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 ‘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鲁迅关于“吃人”的表述出自《狂人日记》，这两个字随着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呼喊声，随着当代文化教育的淳淳引导，深入人心，我们开始认为封建礼教就真的是“吃人”的礼教了。《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可以说是一篇鲁迅反封建礼教的“宣言”，也可以认为是鲁迅此后全部创作的“总序言”。而在1908年，鲁迅27岁的时候发表过一篇《文化偏至论》，在里面他提出了“立人”的思想，认为中国那时只有“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才能“生存两间，角逐列国”，而“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大概意思就是，当时之中华要想在列强中生存，就需要重启炉灶，而第一位的是国人要标新立异，更新思想，然后其他事情就好办了。有趣的是，这“立人”的思想更多的是包含“创造”的功能，告诉我们怎么做，反而先于需要 “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的“吃人”的发现，而这是“破坏”。难道是后面的事态发展到只有先“破坏”了再说？鲁迅讲房子太暗，需要开一扇窗户，人们可能不会理你，但是如果说要把屋顶掀掉，可能就有人来同意开窗户了，当时的中国大概就处于那个要下狠手的状态。“别立新宗”，以及后来的“拿来主义”，现在想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人们，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是不是有些时空混乱？
与鲁迅同时，还有一位反礼教斗士，那就是被胡适称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之吴虞，关于他，请看注释2。他在1919年11月说了开头第二句话，“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直截了当、逻辑清晰地得出“礼教=吃人”的公式。没什么说的了吧！
从简历上看，他们有个的共同点“早期留学日本”，而有“留学”经历的人物大有人在，如有“五四运动总司令”之称的陈独秀，他多次出入日本求学或避难；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约翰·杜威的胡适等等，当时的中国就在这些有“留学”背景的文化鼓手的呐喊声之下试图觉醒。由于这些声音分贝太大太急促，导致人们脑力来不及反思一下，当时除了文化上的反思之外，我们的人们就再也没有做些其他的事情，比如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等等。思索了一下，首先跳跃出来的是中国自己培养的地质学第一人丁文江（注释3）。知道他，是因为看了他的一本小册子《游记二种》，里面的《漫游散记》可以说是丁先生的学术笔记，提供了大量清末民初西南、西北各省矿产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方面的重要资料，这本小册子，笔者是在一次坐绿皮火车回老家的时候看的，还写了笔记，现在直接抄一小段自己当时的笔记如下，试图了解清末民初开始的炼铁工程为什么每每落后于人。
“张之洞做湖广总督的时候，他以为修铁路要用钢轨，制钢轨必先炼铁，提议在广东建铁厂，拖驻英公使薛福成向英国厂家购买机器。英国人请他先把铁矿和焦炭标本寄了去化验并且把铁矿煤矿的矿量距离详细说明。张之洞生气地说“中国这样大的地方，哪里没有好的煤矿铁矿？只要照英国通用的机器买一份就好了。”于是英国人卖给他两个百吨化铁炉，一个八吨碱法炼钢炉，两个八吨酸法炼钢炉。机器没到，张之洞已经调任湖北。他就把设备带到湖北来。机器到了，他随便把它们装在汉阳，赶紧找铁矿煤矿。幸亏盛宣怀把他找到的大冶铁矿献给他，铁矿问题解决了。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厂好了，要开炉了，没有焦炭，他向德国买了几千吨来试炼！从光绪十六年到二十二年，他用去了一千一百二十几万两银子没有炼出铁来。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八年）盛宣怀接办，才找到萍乡煤矿。但是因为炼钢炉不合用，炼出来的钢没有销路。资本用完了，没有法子，才向日本人借款三百万，后来照样产不出好铁了，最后把大冶铁矿也送给了日本。”
这就是丁文江等作为实业科学的开山鼻祖在“科技救国”道路上所要面对的以己之力无法改变的心塞往事，也是激励他们立志于自己国家科技事业的原动力。反而，那些留学东洋或西洋的文科生们的呐喊声却异常网红，占用了一些科学家、实业家的大量空间。他们能选择的救国道路就是“文学救国”，而文学救国的直接敌人就是“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在旗手们的概括总结下就变成了“赤裸裸的吃人”礼教。在当时那时那景，国人最紧迫的事情应该是革新思想，而为了革新思想新文化运动旗手们觉得需要先清空老思想，这点或许也没错，在当时当景。
新文化运动接于满清，巧的是直接搞武装革命的革命家们率先提出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鞑虏”是不是就是这个错呢？起码，在革命开始，人们是那样认为的。我们还是来比较一下在大清康乾盛世的时候与外部环境吧。
康乾盛世时间在18世纪，长度为一百三十多年。那时的大清，国力强盛，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社会稳定。当时的大清东面蓝色的大海，西向翠绿的群山，国力、经济、疆域也主要相对于西北域毛子说的，只要一首诗案就能把全部自我陶醉的假象识破。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诗出之雍正时期的翰林院士徐骏之手。他是康熙刑部侍郎徐乾学之子，抗清志士顾炎武的孙外甥。其人经常兴手拈来一些好诗，有时候还爱显摆，滥发朋友圈，这首诗写好了之后在朋友圈里很流行，最后被居心叵测的人看到了传到雍正那里，这不是讽我满人没文化吗！斩立决。徐骏因为自己的诗毁了整个朋友圈。再想一下当年的李白老先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如果这诗是在清朝，估计全华夏民族的游子就多了无限的遗憾来表达自己的故土乡情。一言以蔽之，当时的大清，所谓礼教被篡改为只是用来麻痹人民、加强统治的工具，官宦腐朽，缺乏管理能力，人心惶惶。
我们再看看十八世纪的欧美，在做什么呢？简单地讲，英国完成了清教徒革命，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建立；法国大革命爆发，议会制民主制度建立；美国国内战争完成，奴隶制度消灭。总之，十八世纪，欧美国家基本扫除了工业革命大发展的障碍，在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都取得了最新的突破。显然，我们在认识到有“德/赛”二先生的情况下，并没有什么突破。
我们把历史再往后推几百年到华夏的宋朝，儒家思想伴随着宋明理学而终极形成。那时的宋朝是华夏历史重文轻武的时代，作为文职的行政长官县令/县丞高于武职的县尉。有人说当时的宋的GDP占全球的70%，超过唐10倍。或许有些夸张，但是占50%还是靠谱的。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说“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尽管是告诫儿子们注意勤俭，忌侈靡，但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的人民的富足，农民伯伯们都可以穿丝了。当时的临安“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缘金吾不禁，公私营干，夜食于此故也。御街铺店，自三更开行上市，至晓方罢市。”夜市相当繁华，整夜买卖，到凌晨都还有。在一张清明上河图，甚至能找到外卖小哥。这成就不应该是在具有“吃人”功能的礼教制度下的人们能取得的吧！
其实啊！礼教（或者说儒家思想）只是一种秩序，是炎黄子孙安身立命的道德基准，人性不能克守公共道德底线的时候，就在礼仪中找规则以及触犯的处罚。这样说，礼教就像现代社会的司法体系。它对人的社会角色负责，却不关乎社会生产力。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水平有关，而科学技术与科学技术思维方式有关。我们近代以来的落后不是礼教秩序导致的，而是缺乏科学技术思维导致的，因此我们急需更新的是用来提高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思维，而不是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传统文化。如果用个例去批评礼教的缺点，是荒唐的，哪个国家、哪个种族没有道德败坏的个例？宋强大的社会经济表现已经证明了有着主流的儒家思想的国人也能搞好经济，倒是那些没有过多礼教束缚的外族、蛮族入侵之前倒是具有野蛮和落后的特点。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于骊山，公元前770年继承人周平王在贵族诸侯的拥护下迁都洛邑,这时候的周王朝被后人称为“东周”，奴隶主贵族联盟的一个至高无上的宗主国家形态开始瓦解。东亚大陆开始诸侯纷争的时代，这个时代礼崩乐坏，世风日下，人们处于毫无节制的恐惧之中，社会秩序近于崩溃瓦解，人们等待着世界秩序的重建。慢慢地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出场了。他先以说客的身份，与其他人一样希望找一个明主一展包袱，渐渐地，他发现“道不同，不相为谋”，就以一个教育者开始传道，“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然“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只能自嘲的孔子“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他以自己的幽默与平实嘲笑了其他所有的人也超越了所有的人，同时超越了他的时代。最终，孔子成为了东亚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以他的模范，雕版了连绵几千年的东亚文明。
当传统不再足以把社会维系在一起时，社会秩序就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直到瓦解，除非新的传统形成，然而传统的形成不是一日之功，更不是某个组织开会决定社会需要什么，社会马上就接受了什么，于是所有的人就兴高采烈地开始新生活，新的传统必需是过去的延续。同样，传统破裂也不是一夜之间破裂，古老城墙上风蚀的旧墙灰是一点一点地掉落的，直到城墙轰然倒下，用新的泥灰做旧的城墙怎么也比不了前辈建筑的巍峨与高猛，人们已经看不到过去的荣光了，只能在迷失中找点虚荣，“我到过、我去过、我知道”不应该是古老传统存在的理由。
孔子，他要为当下的人们找到什么样的传统呢？“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是的，他渴求恢复的就是周礼，因为他看到传统才是意愿与态度的主要塑造者，他“信而好古”，然而他不是古董收藏家，他知道变化已经发生，社会不能回到古代去了。传统不是固化与说教，而是发展与感化，让心中固定不变、坚定不移的东西自然流露，这是人生存的动力，感到不被欺骗、不被放弃的期望，它告诉我们也不是盲目地服从，而是接受。自发的传统不复存在，处心积虑的传统需要强化。他的教化希望把道德行为自然而然地贯穿到人的日常行为中去，寺庙、戏院、家庭、学校、口语、历史、政事、节假日、旅游、仪式活动等等所有的事情成为习惯，是潜意识的活动。作为教育家的孔子用一个又一个的名言警句、寓言故事来设计东亚人所希望展现的性格原型。
后面我们将用“儒家”来代替“孔子”论述他所设计的传统。因为一个连绵千年的礼仪教化不是他一个人的言说完成的，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的经典就成为了训练政府官员的教材，但其实政权还是王道与霸道（法道）同行，圣王之道用于宣传，法道用于统治，这与周朝时期的“礼，刑”是一则的，＂礼“用于维护统治权贵间的等级秩序，”刑“用于对奴隶平民的控制，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对奴隶平民可是没有”礼“的，后来发展到所谓的＂三纲五常”。东亚历史的全部基础文化，汉民族性，主要活动区域，王朝格调基本形成，总之朝文明社会前进，直到宋朝这种农耕与商业，国内与国际，保守与开放，自由与控制的社会机能发展到东亚历史的最高点。之后的明开始，中国的皇权政治发展到顶峰，以后近千年没有被突破过，一直在完善被应用，从没被突破，带着枪炮的异族人野蛮地敲门都没敲醒。中国历史成为专制保守的皇权政治，与多民族混合时，要么蔑视，要么处于武力被动挨打地位，元、清都是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统治，总生不出更先进的文明，而今，不正常的事情越来越多，看是不言自明的事情超过普通人的想象，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商人、杂艺之人、政客、公知就一个诳语轻浮无良的标签。韧性的、勤劳的、高傲的、中庸的、内省的华夏人一直在等待，一直在期盼。是传统出问题了？还是应用出问题了？前面也说了，一个人一个时代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还是从儒家到底说了什么开始。
第一个词就是“仁”。仁是什么？“克己复礼是为仁”，为仁者需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就是说在自己强大的时候能够扶持弱小，宽厚待人，博施济众。当然，为民者不需要如志士一般"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可以了，这就是“移情”，害人之心不可有。儒家可从来就不主张“杀人”的，首要的目的是爱人，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
第二个词就是“君子”。“君子”与“小人”相对，我们常言“君子坦荡荡，小人惨凄凄”。“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有宽广仁厚的内心，普天之下，一视同仁，小人却结党营私，前后紧随，党同伐异，溜须拍马。“君子”“是社会的楷模，“士”普通大众修养目标。被人误解伤害了总会道一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见我们内心都有一个“君子”常驻，也渴望与“君子”为伍，能坦坦荡荡地生活。
第三个词是“礼仪”。“礼仪”包含太多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三纲五常”。“礼仪”也是被批评最多的对象，就是前面我们讲的“礼教杀人”等等。三纲五常之说，起于汉的董仲舒，完成于宋的朱熹，在朱熹完成“天理”说理学之后，古代思想家们终于把封建纲纪和处理这种纲纪的道德原则结合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伦理道德体系。三纲即君臣、父子、夫妻，规范了统治者与臣下的关系、父与子的关系、夫与妻的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如果我们忘记那个高高在上的君王，单从字面上看，像朱熹一样解释，“仁”是“爱人”、“人道”的意思；“义”是行为承担合理的责任、担当的意思；“礼”是规范、道德的行为表现，起到预防的作用；“智”是指知识，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不盲从；“信”是信任、诚信、言行一致的意思。仁表现于恻隐之心；义表现为羞恶；礼表现为恭敬；智是明辨之理，其心理表现为是非；信表现为忠信。如果以此行事，在人们的生活中，都能有恻隐之心、行恭敬、知羞耻、辨是非、守忠信，忘记那个高高在上的权力的禁锢吧！因为世异事移，我们从中可以提炼到气节、品德，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等等。君王已不存在，至上的权威也不存在，需要从心底里挖掉，我们不能转移概念，把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放到产生这个概念的制度上去，向制度发难，而不是向语义发难。
第四个词是“德”。这个词的字面意思主要是指权力的合理性，治人者有治人者的权力，被治者也有被治者的权力， “德配天下”、“以德服人”。塔利兰的格言：你可以用刺刀做任何事情，但是不能坐在上面。这就是秦二世而亡的原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子欲善而民善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就是说，如果君主真心向善，人民就会跟着向善。君子的德像风，人民的德像草。草的天性就是当风吹来的时候就会随风扑倒的。
第五个词是“乐”。这个词是 “艺术”的意思，或者叫“哲学”，华夏古代的哲学多与政治、社会伦理、人与人的关系有关，而少与自然科学，人与物的关系有关，因此用哲学是不恰当的。我们暂且用“乐”来替代，而这个“乐”在古代有很高的地位，“礼崩乐坏”代表了社会不可救药，不得不变的时期了。“乐”指音乐、艺术、诗歌，以及在其他文化审美，精神需求的总和。这个就是一面镜子，如果置身事外，可以把社会状态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置若罔闻，就只能等死再来。
到目前为止，儒家描应该绘了一幅和谐向上的社会图景吧！我们随口可以用几句名言警句来作为自己行为的辩护词。儒家不在乎有不有神灵在天上，也就是说不在乎他们的代言是不是一种至高无上、不可企及的神说的话，他要求我们“苟日新日日新”，自己反省自己就足够了，修身齐家就是君子之道，治国平天下就是至善大圣之道，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专注于此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