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按：
港岛前天送别查良镛，自七常委至林郑特首，自马云到倪匡，无论朝野，政商学文娱诸界都到场，名副其实的哀荣备至。
老先生去世已逾半月，对他和他一支健笔打下的王国，坊间臧否未有稍息。我在上一篇中搬运了香江两位才子陶杰和董桥的四篇短评，与各位分享。今天再推荐三篇。
一是上海作家毛尖的
《悼金庸：就此别过》
。这篇贵在真情流露而不算矫情，替六零、七零和以及部分八零年代人的金庸读者一浇胸中块垒，直接戳前述链接即可。
比如这段：
金庸一边在我们身上植入浪漫主义一边开出青少年修养课……人类历史长河里，没有一个作家像金庸那样，天南地北在我们的肉身上盖下印记，我们这一代的近视，集体可以怪到金庸头上，我们在课桌下看被窝里看披星戴月看呕心沥血看，我们不是用眼睛看，我们用身体填入萧峰阿朱令狐冲任盈盈郭靖黄蓉，所以影像史上最难满足的观众就是金庸迷，因为我们曾经把自己的脸庞给他们，我们曾经把恋人的眼神给他们。
另外两篇，一是金心异先生所写，他借悼念老先生提出了一个基于现实政治环境的立论，谓之“查良镛共识”。其言也善，其情可悯，但食肉者未必领情。
另一篇为区家麟先生所记录的香港
Brew Note文化沙龍内容，是夜題目是「金庸｜查良鏞 江湖與現實」。
这篇名为《金庸的理想，查良镛的现实》首刊于《立场新闻》，只存墙外，敏感磁太多，实在转不过来，只能劳动各位自己去找。
沙龙主讲者是老先生的老部下吴霭仪女士。吳女士是美國波士頓大學哲學博士，後負笈英國劍橋大學攻讀法律並取得香港大律師執業資格，1986–1990 年任職《明報》副總編輯及督印人，后當選為立法局議員并連任五屆。其见识与对老先生的熟谙程度，相信在诸多评论人均派前列。
金庸和金庸小说应该分开看，金庸与查良镛也应该分开看
——我的看法和吴女士这两个观点完全一致。
转金心异这篇和吴霭仪10月31日发在《明周文化》的另外一篇过来，放在后面与各位分享，未获授权，还望两位勿怪。
在哀悼和悲伤过后，对老先生的盖棺论定正在慢慢进入深水区，可谓渐入佳境。
比较遗憾的一个障碍是，老先生身上的秘密实在太多，未获仔细甄别的信息也实在太多。
他的社论迄今没有整理出版全集；他对小说的三次修订，也至今未有全面深入的比较与研究（顺便说一句，这次旅途中看了部分三修版，其文采与审美令人大跌眼镜，我个人十分怀疑这是他身边的秘书班子代笔的）。
至于他最为重要的政治参与过程，也至今没有全面揭秘。
如这几天96岁高龄的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杨奇接受羊城晚报采访，坊间也才得知查良镛1981年北上访邓的些许内幕，以及在余英时与冯衣北论战陈寅恪的晚年心境时，查良镛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
老先生的故乡海宁距离上海不远，去年秋天我陪朋友专程去了一趟，看他笔底写过无数次的钱江大潮，看盐官和袁花两镇的兴衰容貌，心里十分感慨。
也许还要再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对老先生的一生为人与一世功业，才会有准确、全面、深入和公道的定评。
金心异：BJ与HK应该建立一种“查良镛共识”
昨天香江送别我叔，特区政府以如此高规格做他的丧礼，我以为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而“兼”或“更”因为他的“港式政 治家”身份。或许还有一种HK人对BJ的期待在里面。
因为要讨论他的political ideas，所以我接下来要收回我的不严肃，不再称其为“我叔”，也不能呼为“金庸”，而只能叫他“查良镛”或“查生”。
他的政 治身份有两个，一个是“政论家”，另一个是“半民间半官方”的“政治家”。这两个身份，许多HK人认为是割裂的或者是对立的，许多HK人对他的政论家身份，对他在《明报》上发表的那些社论，是很肯定或基本肯定的，但是对他作为《基本 法》草委的行为表现，却又是不满或失望的，但对他在19 89年的举动又多肯定。
我觉得，这两个身份非但不是分裂的或对立的，其实是绝对一体的，融合在他的血液里。
这是因为，查良镛的政 治思想，既是自 由主 义的，又是保 守主 义的，或者说是英式“经验论”自 由主 义的。
他的“自 由主 义”，既来源于他的“民 囻知识 分子”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也来源于长期在HK的生活，在英式自 由的生活方式中熏陶出来的，这种自 由的“生活经验”。
前者决定了他是一个具有浓重华夏情怀的“中囻知 识分 子”，对“专 制主 义”本能的厌恶、不服从、抵抗，但又具有深切的家囻情怀、华夏民族主 义，主张中囻统一，反对分裂囻家。因而他对中囻收回HK是主持的。但后者又使他拒斥囻家主义，坚守个体权利与自 由，反对BJ破坏HK人的自 由的生活方式。
他的保守主 义以“自由主 义”为前提，或者说是要保守英式的自由主 义，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想到伯克、奥克肖特等许多人的论述。但他的保守主义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即“孔丘式保守主义”，孔子的原初儒家是一种“保守主义”，具体来说就是“保守周公主 义”，就是“中庸”和“温良恭俭让”。体现在查良镛身上，就是儒家的传统情怀，和“大中华情结”。
这两种保守主义融合于查生一身，英式的“经验论”与“渐进主义”，孔式的“中庸”（想想“金庸”这名字中就自带一个“庸”字！）和“生活主义”，在查良镛的政 治实践中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他在《基本法》起草中所起的作用。他希望调和BJ的原则和HK人的愿望，寻找最大公约数，渐进平和地使HK实现“政 治现代化”的目标。
有港人认为查生的这种政 治取态不是典型的港式的，因为他不具有粤语式的政 治风格，而是江浙式的中囻的政 治风格。
我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事实上，经过多轮移民潮之后，再说HK是一个根本上的广东城市已经很不准确。她已是一个以广东文化为底色的、兼容并包的、中西结合的国际都会，她的“中囻文化”内涵，也已经是广东地方文化与中囻内地的（主要是南方）地方文化融合的新中囻文化。
因此我认为查生的基本 政 治取态，可以说是HK人的典型代表，主要有三点：一，爱囻爱港爱自 由；二，拒斥Socialism，不喜欢或恐惧CCP；三，希望瓷国改 革、开放、现代化，不希望大陆倒 退，在此基础上，落实“一囻两制”。
HK人对大陆政 治的基本感情，就是喜邓不喜耄。查生对邓的肯定是十分明确的。
所以我认为，HK人对陆港政治的态度，事实上是有一个以上的坚强的共识。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查良镛共识”。BJ必须对这个“查良镛共识”有一个基本的尊重，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而过去21年，尤其是近些年，我认为BJ是忽视了这一点。
港府高调悼念查良镛，有没有提醒BJ的意味？我不敢说。
我是很希望BJ能够对查良镛的政 治思 想进行更多研究，理解和尊重“查良镛共识”对HK未来和陆港关系的重要性。如有可能，我愿意为此做一点工作。
谨以此再次送别我叔。
吴霭仪：從「四大金庸小說」探索兩個查良鏞
從小愛看金庸的武俠小說，一直到年長，不知看過凡幾十遍甚至百遍，金庸筆下創造的那個奇幻而又文化色彩濃厚的世界，為我這一代人提供了豐富無比的精神食糧。但我並不崇拜金庸。事實上，談論金庸小說，最令人煩厭的，就是那些排山倒海的吹捧文章，而這些文章，不幸又影響金庸對自己作品的看法和不住的修飾和演繹，以致破壞了原著的真面目。我始終認為，有瑕疵的真，遠勝於完美的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