时间段（借款人所在地时间8:00-19:00）与借款人就催收事务进行沟通；严禁催收人员骚扰债务人的咨询人、家人、同学及朋友，以追问有关借款人的下落或联络方式等等。
监管一出，催收行业一度炸锅，主要情绪是“抗拒”。
“这其实就是把美国的公平法案，翻译成了中文”，某互联网催收平台的负责人对一本财经称，但美国和中国的环境，大不相同。
美国信用体系完备，老赖的人数比中国要少很多。
中国的老赖群体有多庞大？光是北京区，法院公布的失信黑名单人数，就高达10万人。
而真正被法院起诉的老赖，实在是九牛一毛，因此有业内人士预估，中国老赖人数，已逾千万。
在“戒赌吧”等老赖聚集的社区里，大家对新发布的法案，颇为兴奋，“就算不还钱，他们也不敢催了”。
“监管条例的出现，确实让借款人有更强的侥幸心理，催收更难了”，该负责人认为，面对中国这样的市场，如果真的完全按照监管来，“催收基本没法干了”。
“抗拒情绪”似乎无事于补，监管如期而至，毫不停歇。
就在当天，几十家平台大型的云平台都“很抱歉”地告知杨凌，短信群发业务暂停。
几乎所有“106”开头的营销短信平台，将他们都拒之门外。
杨凌只能再次寄托到“地下平台”。
很多平台开出了天价，价格暴涨几倍。杨凌通过熟人介绍，“走了个后门”才找到一家价格稍低的。
以前发送一条短信的成本是4分，送达率90%，而现在的报价是成本8分，送达率70%。
成本翻倍还不是关键，对短信的审核，变得无比严格。
以前和大的平台合作，杨凌会提交一个短信模板，差不多就能过，而现在，“催收”、“上门”、“起诉”、“法院”，还有一些威胁语气词，都成了“禁语”。
“我们给供应商提交短信模板，他们会要求反复改，我们的策略就是不停换词”，杨凌举例称，比如催收，改成“清收”，起诉，改成“通知单”。
然而，即便如此，这些变通的词，还是会不断被加入“黑名单”。
而此时，相关部门对通信行业的监管，更为严苛。
信息产业部、各大运营商，联合起来绞杀“暴利催收”和“信息诈骗”。
一旦有用户去相关部门投诉，运营商就会去核实，有时候甚至会调取通话录音，一旦核实无误，“整个公司的电话都会停掉”。
“短信和电话，都纳入了严密监控的范畴，稍微不慎，就可能导致大面积的封号”，杨凌不得不在公司内部，开始了紧急培训，训练催收员的话术，“一定要稳，骂不还口，绝无脏字”。
正规公司尚且如此，地下公司的业务更是雪上加霜，用户一旦拿着短信截图给联通、电信、移动一通电话过去，手机号就直接封号。
“封一个号，就损失100元，发一次短信，就损失几十个号，这个成本太高，根本耗不起”，秦欢欢称，投诉的敏锐度大幅度提升，他的业务几乎难以维持。
更多的坏消息，接踵而来。
今年5月底，监管部门开始了对“大数据”行业的清洗。
5月初，最高人民法院通报新的司法解释，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个人信息50条以上的，即构成犯罪。
为了杀鸡儆猴，近日，某运营商的员工，因为泄露上千数据，而被判刑。
而催收行业，不可绕过的，就是“信息修复”——很多借款人会突然消失，催收的第一步，就是找到这个人。
“最疯狂的时候，有人上门来兜售信息，直接拿U盘去拷贝”，江宁是一催收公司的负责人，他回忆，当时一千万条数据，价格只需5万到10万元。
“如今很多数据购买的渠道，都断了”，江宁发现，即便还有胆大者敢于铤而走险，价格也翻了“三到五倍”。
数据、网络电话、群发短信等等，催收行业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被悉数斩断，“整个行业的成本，翻了4到5倍”。
洗牌将至
总是上有政策，下对策，很多公司试图找到“曲线救国”的方式。
比如，网络电话无法拨号，他们就找一些平台，把电话先转到境外，在美国、香港绕一圈，再拨回来。
“然而接通率大幅度降低，你看到一个美国拨打回来的电话，你会接吗？”杨凌发现，除此之外，越洋电话还有延迟，“一般会延迟一两秒，沟通起来特别费劲”。
各种应对攻略也在催收圈里流传。
短信不行用微信，只要不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用“非实名电话”打，不同时间段，多次拨打，但也要防止客户录音；超过3个月的客户资料及时拷贝，及时删除。
整个行业的成本，大大提高，而违规的成本，也在增加。
“监管的核心逻辑，就是甚至了各种门槛和规则，让成本增加，这样就让一些不正规的小平台，难以存活”，杨凌称。
监管才迈出小小一步，深圳起草的意见稿，也是地方性文件，然而，更加严苛的风暴，即将来临。
六月中旬，某催收平台的负责人被上海监管间接询问，“监管的看法是，目前给出的开放性条件太多，要开始制定细则”，他透露，针对上海的催收政策，已形成初步内部讨论版。
2015年之后，信贷产业火热崛起，一大批互联网消费金融出现，让催收行业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整个催收公司，已有多达数千家大大小小的公司，三五个人，注册一家公司就开干”，杨凌粗略统计，这两年，起码就有上千家专注互联网金融催收的公司成立。
而这其中，近一半的平台，并没有催收资质，野蛮生长。
“营业执照中，没有催收或清收等相关营业范围的，都属于地下催收公司，灰色运作”，杨凌称，大多数暴力催收事件，都来自这些地下催收公司，行业一度陷入众矢之的的深渊。
“行业洗牌已来了，有一半的催收公司将被淘汰”，杨凌认为，这真的不是一件坏事，催收行业早就到了该溯本清源的节点了。
他们等待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催收行业在监管的隙缝中，左腾右挪，试图找到一个出口。
但通常是，他们每逃窜一处，很快监管就围堵而来。
这个长期处在灰色边界的行业，仿佛被推了一把，猝不及防地进入阳光下——光线有点刺眼，他们尚未适应。
等他们适应光线，睁开蒙昧的双眼时，就会发现那段野蛮江湖、灰色时代，已是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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