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之后，电影圈实现性别平权了么？

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 · 公众号 · · 2024-11-08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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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也是》海报截图

2018年社交媒体上的#MeToo运动始于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哈维·温斯坦被众多女性指控性侵代表着幸存者的勇敢发声和互相支持，最终，哈维·温斯坦受审后入狱了，但电影圈的性暴力没有因此而不再发生。 2023 年，屡次获得凯萨奖的法国女演员阿黛儿·艾奈尔公开宣布放弃她的表演事业，因为戛纳影展和法国电影业的其他既得利益者曲意维护施暴者，不愿咎责那些被控性侵的导演。一年后，2024 年的戛纳影展上，导演朱迪丝·戈德雷什在她那部讲述性暴力受害者故事的短片《我也是》（Moi Aussi）首映前，带领着短片演员、工作人员，以及一群女性电影从业人员，她们一起掩着嘴、默默地走上影节宫的红毯，象征性侵幸存者的沉默。

在德国，电影业第一个被曝光的性侵行为的是著名电视剧导演兼编剧迪特·韦德尔，他在 2018年被多名演员指控在八、九零年代殴打、强奸、强奸未遂。之后，《明镜周刊》揭露德国的明星演员、导演蒂尔·施威格被剧组人员指控在《飙风车手：竞速再起》（Manta Manta - Zwoter Teil）（2023）剧组中醉酒、动粗，并在没有事先商量的情况下要求年轻的临时演员脱掉胸罩。新闻爆发之后，德国文化部长克劳迪娅·罗斯大为震怒， 强调艺术领域并不是霸凌和暴力的法外之地，也重申大男子主义者以恶劣方式滥用权力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要求制定文化和媒体行业的行为准则。

于是，2024年9月正式出台了一份关于艺术、文化与媒体安全与尊重工作的立场书，这是来自艺术家协会、文化机构，以及更广义的文化与创意产业代表共同参与讨论、一起制定出来的，费时一年之久，再次确认了文化界平权、平等的工作环境的重要性。但是，这份立场书其实没有真正的法律效力；该文件依据《一般平等待遇法》(GETA) 的法律框架而立，概述了业界各方应遵守的责任，不过，因其只能依靠个别参与者的自愿承诺，象征意义大于实质作用，是否能够实际在德国文化界各领域促进性别平权、给予职场性别歧视和暴力幸存者安全发声的空间，还是很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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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2018年掀起过风浪的#MeToo的核心精神是保护幸存者、让勇敢站出来的幸存者知道，他们并不孤单，那么，#MeToo的下一个阶段，应该把更多的努力放在实际的防范保护措施，并且法律层面定下清楚的吹哨和惩治规则。只有在确实的规则广为人知时，才能让怀有歹念之人心存忌惮、不得侥幸。

只是，多数时候，官僚体系盘根错节的老牌机构很难真正地翻新规则，一方面，很多规则制定者认为，因循守旧可以减少自找麻烦，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机构和协会往往缺少人力物力可以彻底执行吹哨人政策。

今年夏天，通称为费比西的国际电影评论协会（FIPRESCI）的各大会员国代表，齐聚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经典电影马拉松影展，开了场每年一次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讨论并重新修订协会的条例，这份条例其实自1966年以来就没有修订过——1966年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可以想着安妮·埃尔诺写的《记忆无非彻底看透的一切》（L'événement）（2000），书里写的是1963年发生在作者身上的个人经历，后来改编成了同名电影《正发生》(2021)；那是在人工流产药物米索前列醇于1973年被美国药厂Searle开发出来前十年，也是口服避孕药在法国可以合法使用前四年、法国将堕胎除罪前十二年。当时，安妮·埃尔诺还是个年轻大学生，意外怀孕之后，走投无路之下，只好秘密寻求非法的堕胎医生，甚至多次使用自残的方式。改编成的电影《正发生》于2021年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影展得了最佳电影奖和费比西奖，是振聋发聩的一次回眸；而真实人生比电影世界呈现的过往岁月更为吊诡——根据法新社的报导，电影获奖地的意大利电影业因为“沉默文化”和父权制，在戛纳电影节新一轮#MeToo的声浪中持续保持沉默，更让人背脊发凉的是，意大利刑法中至今没有“同意”（consent）这一概念。

平心而论，费比西这份1966年章程的确是过于陈旧了，现代修订版目前还没有正式的终稿，已知的是，有些过时的措辞将跟上时代的变化而进行改动，章程中也会明确反对基于性别、种族、外貌等划分而有所歧视，不过，目前看来，章程中并不会包含反歧视措施、吹哨渠道和处理流程。不过分逾矩地见微知著的话，我们可以从费比西这个例子中看到，电影圈内和其他工作场合的性骚扰和施虐案件往往难以追究，除了由于幸存者害怕明里和暗里的报复，也可以归根结底到结构性的疏漏；很多文化机构完全缺乏保护举报人的安全和身份的措施，在没有明确的行为守则、程序或政治意愿的情况下，幸存者很难不管不顾地现身说法。

虽然，欧洲联盟和欧洲理事会的 2019/1934 号“吹哨人保护指令”自 2019 年起已经生效了，该指令要求各成员国确保对举报违反欧盟规则行使的保护措施，五年后，欧盟委员会评估了这份指令在各会员国落地生根的情况，发现所有会员国都采纳了其中的主要条款，但是整体而言，采纳时间过晚，而且实质性范围、保护条件，以及防止报复的措施都存在缺陷，也往往缺乏问责机制。

在德国，《吹哨者保护法》(HinSchG) 于 2023 年 7 月 2 日生效，旨在透过内部渠道让举报人能够放心揭露，并且不需要在职业环境中担心遭到报复； 这个法令规定拥有 50 名或以上员工的公司和公共机构，以及拥有 10,000 名或以上居民的市政单位，都必须设立内部举报管道和相关政策，在一定期限内处理举报、回复举报人，并且不得对举报人发出警告，或者以任何形式根据举报内容歧视举报人。如果举报后的确遭到职场上的报复，例如举报人因此遭到解雇，那么举报人可以要求其工作机构赔偿所有因报复行为而造成的损失。而且，如果在德国的各类机构违反了这项措施的核心要求，例如，如果机构内并未按照规定设置内部举报渠道，那么该机构可以被处罚最高五万欧元的罚款。这项《吹哨者保护法》的立意在于预防违反欧盟法律的行为，并且保障吹哨者的言论自由，但是实际施行上，包含费比西在内的很多机构仍然迟迟未将这些保护措施纳入其法规，对于法规中明列出的罚款心存侥幸。

立法虽然是必要的，但是也可能沦为一个空心框架，往往不能真正解决性别平权的根本性问题。只有当社会真正迈向性别平等，当多元性别可以旗鼓相当地取得管理职位时，电影行业里男女权力失衡的问题才能得到改善，也才能够真正松动现状下男性主导的游戏规则、让法规真正落实。那么，当下的我们真的看到女性得到行业里更重要的职位了吗？

根据欧洲视听观察站（European Audiovisual Observatory）两年前的报告，在欧洲，只有三分之一的制片人是女性、一成的女性从事电影摄影工作、一成的女性为电影音乐谱曲人；纪录片导演中有三成是女性，虚构电影中则只有两成。另外，德国巴贝尔斯堡康拉德沃尔夫电影大学、德国罗斯托克大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合作了一个性别平等政策的分析项目，比较评估了电影产业的性别平等，发现目前男性平均占据了74%的重要创意职位，而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以来的二十年间，女性占比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他们估计，按照目前的进展速度，德国将在二十年后实现性别平等，到时候在关键的创意职位里可以看到男女各占百分之五十。同时，他们的研究报告中也说，电影制作多半是短期、临时、高节奏、高产量、任人唯亲的商业模式，自由职业者普遍存在，由于收入无保障、薪酬结构不透明、工时偏长、没有正式员工合约，遭受霸凌或性侵时往往会求助无门，这些就业条件和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在在都加剧了性别的不平等。

阿黛儿·艾奈尔退圈前的最后一部电影是《燃烧女子的肖像》（Portrait de la jeune fille en feu）(2019)，她饰演的富家小姐在出嫁前需要有张肖像画，好让米兰的未婚夫根据这幅画来决定这桩婚事成不成。电影里最让人触动的一幕也是电影片名的来由，阿黛儿·艾奈尔站在篝火晚会的火团旁，脸庞被火光映照得温暖橙黄，当裙摆一角沾上了火开始燃烧时，她静静地往下瞄了一眼，身体纹丝不动。而电影里饰演受委托来偷偷画下肖像画的画师是法国著名的演员和导演诺米·梅兰特，她执导的第二部剧情长片《小阳台》（Les Femmes au balcon）与前面的短片《我也是》同在2024年戛纳影展首映，是部恐怖喜剧，她在访谈中谈到自己受#MeToo运动启发而拍片时说：“当我们相信自己时，其他人也会相信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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