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桥村位于四川攀枝花附近，地震之后传统夯土住宅垮塌严重。集体重建砖房是常规的重建策略，但由于外来建筑材料、施工机械等的引入，往往造成村民沉重负担，村庄的面貌也发生巨大改变。
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博士后万丽和她所在的团队，通过对传统生土建筑进行改良，大大提高夯土建筑的抗震性能，并将巩固抗震夯土农宅的技术传授给村民。
马鞍桥灾后重建项目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物古迹保护奖、2016国际生土建筑大奖。
（生土建筑：90%的建筑材料都是当地自然材料，如石头、土、木、草等。)
我的老师就说：“对呀，农村的房子嘛，房前屋后种一点菜、种一点树就挺好了，难道你还要给他们做一个日本庭院的枯山水吗？”
大家好。其实我刚才也听得挺感动的，都快忘了自己到底来干吗的了。其实玮炜他们的这个单车我也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在上海，他天天都会骑摩拜单车上下班。我都非常喜欢他们的演讲。
那城市里面的故事听完了，我们可以先去农村，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农村盖土房子的故事。
我学建筑的时候，我的亲戚朋友们以为我是像最左边那个图一样：戴个安全帽去盖房子。我自己觉得我以后应该是一个设计师，在一个设计院里面做模型、推敲方案，好像特别高大上的样子。最后发现，我变成了那个戴草帽的样子。——好像画风有点跑偏了。
其实上学的时候，我也是想和同学们一样做个建筑师，于是我就到了喜欢的一个设计院去实习。有一天我就看到两个人在那里汇报方案，甲方说：“嗯，你听我说，做售楼部的话，你就去找一个你觉得最好的、最喜欢的售楼部，然后照着它做一个就行了，你明白吗？”
那个年轻的建筑师许久都没有说话。我当时看了有一点心惊胆战：千万不要让我坐到那个位置上。所以后来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很多课余时间我就跑去参加了一些农村的建造活动，去做志愿者。好像有点不务正业，但是我觉得好像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后来机缘巧合地认识了我的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的吴恩融教授。然后我就很幸运地到了香港跟他一起读书，而且有幸参加了一个农村灾后重建的项目。
这个项目是在四川攀枝花附近一个很小的村子，马鞍桥村。村里有一条河，河上只有一个独木桥，等到洪水季节来临的时候，那个桥就会被冲毁，可能就要等到洪水季过去了以后才能重新建一座桥。
村民原来的房子就是土房子。2008年8月份的时候，攀枝花也发生了一次地震，那些土房子垮塌得非常严重。
当时村民都是这样来过河的。因为他们很难去外面运砖或水泥之类的材料来重新盖房子，所以他们的重建一直都没有开始，我们去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
马鞍桥的一个邻村交通条件比较好，就开始了重建。他们选择了砖房，觉得这样比较安全，比较坚固。按重建的标准，这样的砖房是很小的，只有七十几个平米。但是由于他们要去外面买材料，去请施工队，所以其实造价是非常高的。
当时灾后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所以建好这样一个小小的房子大概要八到十万块钱。政府只给了两万块钱的补助，很快就用完了，他们还要去贷款才能盖完这个房子。
盖好以后的房子是一排一排的，很小的一个一个房子。
以前的那些大的院子在震后已经成了危房，但是又没办法拆，因为很麻烦，拆了的废料也不知道运到哪里去。所以这种房子好像也不是很适合马鞍桥村的村民。
我也看到很多当地重建的政策说不允许再建土房了，为了安全我们都要建砖房。
但是是不是因为要安全，我们就彻底地抛弃这种传统的地域建筑呢？它的那些好处那些优点，是不是我们就只能放弃呢？能不能找到一个又经济又节约的方法，还可以给他们建一个比较安全、舒适、漂亮的家呢？
所以后来我们在这个项目上面做了一些尝试。
这个项目一开始的时候，是我的导师吴恩融教授和师兄穆钧博士一起去启动的。他们走家串巷地做了很多调研，发现其实当地这种老的土房子还是有一些抗震措施的，要不然他们也不会在那个地方生活那么长的时间。
比如说土料的配比，他们会有一些讲究：放一些石子、沙子在里面，加一些木头的梁或者柱，做一个框架结构，这样来支撑它的墙体。但是由于这两年农村的人都出去打工了，这种建造老房子的技术就没有人再学了，慢慢就变得越来越不讲究了，所以他们的房子的抗震性现在也没有保障了。
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只要用科学的方法，做一些很小的改变，只要增加一点点造价，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地提高建筑的抗震性能。所以我们就给他们提供了一套比较容易操作的抗震的夯土建造体系。
我们画了很多这样的图来解释我们的技术。
那怎么改变抗震性能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教他们做一个稳固的基础，给他们合理配制土墙里黏土、沙子还有草筋等等的比例。另外在墙里面加一些木头的构造柱和圈梁，可以形成一个框架，类似这样一些很简单的方法。同时我们还改良了它的采光通风性能，这样室内环境质量也有所提高。
村民们学会这个技术以后，大概只用了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三十三户的重建，这个村民小组总共就是三十四户人。为什么有一户没有用这个方法呢？因为他们家比较有钱，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建了一栋砖房了。后来他们也觉得非常遗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重建的结果其实是千姿百态的。
因为我们并没有给他们一个标准化的样板房，而是给了他们一套灵活的技术。他可以根据自家宅基地的状况，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设计。可能有的人技术比较高他就建得比较漂亮；有的技术差一点，可能他建得就没这么精细。但是它的安全都是有保障的，因为重建过程中我们的技术人员会一直地去跟踪他们，去指导他们的一些技术。
而且因为使用了大量灾后废墟回收材料，他们重建的费用也非常便宜，最多的就两百多块一平米，最便宜的才六十几块。
但是我们发现光给他们盖了房子好像还不够，因为这个村子的公共服务设施还是挺缺乏的。所以第二阶段，我们又帮他们做了公共服务设施的提升。
我当时的一个任务就是帮他们做一个村民活动中心，设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农村的项目，当时我们讨论了一下，觉得应该还是要公众来参与。怎么才叫公众参与呢？是不是把他们召集起来开开会，问问他们喜欢什么，然后帮他们做出来就叫公众参与呢？
我们觉得这样还不够——应该让他们真正地参与到这个建造的过程中，同时他们还可以赚到一点钱，把这个技术传授给他们，还可以当成谋生的一个技能。这样才叫真正的公众参与。
所以我们也没有去请施工队，而是组织了村里的村民，让他们一起来跟我们来盖这个活动中心。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他们不是专业的施工队，所以我们不可能把图纸丢给他们就不管了，所以我就必须住在这个村子里面，和他们一起来盖这个房子。
但是很幸运的是，当地的建设部门帮我介绍了一位施工经验非常丰富的工匠师傅，就是这位杨师傅。幸亏有了他和我一起，我们才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个项目。
2009年4月份的时候，我就带着和很多老师专家一起讨论好的设计图纸，和杨师傅一起进到这个村子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做基础施工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因为交通实在太不方便了，没有办法去外面租大型的机械，所以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人力完成的，大部分的材料都是就地取材。
比如说这个基础砌筑的石头是从河床里面捡回来的，只有很少的水泥和钢筋是从攀枝花就近买回来的。这些木料都是在附近的村子乡镇里面收集的村民的二手木料。
建好了基础以后就是夯墙。我们用的这个土，其实就是挖基础的时候挖出来的那些土，还有平整院子的时候多出来的一些土。我们在这个土里加了非常非常少的石灰和水泥，可能只有3%左右，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提升墙体的强度。
一开始没有搅拌机，只能是村民用锄头拌。真的很费劲，而且拌得不均匀。后来有一天杨师傅就看见一个村民家有一个旋耕机，它是耕地用的一个小型机械。杨师傅就跟我说把它租回来拌土。旋耕机在当地其实不是每个人都会用，因为只有一些条件好的家里面才有。
后来大家就开始慢慢地尝试，有的时候开得太快石头都打飞起来，旋转的片都打断了。但是经过几轮的磨合以后，他们也慢慢学会了使用，我们的效率也提高了很多。
所以说其实在农村做驻点建筑师，很多时候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是没有办法提前预计的。你只有在当地和村民去讨论，去学习他们的民间智慧，然后才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挺有趣的，我也学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夯墙的话他们是用人力夯筑的。他们的夯锤两头都是木头的，我们做了一点改变，把它的一头变成铁的，这样夯的时候就会比较密实。这个土是他们用背篓一篓一篓地背上去的，所以夯到越高的时候就越费劲。但其实他们经年累月都是这样盖房子，所以他们反而很沉着，驾轻就熟，慢慢按部就班地就把它盖起来了。
大概两个多月以后吧，这个房子就已经初具规模了。
其实当地的条件还是挺艰苦的，因为春夏交际是当地最热的时候。我跟杨师傅住在里边，每天早上戴着个大草帽就上工地，忙到晚上太阳下山再回去。但是看着这个项目慢慢地从图纸变成现实，我们也觉得心里面特别有成就感。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矛盾。尤其是因为他们并不是专业的施工队，所以你不能以专业施工队的标准来要求他们。有的时候他们做得不好，做错了，甚至还要返工。
我后来总结了一下：你不能和他们去对抗，或者说当他们做错的时候去罚他们、扣他们工钱，这样都不可以，因为我们是一个协力共建的关系。所以在开始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都会特别细地跟他讲这个技术是怎么样的，该怎么怎么做，我们的技术要求要达到什么标准——把丑话全都说在前面，如果他们真的有错的话，我们也不会去和他们对抗或者罚他们，还是会去尽量帮他们想办法，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信任也慢慢地建立了起来。
大概到了6月份的时候，这个房子建好了，大概是这个样子。
大家是不是觉得有一点像福建的土楼呢？当然我们设计的时候不是为了模仿土楼来设计的。为什么要做一个弧形呢？其实是因为在前阶段重建过程的时候，我们发现当地的村民主要是傣族和彝族，他们特别喜欢在节庆的时候全村人围成一个大圈跳舞。
但是他们以前是没有这样一个平整的场地的，所以我们就给他们设计了一个这样的院子，他们在节庆的时候可以在里面跳舞、活动、烧起篝火。那房子就自然而然围绕着这个院子来建。
它的旁边是一个水渠，是他们以前平时洗衣服、洗菜，顺便聊聊天的一个小小的公共节点。我们就把这个公共空间给它扩展了，做成了一个村子的中心。
后来我的导师就告诉我说，万丽，其实这个房子并不是很重要，这个活动中心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个院子，这个院子就是我们能给他们的最好的东西。
后来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村民真的不是很喜欢在活动中心的这些房间里面活动。他们不像我们平时有这么多的时间都待在室内的环境里面，他们都喜欢在室外的环境里活动。所以看来这个院子还真是最适合他们的。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院子的铺地也不是工匠完成的，而是我们当时找了来自内地、台湾、香港的几所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和村民一起来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