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米利亚诺 | 希腊化世界的希腊人和他们的邻人

“

我们将永远无法确定，罗马帝国主义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包含在罗马人学习用希腊语表达和思考时所进行的决心巨大的努力中；我们也只能猜测希腊人不懂拉丁语的后果。……大家都同意，为维护这个帝国，希腊语是必需的，但是，要把自己从帝国统治下拯救出来，拉丁语也是必需的吗？

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20世纪最重要的古典文明和古代世界研究者之一。年仅28岁即成为都灵大学古代史教授，后因犹太人身份被迫流亡英国，先后任教于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芝加哥大学等多所高校。著作等身，其意大利语和英语论文后收入多卷本《古典学学术史研究论集》。

| 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

晏绍祥 译

……

希腊化时代发生了一个在文化史上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大事：希腊人与其他4个文明发生了正面接触，其中的3个是他们以前实际上不了解的，另一个虽然了解，但条件非常不同。在我看来，希腊人对罗马人、克尔特人和犹太人的发现，以及他们对伊朗文明的重新估价，是可以分离出来作为特里维廉讲座主题的。我们对有关的细节并不特别了解，对其总体的图景也不清楚。关于埃及和迦太基，我们当然还有话可说。……然而，下述两点考虑使我把埃及放在了我的考察的次要地位，第一，自荷马[Homer]以来，埃及作为一个难以接近、有着奇特风俗的国家，已经引起了希腊人的兴趣，它从来没有被视为一个政治强国。即使有任何那种意味，它也只是作为一个不平常的知识宝库。希罗多德[Herodotus]为他花大量篇幅叙述有关埃及的事物提出了两个自相矛盾的理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令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2. 35）。”其次，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得到了如此之多的宗教和科学观念，以致即使那些“被称为奥尔菲斯[Orpheus]和巴库斯[Bacchus]信徒的人，实际上是埃及人和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信徒（2. 81）”。所以，希腊化时代，尽管赫尔美斯·特里斯迈吉斯图斯作为知识之神的崛起是新的，但希腊人对埃及人的估价并无剧烈变化。第二，由于处在希腊人的直接统治之下，希腊化时代埃及的本土文化衰落了，逐渐成为人口中比较低贱的层次的代表，如克莱尔·普雷奥[Claire Preaux]所说[Chron. D’Egypte 35 (1943), 151]，语言和文字的封闭特性，使得说埃及语的祭司，更不用提一般的农民了，特别难于和希腊人交流。在基督教时代的新条件下，埃及人创造了科普特文学，表现了这种潜流文化的活力。但是希腊人更喜欢一个虚幻的、永恒的埃及，而不是他们当代的埃及思想。

另一方面，迦太基的文化没有衰落，它是被罗马人谋杀的，相当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他们把迦太基人的主图书馆中的书送给了努米底亚国王（Plin. N. H. 18. 22）。如果说我们能够知道迦太基人思想的话，我是很乐意谈的。犹如叙利亚的腓尼基城市一样，迦太基也日益希腊化了，亚里士多德就曾经把迦太基作为一个希腊城邦进行了长篇讨论。约公元前240年至前230年，埃拉托斯梯尼[Erattosthenes]将迦太基人、罗马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放在一起，视为最接近希腊文明标准的民族，并特别指出，迦太基人和罗马人是管理得最好的（Strabo I. 4. 9, p. 66）。

Ruins of Carthage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来构建公元前3世纪到前2世纪希腊人和迦太基人如何相互看待对方的合乎逻辑的图景，也不知道罗马人如何从这一形势中牟利；关于泰伦斯[Terence]——一个从非洲进口的奴隶，后来如何成了拉丁文学中最有成就的希腊化的戏剧家的过程——我们所了解的绝不是最少的。

因此，在本讲座中，我将把核心放在希腊人、罗马人、克尔特人、犹太人和伊朗人在希腊化时代的文化联系上。只有在理解后来的时代必须的情况下，我才会追溯到古典时代的希腊。 我希望弄清的是，在与他们自己的文明发生接触时，希腊人如何逐渐认识和评价这些非希腊语的民族。我曾经期待发现的是，在希腊人接触各个民族以及这些民族对希腊人接近所做的反应（当我们可以从资料中识别出来时）中，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而非一律。而我没有料到的，但我确实发现的情况是，一旦公元前2世纪的人们开始感受到罗马在意大利之外的力量，在希腊人和犹太人、克尔特人、伊朗人的关系中，罗马就具有强烈的影响力。罗马对那些与其发生了接触的人的影响，是快速而强劲的。

在语言、风俗，首要的是自我意识上，希腊化文明仍然是希腊的。 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Antioch]，就像在雅典一样，人们默认的假设是：希腊语言与风度具有优越性。但在公元前3世纪和前2世纪，思想界出现了缩短希腊人和非希腊人距离的潮流，非希腊人利用希腊语言，向希腊人讲述他们自己的历史以及宗教传统的努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意味着犹太人、罗马人、埃及人、腓尼基人、巴比伦人、甚至还有印度人（阿育王[Asoka]的诏令），都依靠自己的贡献进入了希腊语文献中：公元前5世纪桑托斯[Xanthus]为吕底亚人所做的工作，如今成了流行的做法。自史前时期以来，这一时期进入希腊众神中的外族神灵，比任何时期都要多。另一方面，外族不仅接受了希腊人的神灵，而且把他们自己的众多神灵与希腊神灵混合起来了。在意大利（伊达拉里亚和罗马），这种不系统的融合特别成功；在迦太基、叙利亚和埃及，留下了融合的烙印；在犹太，融合并不成功；在美索不达米亚，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在印度，通过犍陀罗艺术，它至少影响了印度宗教的图像技法。早在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希腊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就对外族的信仰、风俗表现出浓厚兴趣，而且乐于承认它们所包含的某些价值。毕达哥拉斯师从外族老师的故事，在公元前4世纪的资料中已经出现，也许还要早些。赫尔美斯·特里斯迈吉斯图斯、琐罗亚斯德以及他的祆教僧侣，都因为他们自己提出的关于自然界运动的主张而成为受尊敬的人物，摩西[Moses]和亚伯拉罕[Abraham]也受到尊敬，不过程度稍低。可是，在希腊化世界，外族心智的影响，仅限于能够用希腊语表达自己的愿望，没有任何希腊人读过《奥义书》[Upanishads]、《伽泰》[Gathas]以及埃及的智慧书。即使在《圣经》被译成希腊语后，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读过希腊语《圣经》的非犹太人。对所有说希腊语的人来说，希腊语仍然是唯一的文明语言。甚至在公元1世纪，《厄里特利亚海周航记》(Periplus maris Erythraei)的作者仍然认为，尽管埃塞俄比亚国王因贪求金钱而臭名昭著，但他关于希腊语的知识是任何人都难以达到的；犹太人斐洛[Philo]祝贺奥古斯都[Augustus]时，说他扩大了希腊主义的领土（Leg. Ad Gaium 147）。

17th century map depicting the locations of 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希腊人对土著这种努力的承认，明显受到希腊人对土著兴趣的鼓舞，而且一般来说，是与政治形势同步的。但希腊人很少去检验土著告诉他们的内容，因为他们并不懂得土著的语言。另一方面，由于土著懂得两方面的语言，精明地了解到希腊人的心思，并据此发言。双方的这种立场让真诚和真正的理解没有发生。如果没有迫切的需要，空想和理想化的情形盛行；如果有明确的意图，则宣传、阿谀奉承和相互指责流行。尽管如此，地中海世界总算有了共同的语言，与它伴生的是文献，而且是唯一对所有问题、辩论和激情开放的文献。

如果我们把这种形势和古代世界可以称为古典时代的公元前600年到前300年进行比较的话，它的新奇之处就更加明显。自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Karl Jaspers,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战后德国关于史学的第一部独创性著作——出版以来，谈论轴心时代[Achsenzeit]已经成了常识。这一时期包括孔子[Confucius]和老子[Lao-Tse]时代的中国，佛陀[Buddha]时代的印度，琐罗亚斯德时代的伊朗，先知时代的巴勒斯坦和哲学家、悲剧作家与历史学家时代的希腊。这一概括包含了某种真正的真理因素，因为所有这些文明都展示了文化水平；复杂的、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权力合为一体的政治组织；精巧的城市规划；先进的金属技术与国际外交实践；在所有这些文明中，也都存在着政治权力与思想运动之间的紧张；同样，人们都注意到引入更高程度的纯洁，更大的正义，更高程度的完美以及更统一的对事物的解释；作为对流行模式的批判或者选择，人们提出了有关现实的新模式。它们有些是神话式的，有些是预言式的，有些则是理想主义的。我们处在一个批判的时代，甚至在琐罗亚斯德《伽泰》那种倒退式的描述中，也发散着社会批判的气味。批评家们的人格注定要凸显出来，他们是大师，其思想我们至今仍非常重视，他们的名字我们也耳熟能详。

这里我无意对我们提到的上述运动的共同特征进行分析，它们的本质是如此不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就我们所知，它们相互独立，而且互不了解。波斯帝国时期，阿拉美亚语并不像亚历山大以后的希腊语那样，是一种国际性语言，它没有深深地深入到希腊或者意大利。当然其中有例外。公元前425年，雅典人截获并翻译出来的从波斯送往斯巴达的亚述文字的书信，我认为是其中的例外之一，因为可以肯定，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说的亚述文字[Assyria grammata]肯定是阿拉美亚文字（4.50）。即使那个据称利用了阿伊卡格言[Ahiqar]的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事实上并不了解它们，那么至少提奥弗拉斯图[Theophrastus]利用过（Diog. Laert. 5. 50; Clem. Alex. Stromata 1. 15. 69）。但进入国际领域的阿拉美亚语文献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是有限的。我们发现，在《圣经》中有两卷是希伯来语和阿拉美亚语的混合体，它们暗示，至少在犹太人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人们对阿拉美亚语的掌握，不会超过阅读希伯来语的能力。其实，为了他们的生存，即使在使用希腊语时，犹太人中出现会使用双语的人实在太经常了，但他们用希腊语写的辩护作品表明，它们是供贵族阅读的，而在《以斯拉记》[the Book of Ezra]和《但以理记》[the Book of Daniel]中，我找不到任何此类意图。

Aramaic alphabet

轴心时代是几个文明的平行发展。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轴心时代并不是以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为中心的。这两个文明相互联系密切，而且与波斯、犹太和希腊都有密切联系。但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都仍然生活在那样一个世界中，那种在公元前第2千纪以君主的权力为基础建立的世界中——在美索不达米亚，是神权保护的君主制；在埃及，是神圣的君主制。公元前第1千纪中期，它们勿需面对抗议和改革。在埃及，道德沉默盛行；在美索不达米亚，不管是在亚述还是在迦勒底，人们似乎都服膺于征服他人的原则，而不是批判自身。希腊、犹太、伊朗、印度和中国的人们，则通过对传统秩序的批判，改造了他们的国家，但它们之间并无联系，也没有创造出国际型的文明。 因此，希腊化时代的新奇之处，在于它让思想在国际范围内流通起来，同时极大地削弱了它们的革命性影响。与前一时期的轴心时代相较，希腊化时代是顺从和保守的。 在圣保罗[St Paul]出场之前，一般的气氛是某种形式的尊崇。

希腊化文明一个突出的独特之处，在于两个外族集团——犹太人和罗马人——在其中将要发挥特殊的作用。 犹太人基本上仍相信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具有优越性，并为之奋斗。可是，他们不断把他们自己的观念与希腊的观念进行比较，宣传他们自己的信仰，并在此过程中吸收了希腊人的观念和风俗。最后，犹太人发现，他们卷入了我们称之为基督教的希腊和犹太价值观的总体接触中。罗马人从来没有把他们与希腊主义的接触当一回事，他们是从一个强国的立场采取行动的，而且毫不费力地保持了他们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和优越感。他们花钱让希腊人教他们智慧。由于希腊人是他们的奴隶，他们甚至连报酬都不用付。可是，通过吸收和直接把希腊人的神灵、文学规则、艺术形式、哲学观念和社会风俗据为己有，他们把自己和希腊人置于一种独特的相互关系中。他们越是把他们自己的语言变成一种思想的工具，以便使其能与希腊语竞争，并以更大的准确度表述希腊人的思想，这种关系也就越具有相互性（尽管希腊人从来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任何其他古代语言都不曾做到这一点。这并不纯粹是因为印欧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因为克尔特语、波斯语、梵语和巴利语也都是印欧语言。 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那里就一直存在着一种拉丁式的希腊主义，而且从未与希腊式的希腊主义同一，但也从未与它分离。在两个世纪中，那个创造了它的民族把自己变成了希腊世界的主人。此后，希腊和罗马的希腊主义的区别仍然发挥着作用，但两者间的政治障碍已经消失，而基督教的革命和两者都有关系。

轴心时代与希腊化时代的比较同时提醒我们，希腊主义至今仍影响着我们对古代文明的态度。自阿提拉[Attila]时代以来，已经有许多因素侵蚀了希腊化的世界观，但欧洲人[homo Europaeus]在心智上仍受到其希腊化祖先的制约。希腊－罗马－犹太三角仍然居于核心地位，而且只要基督教仍是希腊的宗教，它可能仍会继续保有这样的地位。对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我们或多或少仍像希腊化时代的博物学者那样，将其作为外族智慧的持有者。在我们的工具书中，腓尼基人、特别是迦太基人，由于其制度和殖民活动，仍占据显赫地位，因为希腊人承认他们在这些领域中的成就。那个仅受到希腊化文明皮毛影响、而且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都是巨大恐惧的克尔特人，则简单地被抛在了传统的西方文明世界之外，我们对他们的描绘，也仍然是波斯多尼乌斯[Posidonius]式的；我们允许维琴格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波迪卡[Boudicca]以及少数几个德鲁伊德出现，是提醒学童们注意，在欧洲这个大家庭中，在罗马人时代，克尔特人确实存在过。一个普通的、有教养的现代人关于印度的知识，不会超过希腊和罗马作家的水平。即使是今天，在我们传统的课程表中，也没有规定我们必须了解关于中国的任何东西，因为希腊人和罗马人对中国一无所知，或者说几乎一无所知。为挽救失落的人类文明，18世纪进行了最大规模的抢救活动，中国人、印度人和克尔特人的文明是最大的受益者，但其影响只有教授们、哲学家们、诗人和一些有奇特兴趣的人感受到了。希腊化文化介入了此前几个世纪中分布在从中国到希腊、本来各自独立的文化的平行发展；它承认、但同时也限制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首要的是伊朗具有的重要地位；它创造了希腊人与罗马人相互刺激和挑战的特殊形势，而且在一个更加有限的领域，造成了犹太人和希腊人特殊的互动。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罗马人在这个三角中所占的特殊地位，所以我们首先考虑它。在罗马人和希腊人关系的最初阶段，并无挑战存在。王政时代的罗马生活在伊达拉里亚文化的影响之下，而伊达拉里亚文化吸收了大量希腊成份，每一件新的考古发现所强调的，都是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和伊达拉里亚人之间的密切接触，最近的展现是格拉维斯卡[Graviscae]的希腊定居点的发现。它是卡雷[Caere]的港口之一，有一座神庙，还有埃吉那人索斯特拉图斯[Sostratus]奉献的还愿供品。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人并不是在塔尔特索斯——希罗多德在其第4卷第152节做的错误推论就是如此——而是在意大利赚了钱。

伊达拉里亚的例证提醒我们，许多技术和观念的融合，并不暗示两种文明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真正了解。对希腊人来说，伊达拉里亚仍是个谜，而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至今对我们也还是谜的原因之一。如果罗马人追随了伊达拉里亚人，本都的赫拉克利德斯[Heraclides Ponticus]大概就不会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把罗马称为希腊人的城市了（Plut. Cam. 22）。当亚里士多德把罗马的建立归之于某些从特洛伊返回的阿凯亚人时，他所暗示的也许是同样的想法（Dionys. Hal. 1. 72. 3）。由于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us Poliorcetes）可能于公元前295年以后在罗马控告安提乌姆的海盗时，提到过“罗马人与希腊人之间的亲缘关系”（Strabo 5. 3. 5, p. 232），因此两者之间存在血缘联系的故事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信任。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在罗马与希腊世界的关系中，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特征：一方面，由于进口的希腊货物减少，商业联系肯定衰退了，大都市的希腊人仅仅把罗马作为一个存在于遥远地区的、不知名的城市对待，除马赛利亚外，即使是西部的希腊人，也很少注意到她。编年史传统对她几乎没有多少记载；剩下的就是罗马饥荒时向她购买了几次谷物；在消灭维爱后，她给德尔斐奉献了供品。没有一个希腊作家到罗马旅行过，也没有任何希腊历史家对罗马做过长篇记述。另一方面，罗马的社会发展把她与伊达拉里亚区别开来，使她类似于一个希腊的城邦。关于这一点，本都的赫拉克利德斯是承认的。

塞尔维乌斯[Servius]的百人队组织，无论它是否从梭伦[Solon]的4等级模式中得到了灵感，都让罗马变成了一个荣誉政体的城邦；十二铜表法，也不管它是否基于希腊的立法，还是为罗马提供了一个希腊式的成文宪法；平民[the plebs]的解放以及对政治的渐进式参与，在伊达拉里亚好像都没有发生，但用希腊的话语却很容易理解；更重要的是，罗马的平民似乎对希腊的宗教和道德观念有特殊的兴趣。公元前493年献给刻瑞斯－德麦特尔(Ceres-Demeter)的神庙据称是平民的圣地，它是由希腊艺术家装饰的，其女祭司也是希腊人（Plin. N. H. 35. 154; Cic. Pro Balbo 55）。十人祭司团[Xviri sacris faciundi]是混合了贵族和平民的祭司团，与公元前367年李锡尼－塞克斯图法案[Licinian-Sextian laws]关于两个等级的充分平等[parification]一致。如果祭司团要请示西拜尔圣书，他们需要懂得希腊语。最后，有意思的是，在罗马专用术语中，最初的两个希腊姓氏的执政官属于平民阶层，他们分别是公元前339年和前327年的执政官Q. 普布利里乌斯·斐洛[Q. Publililus Philo]与公元前304年的执政官P. 森普罗尼奥斯·索弗斯[P. Sempronius Sophus]。公元前435年阿波罗[Apollo]希腊式崇拜的引入是否由平民创议，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公元前4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当罗马卷入对南部意大利的征服战争时，它显然有官员通过适当的外交途径处理与希腊人的关系。约公元前333年，当莫罗西人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Molossian]正进行意大利战争时，罗马和他签订了某种性质的条约。但他的突然消失，让该事件的潜在意义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来。7年后，那不勒斯成为与罗马享有平等权利的[aequo iure]盟友。重要的是，正是那个有着希腊姓氏的执政官Q. 普布利里乌斯·斐洛得到了冲入坎佩尼亚的授权，从而导致了公元前326年和约的签订。

是罗马，而不是希腊，为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一个独特的事务创造了条件。 希腊人对罗马的注意，没有超出他们的地位所要求的最低限度。不奇怪的是，他们注意到了罗马被高卢人扫荡的事实，因为马赛利亚不可能忽略克尔特人如此规模的迁移。同时，除了狄奥尼修斯一世[Dionysius I]曾用高卢人做雇佣兵以外，他们对大希腊也是一种威胁。罗马人决定了解希腊人的情况，试图学习希腊语言，接受了希腊人的神灵，重组了他们的宪法。一些希腊人认为，重组后的宪法与他们自己的宪法接近。公元前4世纪末，非常贵族化的费边家族[Fabii]，原本一直是伊达拉里亚语言和事务的专家，却决定转向希腊语言和艺术，以及对希腊世界的外交。公元前302年让C. 费边·皮克托[C. Fabius Pictor]装饰萨卢斯[Salus]神庙的原因——那种“鄙陋的热情”[sordum stadium]——到底是什么(Val. Max. 8. 14. 6)，人们只能猜测。但公元前273年前往托勒密二世[Ptolemy Philadelphus]处的3个使节中，有两名是费边家族的成员（Val. Max. 4. 3. 9）。

直到后来发现他们自己面对的是个一流强国，而这个强国已经在公开的决战中击败皮洛士时，希腊人才做出反应，或者说是深入到罗马生活的表层下面。托勒密诸王因为是罗马人的盟友迦太基人的邻居，是希腊化各国中第一批试图与这个出人意料的新兴强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国王；定居雅典、但实际上是西西里人的蒂迈欧，是第一个搜罗了关于罗马过去的大量资料的历史学家。可以肯定，提奥弗拉斯图和叙拉古的卡利阿斯[Callias of Syracuse]比他要早。他的同时代人——卡狄亚的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 of Cardia]，在关于继业者（the Diadochi）的历史中，插入了一段关于罗马的叙述。但据我们所知，其他没有任何人曾像蒂迈欧一样给予罗马如此多的注意和如此多的篇幅；也没有任何其他人像他那么有影响。关于罗马的建城，他有自己的定年；他直接考察过拉维尼乌姆的珀那特斯[Penates]神庙，描绘了马尔斯原野10月的赛马仪式；并把铸币的引入归于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Servius Tullius]。诸如此类。很明显，他详尽叙述了罗马的起源。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吕科福隆[Lycophron]是在阅读过蒂迈欧的某些作品后，约于公元前270年写出了《亚历桑德拉》[Alxandra]的。如果此说属实，那么我们就必须把第1226－1231行的内容解释成：他通过传统的方式，承认了如今罗马已经统治陆地和海洋的新形势。但是，如果有谁不愿相信吕科福隆在公元前270年能说出下面的话“此后，我的祖先所属种族的声誉将达到他们的后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因为他们将用长矛赢得最光荣的桂冠，获得陆地和海洋的权杖和治权”（A. W·迈尔英译，罗伊布古典丛书），那我们也就勿需为《亚历桑德拉》的写作时间争论了。关于这一点已经说得够多了。另外也有迹象表明，希腊人开始注意到罗马社会生活及其在国际事务中行为的独特性。确实，罗马一系列著名的价值观——诚实（fides）、坚韧（constantia）、庄严(severitas)、稳健(gravitas)、尊严(dignitas)、权威(auctoritas)等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德国的教授们“发现”的，而且在希特勒[Hitler]决定了古典学应当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又帮助其学生们消磨时间。但在公元前3世纪，罗马人的某些特性，确实是得到希腊人欣赏的。

约公元前274年，罗马人的诚实打上了罗卡里人的铸币（B. V. Head, Historia Numorum2, 104）；德基乌斯[Decius]在森提努姆的牺牲[devotion]，显然受到了当代的历史学家杜里斯[Duris]的注意（76 F 56 Jacoby）； 一位罗马母亲[matrona]给他儿子的经典教诲，在卡里马库斯[Callimachus]的《鹰》[Aetia]中有所报道（fr. 107 Pfeifer）。埃拉托斯梯尼既钦佩罗马人、也钦佩迦太基人的政治秩序（Strabo 1. 4. 9）；塞浦路斯岛上撒拉米斯的阿里斯托斯[Aristos]可能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据阿里安[Arrian]（7. 15. 5）说，他不仅是谈到罗马向亚历山大大帝派出使节的两个历史学家之一，而且让亚历山大预言了罗马未来的伟大，因为使者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遗憾的是，阿里安关于预言作者的话语模棱两可。到该世纪末，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已经把罗马的公民权政策作为样板，以教育不愿服从的拉瑞萨居民（Syll.3 543）。这些是我们仅有的例证，但它们表明，希腊人正在罗马人身上发现某种他们自己不曾拥有的东西，尽管它们还非常模糊。

思考下述问题是愉快的：就是当希腊人正在佩服罗马人的诚实时，费边家族为什么会去学习希腊语？但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或许是另一个事实： 罗马吸纳希腊文化的决定性时期是前两次布匿战争中 。当他们正与迦太基鏖战时，却加快了学习希腊语言和吸收希腊风俗与知识的速度。而希腊对罗马的兴趣并无相应的增长。人们甚至发现，希腊对罗马独特性的关注萎缩了。既然皮洛士的征服者们如今卷入了一场明显遥遥无期的战争，罗马人似乎也从希腊文化人的视野中隐退了。在公元前270年到前240年的精心观察和墨林诺[Melinno]那样的崇拜式诗歌之间——虽然这些诗歌都无年代，但我们可以自然地把它们定在公元前2世纪初，我们必须承认有一段空白。但公元前240年到前200年又恰恰是希腊的史诗、悲剧、喜剧和史学成为罗马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的时期。那么， 为什么当罗马人正与另外一个国家进行筋疲力尽的战争时，却又让他们自己投入到吸收另一个外国文化的困难任务之中呢？这是在他们最模糊、也是最具决定意义的时刻，罗马人表现出来的众多特点中一个让人难以索解的谜。 毫无疑问，与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人或者希腊化的贵族的联系，对罗马具有本质性意义，但这样的解释并不充分。对希腊语言、风度和信仰的吸收，与民族文学的创造密不可分。而这种民族文学尽管模仿了外族的样板，但本身明显富有独创性、自信和攻击性。几乎没有比奈维乌斯[Naevius]和加图这一对更加难以对付的人物了。他们分别是罗马史诗、戏剧和拉丁散文的创始人，而这类文学在拉丁世界的创造者肯定不是、或者可能不是以拉丁语为母语的，因为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克斯[Livius Andronicus]的第一语言是希腊语；恩尼乌斯的母语是奥斯坎语；奈维乌斯因为是坎佩尼亚人，幼年时说的可能也是奥斯坎语；普路塔斯肯定是在翁布里亚语区长大的；泰伦斯明显是用腓尼基语言开始写作的。喜剧作家斯塔提乌斯·卡基里乌斯[Statius Caecilius]出生在一个说克尔特语的家庭中，一个来自北部意大利的伊苏布里人（Insuber），而且显然是米兰这个自豪的城市产生的第一个作家。关于悲剧作家、恩尼乌斯的亲戚M·帕库维乌斯[M. Pacuvius]，我需要更谨慎一些。他来自布林底西乌姆，最著名的梅萨比语（Messapic）铭文的发现地（Whatmough no. 474）。但公元前244年，布林底西乌姆成了一个拉丁殖民地，并且和希腊人的塔林敦保持着长久的联系，而帕库维乌斯最后就隐居在那里。他也许只说希腊语和拉丁语。

所以，并不奇怪的是，留给罗马贵族的，是用希腊语写作，不管是历史著作，还是正式的演说，都是如此。 罗马人有悠久的编年史传统，它一直保存在贵族祭司手中。只有像费边·皮克托那样的罗马贵族——他本人可能就是一个祭司长——才能打破这一传统，像其他国家的本土居民一直做的那样，让罗马历史的本土版本可以为一般受过教育的人士接触。正是通过用希腊语写历史，费边·皮克托使罗马史学发生了革命。我们勿需惊奇的是，当可以利用时，他也使用希腊人如派帕里图斯的迪奥克列斯[Diocles of Peparethus]关于罗慕路斯[Romulus]的资料（Plut. Rom. 3, 8）。用希腊语发表公共演说是更勇敢的行为。有证据表明，在老到的希腊听众面前，罗马人立刻就出洋相了。公元前282年，L. 波斯图米乌斯·麦格鲁斯[L. Postumius Megellus]糟糕的希腊语在塔林敦成为笑柄，并推动了战争随后的发生（Dionys. Hal. 19. 5; Appian. Samn. 7）。但是，罗马人和希腊人之间慢慢出现了一个重大区别：罗马人向希腊人说希腊语了。弗拉米尼乌斯[Flaminius]（Plut. Flam. 6）、格拉古兄弟[the Gracchi]的父亲（Cic. Brutus 20. 79），还有卢塔提乌斯·卡图鲁斯[Lutatius Catulus]（Cic. De orat. 2. 7. 28）的希腊语都说得非常优美。那个让人难以忍受而又不幸的前执政官总督P. 李锡尼乌斯·克拉苏·狄维斯·摩基亚努斯[P. Licinius Crassus Dives Mucianus]——公元前131年的执政官，可以用5种不同方言回答希腊的请求者（Val. Max. 8. 7. 6; Quint. Inst. Orat. 11. 2. 50）。在对希腊公众发表演说时，是罗马人决定他是用拉丁语还是希腊语，也就是说，不用翻译。埃米里乌斯·保卢斯[Aemilius Paulus]能够很熟练地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Liv. 45. 8. 8; 29. 3）。只有加图例外。虽然普鲁塔克相信，如果加图愿意，他可以说希腊语（Plut. Cat. 12），但我们估计，他除了说拉丁语外，别无选择。

据我所知，希腊人从来没有选择过，在与罗马人交谈时，他们只能说希腊语，所以罗马人是否愿意成为翻译者，是由罗马人决定的。我们必须假设，公元前280年，基尼阿斯[Cineas]在元老院中是用希腊语演讲，并由翻译翻译的（Plut. Pyrrh. 18）。公元前155年，当3个哲学家代表雅典出使罗马时，资料特别提到了翻译：元老C. 阿奇利乌斯[C. Acilius]（Mul. Gell. N. A. 6. 14. 9; Macr. Sat. 1. 5. 16）。苏拉[Sulla]时代，元老院可以不用翻译，就听取阿波罗尼奥斯·摩隆[Apollonius Molon]的发言（Val. Max. 2. 2. 3）。

由于吸收希腊文化如此顺利，在与已经确立其地位的特洛伊祖先进行竞争时，用希腊祖先来装饰自己的家庭也就没有什么特殊困难了。到公元前3世纪末，费边·皮克托已经接受了阿卡地亚人定居于拉丁姆的传统（fr. 1 Peter）。据说厄凡德尔[Euander]已经把一种希腊方言介绍到了拉丁姆，而它在经过恰当地改造后，变成了拉丁语（Varro fr. 295 Funaioli; Dion. Hal. 1, 90. 1）。他们还得到了斯巴达人作为祖先（Dion. Hal. 2. 49; Plut. Num. 1. 1）。萨宾人看起来就像当代的、克制的拉西第梦人。据塞尔维乌斯[Servius]记载，加图本人（ipse）曾说过这么个故事：拉哥尼亚人撒布斯[Sabus]是来库古[Lycurgus]的当代人，移居到了拉丁姆（fr. 51-2P），萨宾人的克劳狄家族[Claudii]自然就成为他们斯巴达亲戚的保护人（Suet. Tib. 6. 2; cf. Dio 54. 7. 2; Silius Italicus 8. 412）。作为回应，费边家族宣称，他们的祖先是赫尔枯勒斯[Hercules]。我所了解到的最早的证据可以追溯到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拖延者费边[Fabius Cunctator]，他特别忠诚于赫尔枯勒斯（Plin. N. H. 34. 40）。几乎可以肯定，弗里德里希·莫泽尔[Friedrich Münzer]把费边家族关于赫尔枯勒斯的传说归于奥古斯都时代博物学家的发明，是错误的（P. –W. , s. v. Fabii）。可是，罗马贵族通常对于家族的神灵起源确实持谨慎态度，对他们来说，家族的希腊或者特洛伊起源就足以支持他们问鼎权力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