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政治和经济相互影响，经济对政治的驱动比政治对经济的驱动更多。糟糕的经济状况通常会导致政治的变化，我们不需要过多地关注政治来获知经济和市场的信息。然而，有些时候，政治却成为了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从历史可以知道，这些时期往往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的时期，在与“精英阶层”的斗争中，民粹主义的领导人选择了为“普通人”而战。现在这些条件已经存在了。上一次在发达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发生这种情况是上世纪30年代。
正如我们在对民粹主义的研究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对这个现象的研究表明：当由于财富和机会的差异导致经济压力时、当普通人认为国家的核心价值被外国人威胁时或者当政府看起来很无能、民众广泛认为激进的变革是必要时，普通人和精英之间通常会产生冲突。这些条件通常会催生出一个意志坚定、有对抗性的战斗者，他被赋予力量来代表弱势的选民群体。一般典型的做法是追求更多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然而这些政策通常会导致更多的国内和国际冲突。在某些情况下，这将会使民主国家变成独裁政权和战争。
我并不是在说我们现在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但我们必须对此引起重视，因为它一旦进行将会是一个大问题。在一个新兴民粹主义政府的早期阶段，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冲突是否会转移到对政府和经济的有效性造成损害的地步。民主国家的政府更容易失能，因为相对开放的制衡系统和自由媒体（在正常情况下是民主国家的优势）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煽动情感冲突，而不是鼓励有序的通过法律制度解决冲突。即使在运作良好的时候，法律体系的运作也会非常缓慢，拖延冲突的时间，而不是直接解决问题。这些条件会强化情绪和敌对的两极对立，因为击败反对派的目标会取代共同努力并试图找到对整个国家都有益的妥协目标，从而会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这一点必须被关注，因为如果它真的发生了，它将对经济、资本流动和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现在的空气中就有这样的一种味道。
在我看来，在美国和英国，冲突将以一种自我强化的方式导致更大的功能障碍和更大的冲突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在过去的24小时里，我们看到了美国的情况（吉姆·科米的证词问题）和英国的情况（英国没有议会多数党以及一个左翼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威胁）。就目前而言，政治和法律机构和系统仍然正常运转。尽管如此，这些迹象显示政治冲突可能导致这两个国家在特殊时期(例如:英国退出欧盟，需要重新定义其在世界上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地位，而美国则需要明确其国内和国际的发展方向)出现政府失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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