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66 宫崎市定 | 东洋的近世（三）

中国中世纪的历史伴随着一连串的篡夺行为。篡夺天子之位的，往往是朝廷中最有权势的大臣。最早的例子见于西汉末年的王莽。平定王莽之乱、复兴汉室的东汉光武帝对大臣的专权极其戒备，刻意强化君权，纵然是天下大事，也不让朝廷大臣参与谋划，皇帝独裁万机，在宫中建立内阁，置尚书数人以掌机密。然而，由于以后的皇帝大多年幼继位，不得不任命得力的大臣为录尚书事，总理宫中内阁，尚书一职于是逐渐失去机密性，变为政府机关。东汉末年，社会限于混乱，曹操以汉臣身份，铲平四方群雄，掌握朝廷实权，事实上魏王朝已经成立。曹操设置了直属于自己的秘书官，称为中书，让其商议天下机密。曹操之子曹丕篡夺东汉政权，是为魏文帝，中书于是成为帝室内阁，其长官中书监、中书令的权限最终。

王莽窜汉时，利用周成王的叔父周公践祚听政的古代传说，废黜汉室幼帝，自践帝位。曹丕则仿照尧舜的禅让形式，迫使东汉最后的皇帝汉献帝自愿把帝位让给德行高超的曹丕，曹丕也三度辞让，最后不得不登上天子的宝座，这就是所谓的禅让。以后，中世纪王朝更迭的正统方式一般均为禅让。不管背后的事实如何，表面都是被民众遗弃了的旧王朝，面对德高望重的新王朝，自觉天命所趋，自愿将正统的天子地位禅让给有德者。在禅位的仪式中，新王朝在万众瞩目和彼此认可的情况下，继承前朝遗产，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新王朝的正统地位。从曹魏篡汉至五代末的陈桥兵变，七百余年间，中国一直实行着禅让式的王朝革命。

曹魏虽说是篡汉，但曹操靠自己的实力平定了东汉末年的大乱，可以说是创业君主，并非坐而横夺，然而西晋篡魏却不一样。西晋司马氏是曹魏的大臣，父子相续，实权在握，朝廷大势势必归于司马氏之手。由于朝廷官员中憎恶司马氏专权，志在尽忠魏室的大臣也不少，因此，擅权三代的司马氏为了谋求家族的安泰，有必要早登帝位，排除异己。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氏乘平定蜀汉大获全胜之机，强行篡魏，建立了晋王朝。以后的王朝革命，大多是通过这样的横夺实现的，表面上则以禅让的美名作为粉饰。

进入西晋以后，原本作为皇帝内阁的中书又变成了公共的政府机关，极易受到权臣的控制。于是，天子身边的门下侍中，逐渐成为皇帝能够商议机要大事的人员，中书的部分权力因此被侍中分走。整个东晋南北朝，虽说中书和门下掌机要，但它们都逐渐远离天子个人的掌控，成为由朝廷大臣兼任的对外机构。

禅让式的篡夺之所以会发生，权臣的野心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但是，权臣的背后，实际上有一群官僚贵族在支持着他。在贵族出身的官员看来，频繁发生的王朝革命，对谋求自身地位的荣进不无好处。因为每一次革命，最上级的大臣变成了天子，他的位子空出来了，同时，革命之际，必然会有一些牺牲者，他们所占的位子也空出来了，这些位子理所当然地会转移到革命功臣身上。革命成功以后，被推上天子宝座的那个人，为了阻止新的革命运动的发生，必须对个别朝廷大臣加以戒备。天子通常是不会给位高望重的大臣以实权的，更安全的做法是在宫中设立内阁，与自己的几个心腹一同商议政务机要。汉朝以来出现的尚书、中书、门下侍中，都属于这一类机构。然而，这些机构由于掌握实权，即使地位不高，但也是朝廷大臣们非常希望得到的职位，因此，经过一段很长时间，这些机构逐渐脱离了天子个人的掌控，而由大臣兼任，天子的地位反而时常受到大臣的压迫。换言之，原本为强化君权而设置的皇帝私人机构，一个接着一个地向贵族公开，最终成为贵族群体的共有物。

西晋因为北方民族的入侵而亡，东晋南渡，以今南京为都，保有江南半壁江山。篡夺东晋王朝建立南朝刘宋政权的刘氏出身军阀，以后，南朝基本上都处在军阀天子的统治之下，历经了宋、齐、梁、陈四个短命王朝。随着军阀王朝的频繁交替，朝廷的贵族官员产生了强烈的门阀意识。这就是说，没有门第的军阀，虽然在风云际会之际得到贵族官僚的拥戴成为天子，但是，贵族官僚与王朝更替几乎没有关系，因为贵族官僚自有他们古老的家族谱系，历朝历代都出任显官，因此他们的地位并非自己取得，而是由历史决定的。帝王或许拥有剥夺他们官位的权力，却不拥有抹杀贵族历史的权力。也就是说，贵族作为天之选民，是经历了长期生存竞争后胜出的优秀者，自有一种自尊心。东汉依赖崛起的豪族势力，但凡有机会便会进入官界，成为官僚贵族，他们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魏晋以来频繁的王朝革命，使帝室失去了尊严，而贵族反而因自己比帝室用欧更长更久的门第传统而自矜夸耀。

在华北，自五胡入侵以来，掌权的基本上是外来的异民族帝王。鲜卑出生的北魏王朝统一了华北，以淮水为界，与南朝的汉人王朝对峙。即是在北朝的统治下，魏晋以来的家世连绵不绝的汉人贵族也依然保持着门阀的矜持。新来的北方民族想要管理好汉地，势必倚仗汉人贵族的势力。最易行的政策，就是提拔汉人为中央高官，加以优待。在与汉人贵族的交往之中，北族逐渐被汉人贵族的文化所同化，以王室为首的北族权贵逐渐变身为与汉人几无二致的新的贵族群体。

华北、江南均可见到的这种贵族制度，可以说是封建制度的一种变形。在封建制度下，一个家族的继承人，在继承祖先财产的同时，也一并继承了他们的政治地位。而在贵族制度下，一个家族的继承人，虽然可以完全继承父祖的财产，但父祖所得到的政治地位，则必须与其他贵族共有。也就是说，假如父亲是宰相，那么，他的儿子也拥有主张自己成为宰相的权利。不过，宰相的位置并不是由特定的某一个家族所独占的，而是分属于拥有同样权利的好几个家族。如此一来，虽然同是贵族，其中既有长期出任宰相的家族，也有运气欠佳，长期出不了宰相，以致失去既得权利的家族。贵族的这种浮沉盛衰，同时又导致了彼此之间的激烈竞争，甚至钩心斗角。只是贵族之间很容易发生的无限制竞争和猎官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彼此的嫉视和牵制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抑制。至此，贵族社会编程了一种极度排外的、封闭的社会。贵族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权益，必须尽量防止新贵族的出现，即使有些人因与君主的个人关系而平步青云，遽得高官，旧贵族也会将之视为暴发户或勋门而加以蔑视，极度厌恶这些人加入自己的社会。帝王为使地方统制得以圆滑运作，也乐得利用贵族群体的既有势力，尽量遵从贵族之间的舆论，授予各个家族适当的官位，维持贵族群体的秩序，从而得到为政公平的称赞。这样，贵族间产生了等级，有些家族成为中央政府的高官，有些家族则出任地方州郡的要职，从而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形的贵族制度。

君主的政治权力有时也可以对贵族进行抑制，特别是在王朝革命之际，甚至会出现一些强势的贵族因为政治斗争而牺牲灭亡的现象。但是，君主的权力虽然能够消灭某些特定的贵族成员甚至贵族家庭，但却无法消灭呈金字塔状的贵族群体。在两三家权势贵族灭亡以后，其他贵族立刻替代补缺，金字塔依然是金字塔。

隋朝过后，到唐朝统一天下，这种形势依然未能消除。各贵族家庭虽然因南朝的灭亡和隋末的动乱受到冲击，发生了剧烈的变动，甚至出现了部分的新陈代谢，但天下一旦平定，一种新型的唐代贵族金字塔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官员之间的风尚，并不是尊崇唐朝创业之际崛起的功臣之家，而是尊崇魏晋南北朝以来以悠久家族传统为荣的崔氏、卢氏这样的家族。唐王室虽然自称出自陇西名族李氏，但在旧贵族眼中，李氏只不过是远远劣于门阀的勋门。旧贵族社会的封闭性，在婚姻问题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由于婚姻是两个家庭之间的结合，姻戚必须有对等的交际，因此，婚姻只有在门当户对时才有可能进行。唐王朝统治下的新贵族们向旧贵族求婚而遭拒绝的事情时有发生。不仅新贵族如此，即使是皇室本身，也发生过唐文宗之女欲婚崔氏而遭谢绝的事情，于是才有“吾家已有天下过二百余年，门第岂仍不及崔、卢”之叹。

在这样的社会情形下，中世纪的贵族是官僚的母体，是文化的载体，同时又是社会的安定力量。但是，自南北朝进入唐代以后，贵族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究其原因，在唐朝的统治下，承平日久，出现了中央集权逐渐加强的趋势，中央政府的机构日益庞大，包括都城长安在内的关中之地，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消费经济。安居乐业的贵族官僚们，在任地长安附近的便利之处寻求发展的据点，凭借政治势力取得辗硙（水车）等经济利权。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他们身上的豪族色彩逐渐褪去，纯粹的官僚贵族性质日益浓厚。他们虽然依旧自夸是与唐王朝有别的天生的贵族阶级，但世纪上已经成为他们自己蔑视的唐王朝庇护下的寄生贵族。所以唐中期以后，帝室的衰微自然导致了寄生贵族的衰微，社会进入了军阀跋扈的时代。

在五代军阀帝王的统治下，旧贵族悉数步入没落的境地，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型的军阀贵族。军阀贵族的父祖们，都是在政界培植了势力的著名武将，作为他们的子孙，或者倚仗父祖们留下的财产，或者倚仗其父祖旧部的余威，力图维持其特权阶级的身份。然而，五代只有短短的五十余年，加上政权更迭频繁，因此，比新兴阶级的勃兴更加显著的，不如说是旧势力的彻底崩溃。到了北宋一统天下时，唐代的门阀贵族已差不多扫地荡尽了。

五代军阀帝王的君主个人独裁理想，到了五代末期的名君后周世宗时显现出了端倪，到了宋太祖、太宗时已基本确立。力图发挥君主独裁权力的君主，在古代和中世纪虽然也屡屡出现，但是，他们不过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以个人的能力去实行独裁，他们死后，政治权力通常又会回到贵族群体的手中。宋代以后的情况则不同，君主独裁成为一种制度，君主独裁政体确立了。党我们把作为中世纪体制的集大成者——唐代的政府组织机构，与宋初的政府组织进行比较时，两者的差异便一目了然了。

唐朝中央政府机构以三省为核心。三省之中，中书省是被称为“取旨”的部门，是制定政策的机构，门下省是协赞中书省制定政策的机构，尚书省作为行政官厅，是向天下颁布、实施朝命的机构。中书省的长官称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称侍中，尚书省的长官称尚书令。但实际上并没有任命过尚书令，尚书省的政务由左、右仆射代行，左、右仆射之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掌行政、司法等事务。

唐代政府机构的特征，在于天子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络通道非常狭窄。也就是说，天子只与内局之长的中书令一同讨论天下政务，然后立案。中书省的次官中书舍人基于这个立案，起草敕命，送往门下省审议；门下省若觉得敕命不当，便可行使否决权，称为封驳，这是门下省次官给事中的执掌。与中书省处于天子权力之下的情形相比，门下省则代表了贵族的势力。经门下省审议通过的政令，随即转到尚书省，颁行天下。尚书省中，吏部掌官吏的进退，权限最重。吏部尚书需精通天下门阀贵族的谱系，为了奏荐人才时能够顺利地将合适的位子安排给合适的贵族家庭，吏部尚书的人选通常出自名门，因此其权限往往重于宰相（即中书令、门下侍中和尚书仆射）。

这样看来，中央政府的三省，几乎只是在名义上将天子作为君主。尤其是门下省，甚至拥有驳回天子成命的封驳权，而且未经门下省审议的天子之命甚至都不能成为诏敕。因此，三省的意志若不完全一致，政策便无法实施。除非天子个人具有特殊的威势，否则中央政府就只能说是由贵族出身的大臣组成的合议政体。若是追寻三省的起源，正如前文所述，中书、门下、尚书，原本都是天子个人的秘书官，以加强天子的个人权力为目的设置的这些机构，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都慢慢变成了贵族势力的掌中之物。

然而，唐代晚期，天子的独裁倾向开始显现，在官制上则表现为中书的强化和门下的弱化。由于门下省的封驳权与君主权的行使背道而驰，因此门下省被天子的代办机构中书省吸收，中书省的长官宰相，正式的称呼虽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略称同平章事，但实际上名不符实，并不行使封驳权，而六部尚书则直接受同平章事的指示。这一变化，意味着与天子最亲近的中书省合并了其他两个省。同时，这也显示了君主权不再受到封驳的掣肘，经由中书省直接下达。更值得注意的是统帅权的独立。唐末开始，宫中设置了枢密院，专掌控军事机密，经过五代到了宋朝，枢密院掌握用兵之权，成为能够与执掌行政大权的中书相抗的权力机构，二者合称“二府”。

君主独裁，并不是说君主就能够在政治上恣意而为。从官制上来说，这种体制指的是尽可能多地将国家机构置于君主的直接指挥之下，方方面面的国家运作，均由君主一个人来统辖。在这样的政体之下，如果设想一下没有君主将是什么样的情形，那么就会呈现出民政归民政，军事归军事、经济归经济这样一盘散沙的解体局面。宋代的君主独裁权，就是在这样一种构想下确立的。所以，中书省、枢密院之外的三司、审官院、审刑院、礼院，等等，都是各自独立、直属天子的机构。而当天子发生意外无法听政时，则由太后或者皇太子临时摄政，掌握实权，而不像中世纪那样将国政委托给外戚或大臣。

更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和军队的分离。军队即近卫军，称作禁军，并不由政府指挥，而是处于天子的直接掌握之下。尽管枢密院是政府的一个机构，但它只是一个像总参谋部那样的统帅府，有出兵的命令权，但却没有军队的指挥权。在保证君主独裁权的行使上，禁军其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初之制，禁军人数约十二万，这支军队驻扎在京师，直属天子，地方上的军队则由折冲府和刺史管辖，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出征之际，由中央政府临时任命将领统一指挥。其后，地方军队归由藩镇节度使掌握，中央则无法对之进行制驭。然而到了宋代，禁军的数量多达六十至八十万，禁军不但驻扎在都下，更广泛地分布在全国的要冲之地。分布在地方上的禁军，与西方行政系统并无关联，直属京师的殿前司。殿前司分为三衙，有长官三人，直属天子。唐中期以后，实行兵制改革，进入了兵农分离的时代。到了宋代，兵制改革已反映到职官制度上面，文武官员分离，文官统治人民，武官掌握军队，两者截然二途。然而，为了抑制武将的专权，武官只有只有指挥局部战斗的局限，而拥有最高战略决策权的中央枢密使以及地方军队的总帅安抚经略使，通常均由文官担任。出任知州的文官，虽然直接掌握着该州的厢军，但厢军不过五代地方军的残骸，所谓军队，只是名目而已，实际上是从事杂役的民夫群体。兵制上的兵农分离，官制上的文武分离，为宋以后的历代所遵从。北宋中期王安石执政时曾试图恢复唐代兵农合一的制度，但未能实现。这也是中国近世史的一大特色。

北宋初期确定下来的中央官制，其后历经了多次变革。有宋一代，大体上讲，同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枢密使、枢密副使作为军事统帅部兼陆军司令员，以上共计六七人，只有这六七人能与天子合议政事，决定最高决策。天子犹如其中的最高委员长，保有最后的决断权，以行使其独裁权力。

明代创设了内阁制度，天子的独裁专制进一步得到强化。在这个制度下，作为宰相的内阁大学士，针对百官的奏章，事先预备好天子的批复，由天子作最终裁定，然后付诸施行。天子最终裁定的话称为旨，大学士预备好的原案称为票拟或拟旨。大学士只有立案的资格，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决定权，如果他们的意见与天子相左，那么拟旨就只有作废。天子的权限虽然极度膨胀，但其中也隐藏着很大的风险。那就是天子如果把最终裁决权下放给宫中亲近的宦官，那么宦官便会窃取天子的大权，导致宦官专权，从而引发弊端。不过，如果天子能觉察到这一点，自己重新掌握裁决权，那么一度猖狂专横的宦官便立刻失势。历朝历代，明朝可算是宦官猖獗、为害最大的时代。明代宦官的猖獗，原因在于宦官假借天子的独裁权威压制官僚，与东汉及唐朝宦官以自身的力量压制天子不一样。虽说都是宦官专权，但明代的宦官专权与中世纪以前的宦官之祸仍然表现出了不同的性质。

君主独裁权的加强，也表现在选举制度即官员的擢用制度上，即从唐以前的门阀选举制向宋以后重视个人能力的科举制转变。中世纪官员擢用制度的核心是九品中正制（九品官人法），从三国曹魏开始实行，一直持续到隋朝。设立九品中正制的初衷是不拘门阀，顺从乡里的舆论，推荐基层社会的人才为官，因此在州县专门设置了中正官，负责官员候补人的选拨工作。但是，当时社会上拥有绝对势力的贵族群体偷梁换柱，把这个制度改造成了贵族家庭的专利特权。首先，州县的中正官是从门阀贵族中选出来的，他们向中央推举的官员候补人只限于门阀贵族子弟，这些贵族子弟将成为中央和地方的官员，这样一来，国家的公职自然就落入了门阀贵族的手中而无法改动。九品中正制是这样事与愿违，变成了维护中世纪门阀贵族特权的制度。

隋废九品中正制，改行科举制。这是政府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的一项制度。唐朝继承了科举制，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唐代依然重视与科举相对的任子制度。任子又称恩荫，根据这个制度，父祖若是大官，那么，子孙不必通过考试就可获得较父祖低数等的官位。与科举士子们苦心应试，经过激烈的竞争方得进士及第，却仅能获得任高官的资格相比，任子取得官位的时间要早得多，而且也容易得多。入仕以后，两者在官途上的晋升速度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唐代，中世纪的贵族意识依然很旺盛，任子出身的人比进士出身的人在官场上具有更多的优势。吏部负责官吏的进退，但从吏部尚书开始，往下的各个官员多是门阀出身，寒门出身的人很少有机会在人事问题上置喙。而科举则由礼部所司，科举出身的进士仅能获得任高官的资格，向要得到实际的官员地位，还要再经过吏部的考试。吏部考试称铨试，科目分为身、言、书、判。身是容貌风采及应对态度；言是言语；书是书法；判是法律知识。从容貌风采足以成为考试内容这一点上来看，就可以觉察到浓厚的贵族意识，事实上，寒门出身者也每每在吏部考试中被黜退。

进入宋代以后，随着君主独裁权的加强，科举亦为天子直接控制。科举考试原来分为两个阶段，地方上举行的预备考试称为解试，中央举行的正式考试称省试。解试在地方上的州举行，解试合格者集于京城，在礼部（宋代为知贡举）接受省试。到了宋代，又增加了一场考试，即殿试。殿试在宫中举行，故有其名，天子自任考官。一直以来，考官与及第者之间很容易产生弟子门生的私人关系，因此常常导致朋党之争，天子亲任考官后，这种危险便小得多了。因为天子一旦成为师傅，那么，进士便全是他的徒弟了。作为师傅的天子，若要作为徒弟的进士们尽忠全节，那么，谁都不会有半点越轨行为。宋代的进士们都自夸是天子门生，所有的官员既然都是天子门生，那么，纵使官员的地位有高下之别，但他们与天子之间的私人关系却是平等的。这种平等的想法，也促使官员们衍生出可以不经宰相中介而直接与天子接触的意识，这又称为天子独尊这一近世制度的一个支柱。

更重要的一点是，所有的进士都是在殿试中经天子直接认可的人才。对于天子认可的人才，吏部等官员自然不能另有想法。其后，吏部的铨试有名无实，官位升进的快慢基本上由殿试的成绩决定。对大臣子弟虽然仍保留着任子之制，但靠父祖的余荫进入仕途被看成是男人的耻辱，于是乎大家争相用力，走向科举之途。中世纪以来家世特权的思想从而近乎完全消失。

一般来说，科举是用来选拔文官的，因此又称为文科举，另外还有以选拔武官为目的的武举，但后者几乎没有多大的意义。由于武将只有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才能证明他的才能，因此单靠兵法和武技的演练并不能证明一个人的实力，所以武举出身的武官晋升速度非常慢。加上宋朝偏重文官，中央和地方上的要职悉数委以文官。中央的枢密院原本是以武将为枢密副使的，但不久即以文官代替。地方上指挥禁军的经略安抚使通常也是由地方文官兼任。武官的进退受这帮文官的左右，时常处于人下。在以后的历朝历代，虽然在大动乱之际或开国之初有武将因功勋得以重用的时候，但一旦恢复和平，武官早晚会被逐出政治圈之外。由于文官人军部大臣成为制度，所以武将没有掌握军权的机会，向中世纪那样的军阀叛乱、藩镇跋扈的现象也就没有了土壤和温床。

仔细考察科举制度，虽然其中包含着种种矛盾和弱点，但以考试的方式给予高等文官资格的思想，是极具近世特征的。普遍采用文官考试制度的，在西洋的英国是1870年以后的事，尤其在武官的选拔方面，长期以来实行买官制，到了1871年才引入考试制度。而美国通过考试任用文官是1883年。如此说来，中国远在隋代就已实施科举考试制度，不得不承认其具有令人惊叹的进步意义。

科举的初衷是给四民平等入仕的机会，排除世袭贵族制度的弊端，但实际上并不是任何人都具备应试的条件，这受到很多经济条件的制约。科举考试的科目，简言之是古典的教养，若不是拥有大量的参考书，并有条件随师学习的自由的有闲阶级，其实是很难参与的。父祖已经是知识分子，子孙在家庭之中即可接受古典的的基本教养，可以节省学费十之七八。富农、豪商若要依靠财力把子弟转变成读书人，也不是一件难事。但要一般中下层人民或每日为糊口而营役的人们利用余暇发奋求学，是在不是专业读书人的对手。到了这个地步，只是阶层很自然地就会固化，有知识就可以成为官僚，是官僚就可以积累财富，积累了财富，子弟就有可能游学。这样，从文化上来说是读书人，从政治上来说就是官僚，才经济上来说就是地主、资本家，以至于出现了三位一体的新贵族阶级，即被称为士大夫的那些人。

宋代以后的这些新贵族阶级，与中世纪的门阀贵族在性质上有着极大的差异。首先，士大夫家庭只能靠每个成员的努力去延续家庭的声望，而不能像中世纪贵族那样单凭自家的历史就能得以延续，如果懈于努力，即可便会陷入衰败的危险。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很少像中世纪贵族那样，由于特定的贵族与贵族之间的政治斗争而被卷入内乱的漩涡，招致灭门的惨祸。相反，亲戚知己相互声援，坚守读书人阶层的底线，他们的地位反而更具有弹性和韧性。其次，由于近世士大夫家庭的特权不被承认，因此，家庭没有门阀的高下等级，没有中世纪贵族那种排他的矜持新和自赏的封闭性，更加开放和自由。

不过，近世贵族阶级的最大特色，还是表现在天子的相对地位变化上。中世纪的贵族，往往夸耀自己的血统比天子家的更高贵，而近世士大夫则将自己的名誉和权力的源头全部归于天子。进士的资格是天子给的，官位也是天子赏赐的，只有获得了天子的恩惠，官僚才有可能区别于一般民众，成为特权阶段。天子的地位具有绝对的尊严，无可比拟。

在中世纪，婚姻是两家之间的结亲，通过联姻，才可以证明两家的家世和门户是对等的。这种意识同样也适用于天子之家，因此产生了外戚专横的弊端。这是因为天子家和皇后家在私人关系上是对等的，对天子家，外戚拥有最多的话语权。朝廷大臣无法抗衡外戚的权势，一旦外戚同时又是大臣，那么，篡夺之事则会屡屡发生。然而在宋代以后，外戚只是一介臣僚，他们对政治的干预受到高度的警戒，并且，聪明的外戚为了保全自己，还力求远离政权。

明成祖为了维持极端的君主独裁制，防止外戚势力的膨胀，在为皇子选妃时，极力选择那些庶民家的女子。缺乏教育、少有亲戚的庶民，即是成为外戚，也不必担心其在政治上指手画脚。即是有人因缺乏教育而又贪财，又因贪财而酿成弊害，这总比政治上有野心，乃至收揽人心篡夺权力所造成的危害要小得多。

宋代以后的新贵族，即士大夫阶级，对高高在上的天子，有如温顺的绵羊，因而国家避免了中世纪那样因大臣专权篡夺皇位而引起的政治混乱。天子的地位稳定，一直可以持续到因外部压力而使其亡国为止。不过，士大夫对左右的同僚，以及下层的民众未必总能那样谦逊。以天子门生而自负的官僚们，彼此都以忠君为口号，将政见不同的官僚称为奸臣，相互排斥，朋党比周，弊害无穷，政策上也因此缺乏一贯性。就拿北宋和明朝灭亡前夜的情况来看，虽然外敌已兵临城下，但内部政治斗争依然，怎能不误朝廷大事？

对于下层民众而言，官员就更谈不上是什么好的政治家了。个中原因无非是两点：第一，由于天子的独裁专制，官员的权限逐步降低，哪怕是些小事，官员也得一一向天子汇报，获得许可才能付诸实施，政治上的自由度大大地受到了掣肘。并且，地方官的任期大多在三至五年，在这样一个有限的时期内，政策无暇研究，实情不及调查。第二，官僚自身汲汲于营私，道德颓废，将民众的利益置之度外。

政府支给官员的俸禄，用当时的一般生活水平来衡量是非常低的。单靠俸禄解决一家的生计问题尚且困难，更何况还想为子孙留下些钱财，这些几乎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另一方面，官员却管理着庞大的国家资产，在于下层民众有关的经济政策的行使上也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此，官员地位的优越性，并不表现在他们的俸禄上，而在于他们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获得的特殊利益。官员在处理地方上的一些经济权益时，如国有土地的使用或转让，官用物资的采购或倒卖，等等，行贿受贿是常有的事。官员还会利用自己的地位，以亲戚、仆人等相关人员的名义进行商业投机，从中获得私利。只要是官员，即使拥有大量的田产也会设法逃避租税，甚至巧取豪夺，廉价兼并小民的土地。这些非法行为大多都能逃避法律的追究。据称，即使是行政官员中最下层的知县，在三年的任期中，也能积蓄起供子孙三代游闲度日的财产。

由于君主对官员的专横严加戒备，限制了地方官的任期，而且制定了官员不得在原籍任官等回避制度，因此，地方官成了无根的漂萍。官员借助地方培养自己的势力与中央对抗的弊端虽然消失了，但同时也失去了对地方政治的热忱，而地方政治还能够勉强运作，靠的却是胥吏。

胥吏赝本出自为官府服务的百姓。在地方政治的运作上，尽量不采用征税的形式，由民众各出劳力共同协办官府的杂役，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理想。例如需要建衙门，民众则合力进山伐木，然后懂木工的立梁柱，泥水匠砌墙抹灰，会盖屋顶的把屋顶盖好，一分钱不花就可以把衙署建起来。衙门中的事务若让百姓轮值当班，也没有必要安排专人负责，当然也就没有必要支付薪酬。地方政治应该通过民众的这种奉献去运作。只是由于中央政府并不直接统治地方和民众，因此政府运作所需的费用才不得不采取征税的办法，将征收的地方税租送到都城。但是，地方上的州以及州以下的县是直接管理土地和人民的官府，所以地方政治的运作，都必须由民众去承担，中央只是派遣数名官员进行监管而已。

然而，随着中央政府机构的日渐庞大且日趋复杂，尤其是唐末以后，兵农分离，供给庞大的军队成了中央政府的责任，中央对地方的物资需求也越来越多，这也导致了地方官府事务变得复杂多端，需要有大量的办事人员，而且若非办事练达的专人，很多事情变不能顺利处置。到了这时，州县官府的办事人员也逐渐走向职业化，这些职业化了的办事人员就是胥吏。不过，胥吏的工作原本应该是民众承担的事务，因此没有薪俸，也不给予任何特权，只不过所谓的庶民之官。胥吏是从普通的应聘者中招募的，若问民众为什么会踊跃应聘没有报酬的岗位，那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能够在工作中捞到油水。在物资的出纳以及办理诉讼事务之时，胥吏自然要收一些好处，其实在几乎所有的事务只能够，他们都有望接受贿赂。这样，官府的办事人员可以通过捞油水来赚取私利的预期下，逐渐变得专业化，走向胥吏化。与之相反，在县以下的乡村，那些户长里正们，因为在平时的工作中只有花销没有所获，因此，民众之役被永久性地保存了下来，在租税以外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胥吏本是民众之役，所有没有任何薪俸，也不经政府选任。胥吏职位的获得，通常是由各个部门的前任胥吏推荐的，长官的职权也只是认可而已。因此，即使长官知道下属部门中有自己不喜欢的人，除非发现他有明显的过失才能进行处罚，否则无法对其进行罢免，这有点类似今天“食粮营团”的雇员。而且由于各个部门的前人胥吏退休时推荐继任成为惯例，胥吏的职位在不知不觉中也成为一种股票，授受之际需要花费大笔的金钱。如果退休的胥吏不想把这项权利作永久性出让，也可以通过签约的形式规定继任者的在职年数。总之，胥吏的职位在民间变成了一种权利股，具有可以买卖借贷的性质。前任胥吏为了保障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的部门中以对待徒弟的态度培养下级胥吏，因此，为了筹足部门所需的日常经费、人头费，只能通过向民众征派费用和受贿的形式来进行。长官既然没有选拔或罢免胥吏的权力，而且任期也只是三到五年，对地方政治当然就缺乏热忱，大小事务任由胥吏处置，自己能做的只是闭着眼睛在文书上签字、盖章而已。胥吏是本地人，不但明了地方事务，而且通晓法律程序，亲戚、侍从把守着政府部门，地方政治一任胥吏包办，在地方官府中树立了牢固的地盘。长官即使认识到了这种弊端，但却没有挥斧肃正的实力。历代政论家都在讨伐胥吏所造成的危害，将之比喻成“放百万之虎狼于民间”，但是，假设没有了胥吏的话，却又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政治运作将会停摆。因此，当长官想出手肃正吏风时，胥吏则会结成同盟，以罢工对抗，结果必以长官的败退而告终。“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叹息，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的。

聪明的长官决不与胥吏为敌。只有胥吏的营利行为不太过分，没有严重违背法律，长官则以默认为上策。事实上，长官本人的私生活也不能说是绝对清白无私的，倒不如说长官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胥吏，借助胥吏为自己牟取私利。长官所需的食粮、衣物以及日常生活用品如需胥吏采办，长官自然不必付费。在近世社会的官场中，上自天子下至知县，生日时无不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遇到这种场合，按例是由胥吏从中斡旋，收取大量礼金，呈献长官。胥吏不仅是地方政治的运作上不可或缺的存在，也是地方长官私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胥吏是官府的办事人员，这一性质决定了他们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在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是文盲的社会里，胥吏能看懂文书，具有的一般的法律和经济知识，在有志于科举但久不及第的读书人中，也出现了改行做胥吏的现象。官员和胥吏，再加上一些居住在城市里的商人，这就是中国社会知识阶层的总和。所谓舆论，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并无关系，而仅仅是这些居住在城市里的知识阶层的舆论。这种舆论时常因他们的阶级利益而被滥用和恶用。城市居民的资产调查常常被忽视，所有的负担都转嫁给了农村。在农村，地主的负担有转嫁给了小民。这样依赖，如果农村因为过于疲弊而陷入生产困顿，而生产困顿又将导致社会混乱之际，有远见的政治家会尝试施以公平负担为目标的新政策，或展开对私有土地的调查，但他们每次都会受到所谓的舆论的反对，穷于进退。宋代王安石的新法和明代张居正的土地丈量，便是其中最好的例子。其结果，社会的大势就是这样盲目地向前滑行，不到终点，无法停止。民众的负担越沉重，社会就越容易产生不公，社会越不公，民众的负担便越重，这种恶性循环，不是两三位政治家以人为制定的政策就可以阻断的。农民的力量非常轻微，没有组织，他们的诉求难以形成舆论，地方上的农民一旦发起暴动，立刻就会被镇压下去。去结果就是，地方的疲弊影响到了中央，当中央政府疲弊到了极点，社会便开始陷入巨大的混乱。动乱的首谋并不是理所当然拥有反抗权利的农民，而是第三势力。这股势力不是国内的秘密结社，就是国外勃兴的异族势力。宋、元、明、清的易姓革命，就是这样完成的。因此，这样的革命永远是争夺政权的革命，是王朝的交替，而不是社会革命。宋代以后社会上形成的士大夫阶级制度，并未因王朝的交替而有所改变，原因就在这里。

欧洲近世史的一大特点是民族主义的勃发。在封建体制下分裂的中世纪，因封建领主 个人欲望，毫无意义的战争接二连三，饱尝战乱之苦的不用说是广大的普通民众。虽然，建设一个真正为民众设想的正度这种思想会应运而生，但民族这一主体却不够清晰。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种主流意识，这就是鼓吹拥有同样历史，享有相同文化的民族必须团结。在意大利这个曾经是世界中心的地方，虽然有人想复兴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国家，但空想的尝试均告失败，而建立以民族为基础的统一政府的理想，在其后的历史演进中得以逐步实现。

然而，民族这个群体并不是自然发生的。共同的文化和历史为民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同时，人类又不能离开土地而生存，因此，地域也成为民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但是，自然的地域单位又不一定能够制约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与地域之间会产生矛盾，民族的范围，也就不得不按一定的地域强行划定，而居住在这一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却又不一定完全拥有相同的历史和文化。这种现象，在欧洲列强那样的地理环境复杂的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在国境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结果，民族主义便成了一种意志力，即使有些矛盾，有些摩擦，都不得不通过这种意志来加以克服。正像力学中平均正负达到平衡一样，在某一个地域范围内，产生能够成功地统合大多数人的力量，这个地域就会出现具有近世意义上的民族。这种现象虽然在任何时代都会反复出现，但之所以在近世表现得尤其明显，其原因就在于文化的普及。在欧洲，文字的普及尤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罗马统治时期，用来书写拉丁语的拉丁字母在欧洲得到了普及，居住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应用拉丁字母的音素，可以记录不同地域的语言，拥有共同的日常语汇的民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逐渐拥有了更加丰富的共同语言，彼此间的民族自觉意识自然得到了提升，而这种自觉意识便会朝着民族主义运动的方向发展。

在东洋，秦汉帝国的领土扩张，与罗马帝国在欧洲的称霸可以一比。正如罗马帝国以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为界与日耳曼世界发生冲突那样，秦汉帝国以万里长城为界，遭遇了蒙古高原上游牧民族的抵抗，双方长期对峙不下。而进入中世纪以后，在欧洲，罗马文化渗透到了日耳曼世界，与之相反，在东洋，汉文化进入蒙古高原的程度却非常微弱。不过，在万里长城以南的内地，汉文化却发挥了极大的威力。具体说来，在中国北方，凡是侵入到内地的异民族，他们从部落制到风俗语言，无一不被汉化；不仅北方如此，在中国南方，栖居在山间、与汉人对抗的异民族，也慢慢地同化于汉文化。其中的关键是构成汉文化基础的汉字，汉字是象形文字，乍看似乎非常不便，但它却是促使周边异民族走向汉化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历史上带有贵族气息的文字，受先世经典的束缚非常大，无法自由地按说话时的语言进行记录。因此，各地方言中的语言差异，在使用这种文字进行记录时便会消失，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出现的语音变化，在写成文章后，也会因使用古典式的修辞手法而变得不见踪影。还有，汉字由于字形复杂，流传到异民族地区后，也很少有被其他民族改造的危险。这种带有贵族气息的文字，要想越过长城在蒙古高原长期过着游牧生活的北方民族之间扩展虽然困难重重，但在语言系统相同的中国南方各民族豪族之间，却能够顺利传播，并且将他们逐渐改造成汉人贵族。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国的南方反而成为民族融合的舞台，避免了像欧洲那样在政治上陷入封建割据的状态。当北朝也逐渐汉化以后，重要的民族问题已不再是南北朝的对峙，反而是万历长城以南的汉人国家，与长城以北蒙古高原的蒙古系游牧民族之间的对立。

隋唐时期，土耳其系统的游牧民族突厥、回纥等，以外蒙为根据地，建立起了庞大的国家政权。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些民族的民族自觉意识，以及与汉地民族的对抗意识逐渐浓厚起来。在唐朝的威势达到顶峰时期的玄宗开元年间，外蒙古的突厥出现了一位英雄阙特勤，阙特勤力图挽回濒临衰颓的突厥势力，并取得了一定成功。立于其根据地鄂尔浑河畔的《阙特勤碑》记录了他的功绩。碑的一面用韩文铭刻了唐玄宗对他的哀悼之词，其他三面则用突厥文字记录了当时的土耳其语语音，歌颂了他光辉的一生。自古以来未曾拥有过文字的漠北游牧民族，至此终于出现了可以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突厥文字的来历虽然不明，但有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不是在汉字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些文字可能属于西亚所用的叙利亚文字的系统，是一种表音文字，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民族意识的昂扬，一定程度的文化，尤其是通过文字来记录本民族的历史，这一项是必不可少的。从碑上用土耳其语所记录的阙特勤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出，突厥已经察觉到了自己独有的国粹，并且有意识地去努力维持自己的国粹。《阙特勤碑》由其兄毗伽可汗所立，毗伽可汗在碑文中这样劝诫国人：

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窥见突厥民族保有国粹意识的片鳞半爪。毗伽可汗曾计划在其根据地于都斤山的山麓兴建汉式的城郭都市作为都城，但作为老宰相暾欲谷所谏止。暾欲谷说：

取代突厥占领漠北的回纥，乘着唐朝的衰颓，待唐有如属国。在文化上，回纥深受西亚伊朗系文化的影响，创立的回纥为也远教突厥文字进步。回纥虽然在唐末受到更被的黠戛斯族的如今而灭亡，部族分散，向南迁徙，但已经拥有相当高度的文化。有着较强民族觉醒意识的回纥，所到之处，总会卷起波浪。天山南路沙漠中的各城邦国家，原本属于说伊朗语的伊朗系民族，以回纥这个大部族的迁入为契机，这些城邦逐渐回纥化，最终改说土耳其语。以往游牧民族的频繁入侵和政府，在文化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回纥的这次迁徙却大不相同，可以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说，已经掌握了文字的回纥人，将文字作为武器，强迫被征服民族使用回纥的语言文字，天山南路长期适用的伊朗系各种语言随之灭绝了。不过，天山南路土著居民高度发达的商业才能，加之这一地域在东西交通上的重要性，使得新来的游牧民族不久便变身为商人。从此以后，回纥人在中国便以练达的商业民族而著称。

回纥的另一部分余众，从外蒙朝着东南方向迁徙，来到今内蒙和东北一带，进入了契丹民族当中。东迁的回纥在契丹社会中激起了一些与西迁的回纥稍稍不同的波浪，这就是刺激了契丹民族自觉意识的产生。契丹民族通常被视为蒙古民族的一支，是唐代以来便与中国长期对立的大部族。唐末，英雄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以后又乘五代时期中国的分裂动乱，将领土扩张到了万里长城以南，占有今北京至大同一带，即所谓的“燕云十六州”，继而建立了统合内外蒙古的巨大帝国，这就是在北宋一代与中国对立的辽朝。辽朝自太祖阿保机开始，历朝君主都有以萧氏为皇后这一不成文的规定，而萧氏据说本来是回纥族。太祖阿保机创立契丹大字，皇子迭剌创立契丹小字。虽说契丹小字酷似汉字，但有人说也是应用了回纥文字的原理创立的。不管在契丹民族的政治大一统上，还是在象征民族觉醒的文字创立上，都可以看到回纥的影子，这种现象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辽朝把大本营置于万里长城之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国俗。记载这个王朝历史的《辽史》，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代正统王朝的正史之一，并不单纯是因为该书成于同样是北方民族的元朝时期而受到了特别的关照。以往兴起于北方的民族，当其盛时，每每视中国为属国，但这种威势只能维持极短的时间，不久他们内部就会发生内乱，政局因此动荡不安，因此大多都不值得将之视为具有墙固统治力的国家。然而辽朝的国家基础却极为稳固，雄视北方二百一十多年，对北宋采取对等的国交政策，毫无屈从之情。这是东洋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成为东洋近世史的一个特征。

辽朝境内除契丹民族外还居住着很多异民族，最多的当然是汉人，此外还有渤海人、回纥人、奚人等。有着如此复杂民族问题的国家，如果从过去的例子来说，最终的解决办法是采取所谓的汉化政策，即干脆放弃自的国粹，采用汉人的文化，大家一起义无反顾地变成汉人，鲜卑出生的北魏孝文帝便果敢地推行了这种政策。然而，拥有一定程度文化和民族觉醒意识的契丹王朝，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政策，它把人民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有可能同化于自己的北方民族，另一类是无论怎样都难以同化的汉人。对于北方民族，用契丹传统的法规来加以治理，设置北面官进行统治，而对汉人，则用汉法来加以治理，设置南面官另行统治，形成了辽朝特有的双重体制。在北面官的统治下，对北方民族实施的契丹同化政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这从契丹之后兴起的女真人金王朝将契丹小字原封不动地作为女真大字使用这一点上就可以察知一二。

建立在稳固统治基础上的辽朝，它的出现不能不使中国王朝固有的传统世界观发生重大变革。秦汉统一王朝出现以后，中国实行的是皇帝政治，皇帝不单是中国人民的主权者，同时也必定是整个宇宙的统治者。皇帝是不能有对立面的，所有的一切都隶属于皇帝。因此，外国和中国的交际不可能是对等的国家交往，一定是朝贡关系。不过，这个皇帝制度因社会情势的需要有时也会出现意外的情形。像三国时期那样，中国内部同时出现了两个以上的皇帝，他们之间就不得不采取对等和平的交往。但当时也有谁才是真正的皇帝的论争，即所谓的正统论。南北朝时期，北朝将南朝贬为岛夷，南朝以索虏卑称北朝。即使在唐代大一统的背景下，当北方的突厥、回纥等占有上风时，唐朝皇帝也会表示出明显的卑屈心态，苦心博取他们的欢心，但这也仅止于所谓的仪从夷礼，并且这种交往通常不会持续多长时间。

然而，辽、宋关系却大异其趣。辽朝第六代皇帝圣宗越过国境侵入宋朝领土，到达黄河北岸后，宋朝第三代皇帝真宗也率兵亲征，两国最后缔结了澶渊之盟，彼此愿意和睦相处。澶渊之盟缔结以后，两国之间展开了和平外交，直至北宋末年，百余年间没有变化，这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现象。宋朝政府为了接见辽朝国使，还专门制定了一套礼仪，这就是现存《宋史·礼志》中的宾礼。在中国人的意识中，礼是万代不易之典，这一套礼仪承认了宋、辽两国的对等交往，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交往，这种与欧洲的国际关系近似的灌南，首次在东洋的历史上得以实现。

当然，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并不是中国自一侧发出的，而是因辽朝的出现迫使中国在礼仪上不得不承认的一种现实，这一点意义非常重大。而强大的辽朝之所以能够建立，其基础之一就是他们民族意识的激发和民族主义的勃兴，民族意识的激发和民族主义的勃兴，正像前面我们所说的那样，不用说是因为他们的文化程度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同时还应该指出，这也与中国对北方民族的态度转变不无关系，中国态度的改变大大地刺激了这些民族的觉醒，而这种状况，在稍晚于契丹、崛起于西北的党项民族国家西夏的兴起中看得更为清楚。

党项是吐蕃民族的一支，是唐代以后占据了黄河北部弯曲部分与长城之间即所谓的河套地区的游牧民族。宋朝对当时兴起于东蒙古又不断西进的辽朝深感不安，于是招降河套地区的党项民族，试图将之作为防御辽朝的屏障。太宗曾收买了党项的酋长，并在这一带推行汉化政策，但这一政策反而招来了党项的反感，于是爆发了酋长李继迁的叛乱。

宋朝为了封锁李继迁，对边境贸易加强了管制。当时最大的问题是青白盐。河套地区靠近长城北侧的地方有名为乌池和白池两个盐地，出产优质的青白盐，其中大部分被运往中国内地以供消费。党项族长期以来从青白盐的生产和销售中获取利益，作为生活之资。宋朝为了对李继迁的叛乱进行报复，下令严禁输入青白盐，严禁输入青白盐事情的后面，其实还有宋朝多年来希望完善内地盐法的意图，作为一种国内的经济政策，是想让内地人民只消费内地所产的食盐，禁绝外地盐的流入。不过，这项政策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坏结果，它促使党项变得更加团结。长城附近的党项部族过去一直保持温和的态度，至此再也无法忍受盐利的牺牲，于是一起背叛宋朝，投向了李继迁一方。到了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时，党项终于建立了西夏王朝，攻入长城以内，甚至占据了今甘肃西部一带，成为世所公认的一个独立政权。由于河西地区控扼通往西亚的交通路线，因此，宋朝倾举国之力加以讨伐，但却连遭败绩，徒令国威扫地，反而不得不输与岁币，以求和睦。然而，西夏的实力到底不及辽朝，没有能够取得与宋朝对等的外交地位，表面不得不依然保持着朝贡的形式。然而，宋朝实质上并没有将西夏视为属国，西夏使节的接见仪式同样也载于《宋史》的宾礼中。

西夏为了记录本国的唐古特语，创立了西夏文字。西夏文字近年来由俄国的探险队进行了搜集，文字的构造已经比较清楚，可以看出西夏文字基本上模仿了汉字的造字方法，有偏有旁，同时存在会意字和形声字。

破坏了宋、辽、西夏三边势力均衡的，是兴起于东北的女真族所建立的金王朝。宋朝曾力图利用这个新兴国家的势力，与它结盟共同夹击辽国，但由于宋朝政治军事力量的衰落，新兴的金王朝实力过于强大，加上宋朝的外交政策屡屡失败，结果中国北部为金朝所占，宋室南迁，在大运河南端的杭州重新建都，版图也缩至淮河以南，是为南宋。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宋与侵入华北的金王朝对立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