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丨活字本鑒定方法的適用性問題——讀鄒毅《證驗千年活版印刷術》

與刻本鑒定首重辨明刻印時代不同，活字本鑒定的基本任務是甄別被鑒定者是否為活字本。由於相當多數活字本並無明確文字證據說明其為活字本，即便有所謂文字證據者亦可能與實際情況不符，因此版本學者重視歸納總結活字本所獨有的物質形態特徵作為鑒別依據，並通過長期實踐得出了一系列切實可用的判斷標準，諸如行字歪斜不齊、文字墨色忽淺忽深、版框四角有縫隙等等。雖然在鑒定具體版本時，對於如何運用以上準則，有時存在不同看法，但對於準則本身，則基本公認是有效的。

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刊行了鄒毅撰寫的《證驗千年活版印刷術》。書中提出了不少新的活字本鑒定方法，有些是對傳統方法的補強（如所谓45度斜角邊框縫，實為前述活字本版框四角有縫隙的情形之一）①，另一些則是基於傳統方法所未注目的書籍形制要點而提出的全新觀點，如活版同一性、活印線、界欄槽、木紋邊框等。該書出版後，引起了學界的關注，也引發了對該書提出的鑒別方法的討論。如姚伯岳《活字本鑒別與著錄的幾個問題及思考》肯定了鄒氏提出的活字本兩字筆劃可能交叉的說法，認為舊說不認可此點“顯得武斷”；但又質疑所謂“活印線”，主張它很可能是刻本的拼版、斷版現象，而非用繩線捆綁固定活版所留下的痕跡，不能據以作為判定活字本的依據。②筆者閱讀鄒著，對其提出的鑒定新方法深感興趣，同時也發現了若干可商榷之處，茲略述如下。

鄒著提出的鑒定諸方法中最可引為準則者，當屬“活版同一性”，系指活字與版面元件（如作為欄線使用的夾條、魚尾等）因重複使用而在不同頁面印出相同的文字或圖形，這是活字印刷工藝所特有的現象。他進而提出，伴隨這一現象出現的是多套活版元件在不同頁面反復交替出現，這是由于兩組或以上人員各自使用不同套活字及版面元件同時排版刷印所致。艾俊川也發現了這一現象，稱之為“版面元件的重複使用”，所指與鄒氏相同，但語義更為明確。③從工藝和邏輯兩方面考量，可認定這一現象確為活字本所特有④，筆者藏清木活字本《舊唐書》也有此類情況（參見下圖）。

左側為卷九二葉四，右側為卷九十二葉十二，注意版框上端的缺損處。

此外，鄒氏提出部分活字本的序跋牌記稱“刻版”、“刻印”，易被誤認為刻本，需細心鑒別，而不能單純根據文字表述做出結論。需要加以補充的是，活字本而稱刻印，可能有兩種情況：一是活字本據刻本翻印，遂襲用其序跋牌記。這種情況實際普遍存在於不同版本類型間的翻印/翻刻，如晚清曾有以雕版翻刻石印本而牌記仍稱“石印”的情況，又或部分刻本之牌記乃稱“排印”、“擺印”，可知系據活字本翻刻。二是由於雕版印刷的有關用語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乃致在活字本的場合仍習慣使用之（鄒氏特別強調了這種情況）。案，鄒氏此說有理有據，如筆者所藏《武功郡蘇氏宗譜》系活字本無疑，此類家譜也無據刻本翻印的可能，然其封面乃稱“就正堂梓版”（參見下圖）。⑤

以上兩點皆為鄒氏的創見，且能經得起從實物與學理兩方面的覆按。但他主張所謂“界欄槽”為活字本鑒定要點，則與姚文所辯駁的“活印線”一樣，值得推敲。鄒氏認為，活字印刷時為不使作為欄線的界欄條以及活字鬆動而影響刷印效果，乃在板框上下兩端的對應位置鑿刻凹槽，以放置並固定界欄條，同時還要在界欄條與活字字丁的縫隙中嵌入夾條，以緊固活字。“由於手工操作的原因，伸進邊框中的界欄片和夾條，與界欄槽之間不一定嚴絲合縫，刷印後時不時會留下一條條或明或暗的裂縫，上下邊框隱約出現條狀縫隙”⑥，此即“界欄槽”。從鄒著給出的圖例來看，“界欄槽”有三種樣式：第一種是鋸齒狀的，刷印後在紙面上呈V字狀，較為典型的是清翟金生泥活字本《泥版試印初編》、清嘉慶璜川吳氏木活字本《兼明書》。第二種與前者類似，但較之寬大，刷印後呈不規則的淺碟狀或方槽狀，有時甚至形成類似版框斷裂的缺口，所舉出的是清朝宗書室活字本《通鑒紀事本末》、清琉璃廠半松居士活字印本《明季南略》。第三種是在板框上下端與欄線對應位置有垂直的細線狀或點狀縫隙，舉出的實例是《諶氏族譜》、《淮海堂祭禮錄》、《五牧劉氏宗譜》。

筆者以為，活字印刷確有可能存在界欄槽。特別是鄒氏所舉出的1、2兩類界欄槽，若反復出現于書冊各葉，就不能以刻本中的版片磨損乃至斷版來解釋，而應認為是活字本的特有現象。值得注意的是，《武英殿聚珍版辦書程式》記載有用於排版刷印的“槽版”和用於收儲活字的“類盤”。⑦排印時先從類盤檢出活字，植入槽版排版，再在槽版中放置夾條、頂木等以固定活字，然後刷墨印製。由於《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系以套格之法將版框部分先行印成，因此槽版只植入活字，無需考慮佈置版框、欄線等。若不用套格法，則必須在槽版中考慮安排版框、欄線等部件。那麼最簡便合理之法就是將槽版與套格合一，以槽版四周為版框外沿，在中心部分佈置版心，植入活字的同時插入界欄片以及填充縫隙的夾條，為了安放界欄並緊固版面，在槽版內沿鑿出凹槽。案《辦書程式》，其中類盤有類似界欄槽的“內嵌木檔數十根”（見下圖），用於分隔所擺放活字，這種做法完全可移用於槽版，將內嵌的木檔作為欄線印出，這樣印成的書冊就會出現凹口狀的界欄槽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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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所示，刷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所用類盤在上下兩端開有槽口，以卡入木檔。

以上是從理論與邏輯層面做出的推論，認可了活字印刷中可能存在界欄槽，但問題是刻本有無外觀與界欄槽相似相同的現象？若無，則界欄槽可作為判定活字本的標準之一，反之則不然。然而根據現存雕版印刷實物，至少鄒氏舉出的第三類“界欄槽”即垂直於版框上下兩端的線狀或點狀縫隙，在刻本中亦多有存在。為避免循環論證的嫌疑，以下舉出的實例全為書版保存至今或可確定為雕版印刷者。

先看清楊氏海源閣刊本《楹書隅錄》，該書刊刻於光緒十九年至二十年間，後版片多有損壞，經董康補刻，其刻印及補版始末明白清晰，確為雕版印刷品無疑。從下圖可以看出，該本版框上下兩端皆有與欄線位置相符的線狀縫隙，仿佛細小缺口嵌入版框內沿。

清光緒三十四年董康刊本《元典章》也有同樣現象，尤其是版框下沿，幾乎每行欄線對應處都有垂直的線狀縫隙。董刊本書版至今尚存，1980年代中國書店還曾以舊版刷印過一次，是毫無疑問的雕版印刷品。

董康刊本《元典章》，請注意版框中的線狀縫隙。書影來自某拍賣公司的網路預展。

與之類似的例子還有《藕香零拾》，該叢書由繆荃孫輯刻于清光緒宣統年間，書版今存，1962、1982年，廣陵書社兩度以舊版重刷。筆者藏有《古泉山館題跋》（廣陵書社印本）、《開成石經圖考》（原印本）兩種零本，其版框上下內沿與各行欄線對應處均有點狀縫隙（原印本尤為明顯）。

以上例證足可證明，部份刻本的版框上下內沿與欄線對應處存在線狀、點狀縫隙，因此不能將該現象解釋為“界欄槽”，更不能以之作為鑒別活字本的排他性標準。

鄒氏主張木紋邊框為活字本鑒定的又一準則，這恐怕亦難成立。所謂“木紋邊框”，系指由於反復刷印所造成的損耗，“邊框的肉質部分漸漸被棕刷帶走了，只剩下筋絡部分”，印於紙張之上，版框部份就會出現木質紋理。鄒氏認為，由於在活字印刷中同一套邊框反復連續使用，損耗較雕版印刷為重，易出現木紋版框現象，因此這是“識別活字本的又一標誌”，⑧並舉清木活字本《萬曆野獲編》等具有木紋邊框為例。

木紋邊框之說存在的問題與界欄槽相似，即刻本亦有此現象。而且木紋邊框並非與一定是反復大量刷印造成的，從雕版印刷實物來看，版框較粗的刻本較易出現木紋。如民國十一年蔣氏密韻樓刊本《草窗韻語》，此本是密韻樓景宋本七種之一，書版今存，近年曾補版刷印過。據研究者稱，密韻樓景宋七種僅刷印了少量紅藍印本，因此書版“均呈深藍色，有的還微微泛紅”。⑨而《草窗韻語》的版框木紋卻清晰明顯（見下圖），可見木紋版框與刷印之多少並無絕對關聯。

蔣氏密韻樓刊《草窗韻語》藍印本，書影來自某拍賣公司的網絡預展。

又如民國刊本《海雲閣詩鈔》、《藝風堂詩存》，兩書書版今存，近年中國書店曾重新刷印。其版框較粗，版框木紋相當明顯，隨處可見。綜合以上諸例，可知木紋版框並非活字本所特有，其形成也與版框是否經受嚴重磨損不一定相關，不能作為鑒別活字本的排他性依據。

民國刊本《藝風堂詩存》

鄒氏之所以在界欄槽、木紋邊框兩點上立說未周，系因他未將活字本與刻本實物作通盤考慮，未經與後者的核對比較，就將某些可能同時存在於活字本與刻本的“疑似現象”視為前者所獨有。從深層次來說，上述研究視角的偏差是由鄒氏的研究心態所決定的。他在書中多次提及，其撰著目的是回應國內外對活字印刷術發明於中國的質疑。他認為滋生質疑的關鍵是中國早期活字印刷實物的欠缺，而這是由於傳統鑒定方法存在盲區，未能充分發掘活字本的獨有特徵所致；若能革新鑒定方法，確立一些新的可操作的判定準則，必可從現存印本中發掘出大量被“湮沒”的活字本，他對此有樂觀估計。然而正是由於堅信活字本存世之多遠超現在所知，並欲努力證明之，其立論遂失之操切，有為發現而發現之嫌。他的用意未始不善，重新梳理活字本的特有現象以提出新的鑒定方法，亦具有創見，對部分早期印刷品的重新判定也有理有據⑩，問題出在主題先行。

學術研究往往與研究者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或明或暗地相關，此事賢者不免。外國學者尤其是韓國學者對於活字印刷歸屬的質疑，不時浮現出民族主義的腔調；國內的印刷史研究常有力圖證明時代之早的現象，也與“民族自豪感”的驅動無不關聯。這樣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未必一定錯誤，但其方法論是危險的。筆者竊以為，文明的偉大程度不盡取決於時間之早、歷時之長，更在於所到達的高度。即便經過周密研究，仍無法確認更早的活字印刷實物，似亦無損中國活字印刷的光輝，萬卷之巨的《古今圖書集成》以及數量多至難以確定的活字本家譜等等，置之世界活字印刷史中，亦堪稱輝煌彪炳之偉業，並不較他國為遜色。

另可注意的是，鄒氏歸納活字本特有現象時，注重將印刷品實物與工藝方法相結合（從書中可知，他搜集了不少活字、夾條、檢字盤、頂木等活字印刷工藝實物），從工藝方法的角度闡發論證活字本的特有現象。從學理上說，活字本鑒定的基本立足點是活字印刷的工藝與雕版印刷不同，判別活字本抑或刻本，其本質就是確認兩者不同的工藝方法在書冊紙面上所留下的特殊效果痕跡。需要強調的是，不僅活字與雕版的工藝方法不同，在活字印刷內部也可能有多種工藝並存（這一“多種”可能是歷時性的，也可能是共時性的）。以版框為例，《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以套格之法印出格紙，版框四角不會出現接縫；以拼接方式組成固定的版框部件的活字本，版框縫隙較小；還有部分活字本可能是組版刷印時用竹木條臨時拼出版框的，縫隙就相對較大。因此在討論活字本鑒定方法時，應充分考慮不同工藝路徑所造成的特殊效果，而不宜將某種工藝方法所造成的刷印效果視為通行於所有活字本的普遍鑒定準則。

左側的活字版框預先製成，印成後接角縫隙應較小；右側的活字本版框四角接縫較大，可能是臨時拼接的。（以上書影來自孔夫子舊書網）

進而論之，在活字本研究中，學者大多只從印刷品實物出發，通過書冊的印刷痕跡逆推其工藝方法，再以推測之結果討論活字本的鑒定原則。這樣對於活字印刷的實際工藝終有一間之未達，有時難免郢書燕說，乃至盲人摸象。其實欲真正理解工藝多樣化所帶來的印刷品特徵的複雜變化，莫如變換思路，由反向逆推變為正向的復原性試驗，根據文獻記載與現存實物，仿製不同類型樣式的活字與排印組件，嘗試各種可能的工藝方法，觀察先後印次的不同效果，再將試驗成果與現存的活字印刷實物相比對，當可解明某些實物特徵之所以形成的工藝原理，進而有助於探討活字本的鑒定準則。此種復原式研究在歷史學、考古學中已相當普及，在印刷史研究中也不乏先例（如對泥活字的復原）。將其更廣泛而靈活地用於復原考察活字本的工藝方法，並無不可逾越的困難，唯需研究者走出書齋，將實證精神投射於文獻與書冊實物之外的印刷實踐。

注释：

①鄒毅《證驗千年活版印刷術》，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44~45頁。
②姚伯岳《活字本鑒別與著錄的幾個問題及思考》，《版本目錄學研究》第四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③艾俊川《從排印工藝特徵談活字本鑒定中的幾個疑難問題》，《北京印刷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
④案，理論上刻本也有版面元件重複使用的可能，其說如下：若使用類似《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的“套格”之法，將版框與版面文字單獨刻版並刷印（其實即套印），則亦會使不同頁面的版框部分反復出現相同特徵。但這只會增加成本，使工序繁瑣複雜，而無刻印效果等方面的實際收益，因此在實踐中絕不會有人行此事倍功半之舉。
⑤類似實例還有很多，請參閱宮曉衛、李國慶《中國活字本圖錄·清代民國卷》，濟南：齊魯書社，2010年。
⑥《證驗千年活版印刷術》，第72頁。
⑦《武英殿聚珍版辦書程式》，北京：中國書店，2009年，葉18b、22b。
⑧《證驗千年活版印刷術》，第78~79頁。
⑨姜尋《密韻樓雕版小記》，《藏書家》第11輯，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
⑩如他根據活版同一性等現象推論宋本《東萊先生音注》為活字本，不為無據。見《證驗千年活版印刷術》，第205~2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