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贫困是城市成功的标志

内容来源：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

作者：王东宇

“《城市的胜利》一书是解读城市崛起与衰落、现状与未来的颠覆性著作”（封面语），获评2011年《经济学人》非虚构类最佳图书。格莱泽教授在书中阐述的许多观点，新颖，甚至“雷人”。

比如，“贫困是一座城市成功的一种标志”“真正决定一座城市成功的因素是人，而非建筑”，柏油路比乡村更环保等等。对鼓吹乡村浪漫生活的《瓦尔登湖》一书的作者梭罗，格莱泽教授大加鞭挞。

这本书的独特视角，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中的城市问题，反思我们固有的偏见和规划理论的误区。本文介绍格莱泽教授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的主要观点及笔者的思考。

贫困的城市：贫困是一座城市成功的一种标志

格莱泽教授对城市贫困现象的认识让人“三观尽毁”。他认为，本质上城市的贫困并非什么坏事。相反贫困通常是一座城市成功的一种标志。以格莱泽教授的观点来看，曾经集聚在北京唐家岭地区、深圳蔡屋围地区的“蚁族”，恰恰是城市成功的标志。

曾经的唐家岭某出租楼内，四栋楼被私建的铁板连接起来，铁板上是洗漱间，旁边可以晾衣服。

蔡屋围：深圳最为成功的城中村

他指出，“从里约热内卢到鹿特丹，城市中存在的贫困现象事实上体现了城市的优势，而非劣势。……城市的发展是减轻农村贫困的一个重要途径。”“城市里充满了贫困人口，但并非是城市让人们变得更加贫困，而是城市利用将会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前景吸引来了贫困人口。”

人们常常会排斥城市里集聚了大量低收入人群的贫民窟、城中村或地下室，认为这是城市失败的象征。而格莱泽教授指出：“与偏远地区不同的是，城市里的贫民窟往往被作为跨入中产阶级的跳板。”

北京这座超大城市以其丰富的功能、多样的文化以及充足的就业岗位，引发了大量人群在地下室居住的奇观。

美国南加州大学Annette M. Kim教授对北京地下室做过专门的研究。她认为，在北京地下室这种非正式住宅（informal housing）里居住的人数很难准确统计，估计从20万到200万不等，但100万人是一个合理的数字。其实每天穿梭于京城的快递和外卖小哥，有很多都是附近地下室的住户。

北京忙碌的快递和外卖小哥有很多是周边地下室的住户

广布于北京中心城区的地下室，提供了大量的可负担住宅（affordable house），既使低收入人群的居住地能够靠近工作地点，降低了城市的运行成本，也极大地缓解了政府住宅保障方面的压力，成为推动北漂一族阶层流动的第一块跳板——尽管通常我们并不这么认为。

Annette M. Kim教授绘制的北京地下室及保障房（affordable housing）分布图。图中橙点为北京地下室的分布，蓝点为保障房。抽样的地下室平均面积9.75平方米，平均租金70美元/月（约合440元人民币/月）。

衰落的城市：真正决定一座城市成功的因素是人，而非建筑

格莱泽教授梳理了底特律和纽约等城市的兴衰史，指出“真正决定一座城市成功的因素是人，而非建筑。”

底特律在19世纪末是一个堪与当今硅谷媲美的创新者的温床，如今却沦落成为一个由少数大企业控制、治安极端恶化（由于缺乏资金，警察不能全天在岗）、经济严重衰退的封闭的制造业城市，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是当城市陷入萧条，人口不断减少的时候，当政者“没有尽力吸引那些聪明和富裕的企业家，而是建造了高楼大厦。……把新建的城市看成了真正的城市。”

底特律甚至在基本无人的街道上，建设高架轨道捷运系统，希望以此扭转城市的衰退。格莱泽认为，“如果这座城市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利用其财富和政治实力投资各个层次的教育机构，那它也许已经获得了后工业城市实现复兴所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本。”

底特律市中心萧条的街道与捷运轨道系统（这是2008年所摄）

纽约在1970年代陷入比底特律更为严重的衰退。这是那个时代工业城市的普遍现象。但纽约成功实现了城市的复兴，而“复兴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家精神的增强，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领域。”纽约很好地利用了城市带来的接近性，并成功对冲因制造业的流失和衰败所造成的困境。

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深知城市带来的思想交流的意义，他在政府办公室采用华尔街交易大厅的模式，以发挥面对面交流的重要价值。格莱泽教授认为：“全球化一方面消除了纽约作为一个制造业中心的优势，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又提升了这座城市在创新理念方面的优势。”

将华尔街“搬到”市政厅：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的办公室

格莱泽教授指出，“开发新的地产项目可能会为一座日益衰退的城市涂上一层亮色，但无法解决其深层次的问题。城市日益衰退的标志是它们拥有相对于其经济实力来说过多的住宅和基础设施。鉴于供应过剩而需求不足，利用公共资金建设新的项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以开发建设为中心的城市振兴计划是非常愚蠢的，它提示我们：城市不等于建筑，城市等于居民。”

近年来我国关于“鬼城”“可容纳34亿人口的新区”等话题所引发的讨论，反映出以土地财政融资模式推动的城市建设，已经让中国城市普遍的过度开发成为不争的事实。

鄂尔多斯远远脱离人口增长和实际需求的城市建设，在渤海湾和山东半岛的沿海城市也随处可见；国家高铁网络的迅速铺开，催生了无数围绕高铁站点的“高铁新城”，远离城市，高楼林立，但看起来唯一缺乏的就是入住的居民。

这些城市和地区的房地产去库存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传统资源型城市和省份（如山西），在蓬勃发展的资源输出时期疏于积累人力资本，在经济下行之际希望实现转型但却发现束手无策。

这个时候来看，“真正决定一座城市成功的因素是人，而非建筑”的认识，是格莱泽教授对于传统工业城市、资源型城市应对衰退的金玉良言。他认为，“除了通过合理的税收与管理进行教育投资和提供核心的公共服务以外，政府能够采取的加速复兴进程的措施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城市在高速发展时期，未雨绸缪，投资教育，累积人力资本，才是避免城市衰落、实现城市转型的不二选择。

垂直的城市：摩天大楼的好处

格莱泽教授自小在纽约生长，因此，他推崇垂直紧凑的城市形态，颂扬摩天大楼的好处，并批判纽约《区域规划条例》对曼哈顿开发造成的限制。在他眼中，纽约的曼哈顿仍“不够高”，区划和历史建筑的过度保护对纽约的制约也令人难以接受。

他认为，一方面，通过加高曼哈顿的高层建筑，可以让更为密集的人口在紧凑的空间内进行更多的思想交流，从而提升纽约的城市竞争力；另一方面，摩天大楼的增高也使城市的能耗更低。

格莱泽教授指出建造摩天大楼，增加城市密度，可以大量地减少城市的能耗：“如果说郊区住宅的平均环境足迹是一只15码的徒步鞋，那么纽约一套公寓的环境足迹就是一只6码的周仰杰牌高跟鞋。传统城市的碳排放更少，因为那里的人们不需要大量驾车出行。只有不到1/3的纽约人开车上下班，而开车上下班的美国人达到了86%。”

垂直城市可以显著降低城市能耗：纽约只有不到1/3的人开车通勤，大大低于全美86%的水平。

关于摩天大楼，格莱泽教授的部分观点显然是正确的，尤其是对那些美国低密度蔓延的城市来说更是这样——个生活在洛杉矶郊区的家长，在周末驾车接送孩子上兴趣班的距离，往往轻易就超过100公里（当然也有美国的规划学者认为洛杉矶的密度一点不比纽约低）。

大洛杉矶是典型的蔓延城市，不过绿色城市化的老师却说洛杉矶的城市密度甚至比纽约还高。跟中国的城市密度相比，这似乎有些五十步笑百步的感觉。

不过，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下面将会述及格莱泽教授单纯从经济学角度看待摩天大楼的好处，以及批判巴黎、纽约城市历史遗产保护的观点有哪些错误。

环保的城市：柏油路更环保

这也是格莱泽教授在本书中最具颠覆性和最容易引起争议的观点之一。他反对著有《瓦尔登湖》的作家梭罗对乡村浪漫化的向往。他指出梭罗鼓励离群索居的生活是有悖于环保的，而正是由于梭罗是城市知识链条上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才有可能写出《瓦尔登湖》这样的作品。

没有城市，梭罗可能写不出这样杰出的作品。

格莱泽教授认为，事实上，“城市生活远比绿草如茵的生活更加有利于环境。”“环境真正的朋友是曼哈顿以及伦敦和上海的市中心，而非郊区。”

格莱泽教授对田园生活的梦想提出了批判，认为美国的郊区化是汽车战胜了电梯。正是美国人所流行的瓦尔登湖畔的生活方式，最终使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倡导的田园生活成为生态噩梦。

格莱泽教授同时表达了对印度和中国即将到来的机动化，对两个国家城市空间形态影响的担忧。他认为，如果讲求环保，就请放弃在乡间生活的企图，搬到密集的城市中来，城市的柏油路比乡村的瓦尔登湖更为环保。

思想的城市：城市是跨文明之间传播知识的最为有效的场合

格莱泽教授将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阿巴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16世纪以后的长崎、当代的班加罗尔和硅谷等归为一类，认为这些城市“一直是在各种文明之间传播知识的最为有效的场合。”它们都受益于由高技术人才的接近性所带来的面对面的思想交流，以及随之而来的创新。促使这些城市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它们由不同的历史机缘促成跨文化的思想竞争与合作。

格莱泽教授在书中指出，硅谷促使精英人才在地缘上相互接近，彼此建立联系，传播复杂的信息。沃克的马车轮酒吧就是促进硅谷不同行业企业精英思想交流的传奇容器。

中国的高速城市化进程显然开始放缓，许多城市的发展也步入工业化后期，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规划决策者面临诸多困惑。正如格莱泽教授所言，“并非每一座城市都很善于适应这个信息时代，创意此时成了财富的最终创造者。”

过去我们惯于以大规模的新城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城市发展，以城市实体空间的变化和光鲜的建筑，作为衡量政绩和城市成功的标志；我们倾向于限制北京、上海这些超大城市的集聚，并积极治疗所谓的“城市病”。但古代的雅典和现代的班加罗尔、硅谷等城市的经验证明，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们的城市规划不仅要重视发挥和促进城市作为思想交流容器的作用，更要避免人为地破坏城市集聚带来的信息和知识优势。

格莱泽教授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展现了他对城市的诸多创见，我们的确应当赞美和拥抱城市给我们带来的福祉。不过，从书中也可以隐约察觉，格莱泽教授经济学家和土生土长纽约人的身份和背景，深深影响了他对城市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判断，使他的一些论证过程和结论流于武断和片面。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将经济作为城市成功的唯一标准，落入发展主义的陷阱；其二，多以纽约等超大城市为蓝本考虑城市的密度和集聚的需求，却忽略了城市等级、类型、文化和地域差异对于城市的重大影响。

毕竟，城市是多元的，城市的目标也是多元的，评价城市成功的标准也是多元的。经济不是城市成功的唯一选项，发展也不是。城市成功的标志，应当是在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之间取得真正的平衡。下面就两个方面讨论格莱泽教授一些错误的价值导向与观点。

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没有历史，何谈未来？

格莱泽教授反对城市居民总是竭力保护一座城市物理上的过去。比如，他认为纽约地标性建筑保护委员会不断扩展的地标性建筑和历史保护区的管辖权，大大限制了纽约的开发；他对巴黎老城的保护也颇有微词——认为这样的保护导致了巴黎中心城区高昂的成本。

他提到：“如果城市的历史变成了一件紧身衣，那么它们就失去了最为重要的资产之一：向高空拓展空间的能力。”“出于某种混乱的经济理性，简·雅各布斯喜欢保护古老的建筑。”他甚至主张在纽约这样的城市中，确定一个需要保护的建筑的总量，比如5000座（2010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5000座）。

然而，这实际上是主张采用消灭城市历史文化和记忆载体的手段，来达到单一的城市空间供需平衡的经济学目标。难以想象，如果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北京这些伟大的城市早已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京都和奈良两座古城也早已沦为二战盟军空袭的废墟，北京哪里还需要胡同和四合院——这显然不是城市的胜利，而是城市彻底的失败。

幸亏巴黎老城抵制了向高空发展的诱惑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一对零和矛盾。谁能计算出平遥和丽江古城旅游业的发展，有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保护了“城市物理上的过去”。另外，我们也不禁会问，究竟有多少历史古城，需要格莱泽教授所说的“向高空拓展空间的能力”？

丽江：“物理上的过去”也是城市的未来

所谓历史不能仅仅存在于书本之中，而更多地应当以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为载体，不断传承给我们的子孙，这也是城市伟大的胜利。

对城市敏感生态资源的态度：城市的密度不是一切

格莱泽教授认为应当放开对加州住宅开发的限制，这样可以让美国更多的人居住在这个宜人的阳光地带，从而减少其他寒冷地区城市由于取暖带来的碳排放。由此，他认为旧金山等对城市山地、丘陵等绿色开放空间的保护，恰恰是阻碍达成这一目标的主因。

格莱泽教授还批判马克哈格设计遵从自然的原则，认为这样的原则使得城市的密度降低。他甚至主张为了城市建设和提高城市密度，完全可以侵占湿地等敏感生态资源。

这当然是典型的经济学家单一的思维在作祟。首先，可以明确的是，由于城市的分工、性质、规模等的差异巨大，并非所有的城市都需要超高的密度，也并非所有的城市都能达到超高的密度，而且城市密度的增长，以及基础设施的承载力也并非毫无限制；其次，人类并非冰冷和没有情感的物种，亲近自然是人类的天性，保护城市的敏感生态资源，保留城市绿色开放空间，就是保留我们与我们后代的休闲、娱乐和健康的权利。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忽视城市的敏感生态资源的保护，在建设中对城市的敏感资源竭泽而渔，都会让城市付出代价。韩国首尔市中心清溪川盖板成为暗渠，而后又复见天日的过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毕竟，城市的密度不是一切。

尽管格莱泽教授的观点偏向从经济学角度认识城市发展的规律，但总体来看，他的《城市的胜利》一书，仍然给城市规划带来诸多启示。格莱泽教授关于城市集聚的论述，恰恰可以让我们对北京这样超大城市的空间发展战略，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和再认识。

密度：被忽略和敌视的财富--较高的建成区密度是北京的“优质资产”

基于北京城市发展存在的诸多难以忽视和解决的问题，北京的城市规划从来都不缺少批评的声音，它们既出自公众，也来自规划学界。这些声音大多有这样的共识：北京的密度太高了。不过同时大家也困惑于为何严重的雾霾、拥堵和超高的房价，仍然难以阻挡超过2000万人在北京的集聚。

客观来讲，出于对城市生活直观的感受，对北京建成区的高密度生活做出的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但学术界则不宜以直觉替代研究，以情绪左右决策。

这里想强调的是，无论历史成因如何，北京当前的高密度建成区，不仅不应是我们“欲除之而后快”的城市负资产，而恰恰是北京最重要的“优质资产”之一。它在提供接近性、交流思想、降低城市能耗、累积多样化的人力资本，以及组织交通等诸多方面，为北京带来了优势。因而不能将其视作城市的负担，采取回避和敌视的态度。

事实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北京，服务业比例已逾80%，“运人”替代“运货”，面对面的知识交流超越物流，都要求有更高密度城市所支撑的接近性，作为保障和支撑。北京现已形成的较高的城市建成区密度（本文在此不展开具体的讨论），恰恰成为这座城市保持竞争优势的基础和重要来源。这也正是后工业化城市区别于工业化城市的显著特征之一。

因此，在解决城市病的问题方面，我们要将北京城市空间的集聚，与其带来的负外部性加以区分，“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而非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

首先，我们要消除对北京高密度的建成区环境所怀有的敌意，保持并发挥它在知识溢出、人力资本累积和基础设施共享等方面给城市带来的竞争优势；其次，对于北京交通拥堵、城市拥挤、环境恶化等所谓的“城市病”，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处理（比如通过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来解决）。对于北京而言，我们既要计算集聚的成本，更不能“自废武功”，放弃集聚带来的巨大收益。

历史：路径依赖—应重视城市历史对北京城市空间演化的影响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以及演化经济地理理论，都重视历史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城市发展存在路径依赖的现象。这些理论提出城市空间发展受循环累积和衍生机制的作用和影响，使城市功能紧密围绕某个历史上偶然形成的空间节点不断演化，促成城市的高度集聚。

北京的城市空间布局，需要重视悠久的城市历史形成的路径依赖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确应当警惕那些为北京规划所做的宏大叙事，包括那些动辄将距北京150公里外的保定，或是260公里外的沧州，确定为首都副中心城市的建议。在一个高度依赖知识交流的城市，知识溢出的距离衰减是非常快的。

理论：反磁力规划理论的缺陷

反磁力规划理论在我国的城市规划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被规划师奉为圭臬。尤其是本世纪以来，更成为我国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规划实践中运用的主流理论，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很多城市的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和总体规划中，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然而，无论从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对城市现实解释的方式来看，这一理论无疑存在很大的缺陷。它对由规模报酬递增导致的城市空间集聚，以及集聚带来的市场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等缺乏认识，完全低估了由于高可达性（accessibility），以及后工业化时代城市人群的文化和心理需求，所导致的历史城区的不可替代性和超高吸引力。

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在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历史城区的吸引力不仅不会丧失，反而会因为人们对历史、文化的需求日益强烈，成为“反不掉的磁力”（美国城市的中心区衰落另有原因）。不难理解，尽管北京在总规中不断尝试建立反磁力城市体系，但最终还是难以阻止城市“摊大饼”式的扩张。这是一个值得规划学界认真思考的问题。

格莱泽教授由衷赞美高密度的城市生活。对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有一点非常清楚，即市场的力量通常难以撼动，在城市规划过程中无人可以完全替代市场进行决策。因此我们的规划理论与实践，可能并不需要堂吉柯德大战风车式的勇猛，而是要认识、顺应城市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以正确的价值观去引导城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