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研究生数量“倒挂”只是个别高校特有的现象，并非普遍现象，但每次出现相关新闻都能引发热议，还是因为老生常谈的“学历贬值”问题。
“卷学历”的现象，本质上还是太多人都想竞争到数量极为有限的“体面”工作，竞争十分单一。
但这几年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以往我们认为的白领工作不再有那么大的优势，且已卷到了极致，但传统认知里蓝领的工作却大有上升空间，像中高级技工、工程师也需要高素质人才。
只有职业教育体系更好构建起来，技术人才得到应有的社会地位，人们才会坦然寻求更多元化发展，不会把“高考、上大学、卷学历、成为社会精英”视作唯一正确的人生打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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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兰州大学发文宣布今年其在校研究生总量首次超过本科生，于是“本研倒挂”一度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大量讨论。
需要明确的是，研究生包括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很多人会误以为研究生就是硕士。
但即便如此，在大部分人的认知里，本硕博三者的数量就是金字塔型结构，作为基座的本科生数量庞大，应该远超硕士和博士，出现“倒挂”非常让人诧异。
“本研倒挂”并不是2024年刚出现，也非兰州大学独有的现象。
早在2012年，媒体就报道了南京大学、东北大学等由于前几年研究生招生不断扩容，从而出现了硕士毕业生多于本科生的现象。
当时像清华、北大、南开等顶尖高校更是加速从教学向研究转型，更早出现了“本研倒挂”。
这些年各大高校为了培养更高层次的人才，也为了扩展自身的影响力，大刀阔斧进行了研究生扩容。
有学者测算，从2000年到现在的20多年，我国本专科教育扩招了大约1.6倍，而研究生教育扩招了大约8倍。
然而，即便这样大踏步的扩张，研究生数量依然不多，去年全国招了130多万研究生，但本科得有接近500万。
“本硕倒挂”也只是出现在一些“双一流”名校，特别是京沪名校。
比如北京，去年高校毕业生一共29.6万人，其中研究生就占了16多万人，多出本科生3万人。
像兰州大学，有“西北小清华”之称，与西安交大是西部地区的顶尖名校，就很容易出现“倒挂”。
绝大多数学校的本科生还是比研究生多很多。
本来这就是个别高校特有的现象，但却引发了社会上热度相当大的讨论，甚至让本科毕业生感觉到恐慌——这几年本科生本来找工作就挺难的，研究生又越来越多，自己本科生的文凭竞争力更弱了。
研究生也感觉到越来越“卷”，一些初中招聘教师都开始卡研究生学历，高学历也带不来更多安全感。
这其实还是老生常谈的“学历贬值”问题。
一方面是教育的普及，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大学录取通知书和毕业文凭、学历证书不断增发，毕业后社会无法吸纳，像纸币超发导致货币贬值一样。
另一方面，用信息经济学里斯宾塞的信号模型来说，就是学历作为能力信号的作用在下降。
怎么说呢？
每个人的能力其实很难估测，有的人能做到四五分，但三寸不烂之舌能说到八九分，有的人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表面看能力普通，实则爆棚。这就需要有一个肉眼可见的衡量标准让市场看到每个人的能力。
这个信号必须有客观标准、难以伪造，被世俗选中的就是学历和各种证书。
当然这也需要付出成本，除了金钱方面的，还有愿意不辞辛劳学完四年、七年甚至更久往往非常枯燥的课程，学会如何适应环境。
因此，你学得好、学得多，就更能反映你智力是可以的，而且勤奋、坚定、合群，雇主就会按照你的教育水平来为你提供工资。
但信号也是一个零和游戏，只有在其他人没有同样高学历的情况下，才会向雇主传达出信息。
像八九十年代，大学生极其稀缺，一些求贤若渴的民营企业为了分配到一个大学生，甘愿给大专院校付一笔不菲的培养费，给到大学生的待遇也是企业最好的，那时候大学生能去民营企业真有种“天降猛人”的感觉。
如果每个人都手握同样的高文凭，即使工作本身并不需要，也得是个硕士或博士才能脱颖而出。这就导致学历作为能力信号的作用下降，会往更高层次去卷。
相当一部分本科生就是毕业后为了逃避就业和激烈的竞争选择了继续读研，还有一些是找不到匹配的“体面”工作，又不肯屈就，就通过读研来获得更强的就业竞争力。
为什么我题目里会把这个问题跟蓝领、白领联系到一起呢？
因为“卷学历”的现象，本质上还是太多人都想竞争到仅有的一些看起来“体面”工作。但这几年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以往我们认为的“体面”工作不那么体面了，且已卷到了极致，但传统认知里“不太体面”的工作却大有上升空间。
前几个月发布的《2023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指出，蓝领与白领的收入差距逐年缩小。2023年蓝领群体的平均月薪为6043元，而白领为8388元。
像蓝领中的月嫂、货车司机和外卖员，平均月薪能达到七八千元，已经能比肩普通白领。
我们平常也能感觉到，不论是请人装修、维修还是雇佣保姆、月嫂，价格是肉眼可见的提升了。
在许多二三线城市，优质月嫂的收费甚至一个月能接近2万元，还要提前半年甚至更长来预约。
优质月嫂要有月嫂证、母婴护理证、服务过至少30个家庭才行，不仅懂得科学育儿，还懂得心理、营养、康复等学科的知识。
这些算是服务业蓝领，很多人可能觉得承接不了高素质的人才。但蓝领中也有需要极高技能的岗位，比如制造业技工，他们的薪酬提升得更快。
最近上海人社局发布的2023年企业技能人才市场工资价位显示，2023年上海企业技能人才年平均工资16.88万元，优秀高技能人才的工资甚至超过了同级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
一些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的年薪能高达40-50万元，已经超过了中高级管理岗位。
我国虽然是制造业大国，但高级技工却非常短缺，相关调查显示，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则是50%，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5%。
全国高级技术工人缺口达1000万人，仅数控机床操作工的短缺量就高达60万人，有的企业几十万年薪也招不到技术在线的技工。
没有高素质技工会出现什么后果呢？
你能设计出来却造不出来。
媒体曾报道，有一家企业通过研发攻坚拿到了一项汽车发动机的专利技术，并得到了国际认可，但在集成时却发现整个发动机产品的质量、性能与设想大相径庭。
原因就是工厂缺乏高级技工，做出来的组件制造水平不达标。如果让外国公司来集成，技术研发带来的成本优势则荡然无存。
这就是说，创新和制造是紧密相连的，太多人都去挤看起来体面的“创新”岗位，不惜花好几年得到更高学历，甚至花大价钱去国外读个“水硕”，结果连创新的边都没沾上，但制造领域却缺乏高素质人才。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
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
把切削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很难在本国实现产业化了。
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细化和需求更个性化，很多实操性非常强的蓝领职位还在源源不断孕育，人社部经常发布的新职位里就有不少蓝领岗位。
前段时间最新发布的一批新职位，就有“氢基直接还原炼铁工”——用氢能冶金代替碳冶金，属于碳减排大潮下诞生的新工种。还有“生物工程技术人员”“智能制造系统运维员”等贴合了当下的趋势。
“白领”“蓝领”这样的说法最早出现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本来两者收入差距也不算大。
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让两者彻底拉开了差距。
这时候竞争变成了全球性的，经济的神经系统是信息，血液是资本，连接的骨骼是交通和通讯，搞制造和做服务的注定很难有较高参与度，财富主力军必然是从事金融、互联网、律师、财会、设计等行业的白领。
这就让两者收入差距和社会地位日渐拉大，人们普遍认为白领光鲜亮丽、体面，是好职业；蓝领收入不高、靠体力，是坏职业。教育也以把学生培养成“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为追求。
但这几年，蓝领、白领的收入差距在缩小，边界其实也变得非常模糊。蓝领早就不再是“体力劳动者”“简单重复劳动”“坏职业”所能概括。
媒体经常报道一些90后高学历硕士去当蓝领技术员，他们不仅精通编程，还会操作自动化设备，调整精密设备、进行设备点检。
由于之前太多人选择了金融、互联网、律师、财会等“白领”职业，人才供过于求，很多白领工作其实在“下沉”，逐渐被祛魅。
图源：电影《年会不能停！》
很多白领做着日复一日的重复、内耗和标准化工作，职业提升空间并不大，动辄“996”和被裁员，还有像互联网审核员这种类型的工作，已经算是“互联网蓝领”。
然而，即便技工就业压力相对更小，收入也能高过一些白领，“一技傍身，走遍天下”也被很多人认同，但过去大家依然认为技工是工人，厂房与写字楼、流水线与写字台仍然是两个世界。
这就导致了一些动手能力极高，有工匠天赋的人才也去卷学历，去争夺少有的互联网、金融、财会、事业编、公务员等职位。
这里面很大的原因就是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的缺失。
本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互为补充的关系，输送不同类型人才。但相比于从小学到研究生一路晋级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像是“低人一等”。
现实中，一般成绩很不理想，考大学毫无希望的学生才被“分流”去读职校，职业教育无论生源质量还是教育资源都被普通教育碾压，去职业学校是一种非常被迫的选择。
家长想让孩子知道考不上大学的严重后果时往往会说“考不上就只能上个技校了”。
于是拿到本科、研究生学历，进而成为白领就成为通往华山的唯一一条路，真正需要技术活儿的岗位却严重缺人。人力资本的供给跟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需求产生了很大差异。
而且职业教育的培养内容跟市场有些脱节，进一步导致了技校毕业生待遇差。
比如汽车机械类专业，是职业学校的传统专业，但发展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培养出充足的汽车制造技术人员，也没有跟上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工、汽车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长期缺工比较严重。
2019年的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才首次新增了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2021年才新增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和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
而在把职业教育作为工业发展“秘密武器”的德国，企业在职业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甚至学生学什么也由企业来参与制定，企业会把行业新要求、技术新标准、市场新动向等及时给到学校，并把学生在实习中的表现及时反馈给学校，以便于学校调整教学。当然，企业也承担了学生大部分的培训费用，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德国职业教育跟普通教育是平起平坐的。分流去职业学校的学生哪天改变主意了还能再回来申请大学，不同类型的学校之间是有贯通流动性的。
有了这种贯通流动性，分流到职业中学就不会成为一种淘汰机制，而是暂时性的选择。
只有当学技术只是一种选择，而非被淘汰后的无奈之举，那职业教育才能与普通教育平起平坐。
这几年为了推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中国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这就需要通过职业教育培育出大批技工、工程师、大国工匠。
职业教育也被重视起来了，比如自2019年6月，15所职业学校被正式升格为本科层次职业大学。
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获得教育部正式批准的职业本科大学共有51所，其中公办院校有28所。
51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名单（图源：中国教育在线）
此外，教育部在9月26日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建设一批综合高中，推动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课程互选、学分互认。
这就有点像德国各类型学校之间的贯通流动，可能会让职业教育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当然，不只是教育，劳动者的劳动环境、福利待遇等都还有着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只有这些都做好了，人们才会更坦然地寻求更多元化发展，才不会把“高考、上大学、卷学历、成为社会精英”视作唯一正确的人生打开方式。
“只有当蓝领阶层有机会成长为中产阶层，才能使全社会的收入分配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如此论述改变蓝领群体社会定位的意义。
这显然对于中国教育进步、制造业转型和社会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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