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沈大伟的《美丽的帝国主义：中国眼中的美国（1972-1990年）》
国人关注天下事者，美国多为注意之中心。从双边关系上说，这与中美之间几十年的风雨恩怨不无关系，半个世纪以来，两国时而刀枪相见，势不两立，时而联手为盟，一致对敌，双边关系中起伏无常，难见平顺与平等。在观念(perception)上，美国人往往认为中国是最难以捉摸的对象，即便是在双边关系的“蜜月”阶段亦是如此；而在中国人心目中，美国似乎永远是天堂与地狱的混合体，具有天真无邪与自私自利的双重特征。也许正是这种斩不断、理还乱的情结，铸造了中美之间百年来的某种特有关系，亦吸引和造就了一批批中国的“美国学”学者。
这批中国的“美国通”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如何看待美国？他们为何对美国持某些观点而不持另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对中国的对美政策和双边关系有什么影响？对以美国为研究对象的“美国通”们，这些问题难以作为正式的课题加以探讨。但对关注中国对美政策的美国的“中国通”们，这无疑是谜中之谜。沈大伟先生(David Shambaugh)的近作《美丽的帝国主义：中国眼中的美国（1972至1990）》（以下简称《美帝》），不失为一次有益的探讨。
一
《美帝》一书是沈大伟先生十年潜心研究的结晶，最初是以他在密执安大学的博士论文形式完稿。沈大伟先生称他在研究、写作过程中，走访了数百名在政府机关、研究单位、大学和新闻系统任职的中国的“美国通”，翻阅了包括大量内部材料在内的文字资料。最终以七章三百页的篇幅，概括和分析了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以来中国的“美国通”们观察美国的方式方法，他们的意识形态背景，思想理论基础，中国“美国学”界的组成及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这批中国的“美国通”们分别对美国经济、美国社会、美国政治及外交的分析和看法，以及这些观点对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影响程度。
中国的美国学界是指在政府各部门、研究机构、学界等领域中研究美国问题和制定对美国政策的人的通称。其规模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中美关系的演进和深化，这一领域也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目前拥有六、七百人之多的“职业的美国问题观察家”(professional American watchers)（页277）。而1972年中美关系刚刚起步时，其人数还不足现在的一个“零头”(fraction)。按照沈大伟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行业”(growing industry)（页278）。
按照沈大伟先生的说法，中国的“美国通”们在中国对美政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他们如何看待美国呢？沈大伟的结论之一是，决定中国的美国通们观念(perception)的最基本的因素是他们各自的“职业”(professional role)，而非诸如个人经历，占有材料的能力，文化因素，以及对美国的了解程度，等等其他因素（页40）。换言之，这些“美国通”对美国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与他们所在单位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在沈大伟所称分为“马克思主义学派”和“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中国的“美国学”界中，“马克思主义学派”主要存在于学界、中央党校、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单位。而“非马克思主义学派”（作者定义为“国家学派”statism和“多元主义学派”pluralism）则广为分布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社科院美国所、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代国际问题研究所、新华社和军界之中。如果说前者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后者则是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具体操作部门。
沈大伟先生的“存在决定意识”的论点，或“环境决定论”，决定了“美帝”一书沿着“硬件”和“软件”这两条平行线进行描述，其中“硬件”是中国的美国学界之构成以及部门和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软件”则是指置身于这些具体部门中的人有关美国的言论及其规律。应该说，沈大伟先生对中国的美国学界的结构性描述还是成功的（页8-9）。尽管他对个别机构的具体职能或与其它部门的关系之描述尚欠某种“微调”(fine tuning)，但在当代众多研究中国外交决策结构和功能的美国学者中[①]，仍不失为最佳者。在这个意义上，沈大伟对中国的美国学界内部机制的描述，亦可推而广之为对中国国际关系学和外交界的描述。
二
问题似乎是出在“软件”上。尽管沈大伟先生对中国的“美国通”之观念的描述颇下了一番功夫，尤其是他在对材料占有的广度方面，然而沈先生的结论似乎有待商榷。沈大伟的对中国的“美国通”们的“软件”的基本判断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尽管中国的美国通们对美国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他们对美国的认识仍是肤浅的(shallow)和严重曲解的(seriously distorted)。即便是“非马克思主义学派”，对美国问题的分析亦欠贴切和成熟(subtlety and sophistication)。“除个别人以外，中国的美国问题观察家们对美国不很了解”。在政策层面上，由于中国的美国通们对美国知之甚少，造成了中国方面对美认识的相当程度的断层(a significant perceptual gap)。而这势必导致未来中美关系继续动荡不定（页41）。
对于沈大伟先生的这一结论，笔者仅提出若干商榷之点。
首先，在如何解释中国美国学学者中“马克思主义学派”与“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共存和矛盾的问题上，并未提出令人信服的依据。按照沈大伟先生的说法，中国对美政策的决策者和参与者是最为实际的，而研究所里一些学者的工作则是用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来解释和分析有关美国的事实，他们之中一些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心悦诚服而非口是心非（页285-287）。应该说，包括沈大伟在内的任何中国问题观察家，根据中国的“美国通”们现有的公开发表的见解(articulated perceptions)作出的如此结论，是不足为怪的。中国官方发表的有关美国问题的言论无疑带有相当程度的“倾向性”和意识形态的色彩。然而这种倾向性完全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呢，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或者可能是二者兼有。从中共历史上看，非常意识形态化的语言也往往包含着服务于中国基本的国家利益。1950年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前中国官方对美国方面的言辞既有强烈的谴责，也包含严重的警告，提醒美方不要超过三八线，威胁中国的安全。然而美方对此不屑一顾，认为是中方的“宣传”，继续北进，从而导致中国参战，中美关系由此“冻结”二十年之久。同样，1962年的中印边境之战和1979年的中越冲突之前，中国官方的“宣传”中亦不乏实实在在的警告。美国学者Allen Whiting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使用武力的若干研究中，都注意到中国方面这种“先礼后兵”的规律[②]。显然，把几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动荡不定归结为中国的美国通们“意识形态化”的言辞，是有失偏颇的。
进一步讲，沈大伟先生把“意识形态”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恐怕是过于狭窄了。一般说来，任何政治文化中有系统的、反映价值观主流的观念都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美国人崇尚的自由主义和多元政治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在这方面，绝大多数美国人民是坚信不疑的。如果这个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所作的广义的解释成立的话，那么中国的美国通们中的国家主义派和多元论者的言论也应该属于意识形态化范畴，所不同的是他们是在使用另外一种方法论来分析美国罢了。把美国或西方多元主义和自由派观念以外的其他政体或文化归结为意识形态化或非客观，这至少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简单延伸，其客观性是要打折扣的。
这并不是说，西方的社会科学无客观性而言。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实证主义(empiricism)和行为主义(behaviorism)，都是西方社会科学界不断借鉴自然科学中有控的实验方法(controlled experimentation)、不断扬弃和克服古希腊政治哲学中主观价值判断因素的过程。可以说，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客观性是大大加强了。然而人非草木，受大脑控制的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活动与有规律的纯自然的和机械的运动毕竟有质的差别。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是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性。人类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决定了人的行为的复杂和充满随机性，而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又使人们往往对同一事物作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完全地和机械地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的行为不仅不可能，而且会把社会科学引入歧途。早在六十和七十年代，西方政治学界一些人士就注意到这个问题。[③] 有人甚至认为，社会科学家不可能完全摆脱自身价值观的影响而达到纯客观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沈大伟先生对中国的美国通们所下的结论也是以西方价值观念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化的论点。
上面所谈及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定义问题，也许对沈大伟先生的相对狭窄的定义过分挑剔了，这里不妨提出一个实证性的问题：在中国的美国通中，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学派”与“非马克思主义学派”二者犹如泾渭之分？他们之间有无认识上的或方法论方面的中间或“灰色”地带？对此，沈大伟先生并未明确说明。依笔者之管见，在中国的美国通中，两种人都有，但美国通中并非只有这两种人。更多的美国通们也许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一些人既接受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也通过不断的再了解、再学习、再认识，对美国有了新的或不同的认识。如果我们接受人类有能力从自身和他人的经验中不断学习的论点的话，人对事物的认识是无止境的。而事实上，绝大多数美国通们对美国的认识实际上实在不断演进之中。根据笔者的经验，学院派中不乏所谓“非马克思主义者”；而沈大伟所说的以国家主义和多元论为主流的对美政策制定单位中，更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美国通们所处的不同单位，并不完全会对他们的认识产生“一刀切”的效果。而沈大伟先生对中国的美国通们以单位为基础的分类，恰恰给人以“一刀切”的感觉。
那么怎样解释沈大伟先生所观察到的两种不同的美国通呢？也许实际情况并不复杂。政策制定和执行单位是“务实”，而研究和教学单位是“务虚”。这也许可以用毛泽东的“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政策来解释。从整体上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来解释美国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方面的一些问题，并不排除在具体问题上对美国采取现实主义的解释和政策。
三
中美关系动荡不定之根本原因是什么？沈大伟先生并未言明。对此，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共同的观点似乎是，中美关系中的变量是复杂的。中国方面对美国的认识的差距充其量是众多必要因素(necessary condition)之一，而非充足因素(sufficient condition)。依笔者之见，历史上决定中美关系动荡的外部即客观因素，似乎是主要的。由于冷战的原因，中国领导人在建国前后打开中美关系的努力未能奏效，转而全面倒向苏联。中美双方虽然对朝鲜战争的最初起因均无责任，但美国方面在仁川登陆以后不顾中方一再警告，试图占领朝鲜全境的尝试，使得中美兵戎相交，成为不共戴天之敌。而长达二十年之久的越南战争之真正目的，乃是遏制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共产主义的“扩张”。由于美国方面完全以冷战和意识形态的观念看待中国，使美国的外交决策者忽视了中国内战中的人心背向，更对中共与苏共之间的显而易见的分歧缺乏长远和客观的认识。直到七十年代初美国领导层中现实主义者执政，才摆脱了美国对华政策中意识形态至上的局面，对中国采取了对美国根本利益有利的务实策略。
从广义上讲，强大国家对弱小国家的政策普遍欠缺敏感和分寸。弱小一方认为十分严重的问题，在强大一方看来可能是不足挂齿。美国对华政策和苏联对华政策中都有此种倾向，中国传统的对待周邻小国的态度亦是如此。这并不是说，中美之间的矛盾和波动与中方的认识上的差距没有关系。笔者谨认为应该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微妙复杂且极不稳定的双边关系。
四
以上对《美帝》一书的看法，并非要抹杀该书的成就。从方法论方面看，《美帝》一书代表了西方对中国外交的最新一代的研究方法和结果。为了有所对比，这里不妨简要回顾一下西方研究中国外交的沿革与发展，粗粗分来，西方研究中国外交可以分为“三代”“七流派”。
新中国成立以后，西方研究中国外交的领域中出现了以传统-历史学派(Traditional-history school)，毛主义学派(Maoist school)和现实主义学派(Realist school)为主体的第一代学者。其中传统-历史学派认为新中国的外交承袭了中国传统的外交方式，即“中央之国”的大国沙文主义，[④]毛主义学派则认为新中国的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毛化”了的，即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一系列的对外政策，如统一战线，利用矛盾，人民战争等等，都体现在新中国的外交风格中。[⑤] 而二战以后崛起的现实主义学派则用国家利益、实力学说等变量来解释中国的外交行为。[⑥] 尽管三者所用的变量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从广义的角度，对中国的外交行为进行宏观的解释。
进入六十年代，西方研究中国外交的领域出现了以两个新的学派为特征的第二代：其中之一是所谓派系学说(Factionist school)。其主要论点是中国领导层在内政方面的分歧，也导致了不同的外交行为。这一学派得益于文革期间所暴露的大量的高层分歧，认为中国的领导阶层已非铁板一块。中国外交因此是派系之争和妥协的结果。[⑦] 另一个学派是所谓“大三角学派”(Trianglist school)。由于中美苏三方在战略方面的纵横，西方对处于大三角关系中相对弱小但又十分微妙的中国一极的作用十分重视，大量有关中共外交的研究由此而产生。[⑧]
至八十年代初，第三代学者开始发挥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机构学派(Institutionalist school)和观念学派(Perceptual school)。前者着重于中国对外关系决策的组织与机构，[⑨] 后者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决策和研究者对他们所研究对象的认识和观念，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⑩] 而沈大伟先生的“美帝”一书则是集二者之大成，系统地描述了分析和制定中国外交的“硬件”和“软件”。
第三代学者的共同点是把对中国外交行为的分析由宏观转向微观，由外部转向内部，由研究决策的外部环境和政策结果转向研究决策过程和决策参与者的细微观念。这与前两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十分不同。然而有长必有短，第三代学者对中国外交细微之处的关注，有时不可避免地难以兼顾宏观方面的总体判断。比如，沈大伟先生在《美帝》一书中所说中国的美国通们对美国情况基本不了解的结论，西方一些中国学的长辈也为之惊叹。[11] 当然，研究课题的制定，采用何种方法，引用何种资料，纯属个人的学术自由，本文无意品论。再次谨期待西方的中国学界能够见树见林，不断完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