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锦松：香港既没有美国的自由和创新的环境，也没有内地经济奋勇向前的场景。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要承认中国会在15年之内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依然会是创新和具有领导力的经济体，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住在香港，两边都感受不到。
文章：专访梁锦松：我担心，眼界比较小，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闵杰 徐方清
梁锦松：对香港的爱与忧
梁锦松是除香港特首外，在内地知名度最高的几位政经界人士之一。这源于他身上两个著名的标签，一个是前香港特区的“财神爷”，即财政司司长；另一个，是因为他在2000年娶了当时最出名的跳水明星伏明霞。
实际上，除了这两个标签，梁锦松更是香港金融界的翘楚。他曾在花旗银行工作23年，30岁就已做到地区经理，是当时华人在香港银行界职位最高的人。在摩根大通，他也曾任亚洲区主席；后来他还在黑石集团出任大中华区主席。
2001年5月，应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邀请，梁锦松放弃2000多万港币的天价年薪，出任年薪仅为240万港币的香港财政司司长一职。
2003年7月，梁锦松以个人理由辞职。尽管任职时间不长，但在财政司司长任内，他大刀阔斧地推进香港财政预算改革，发表《财政预算案》，大幅增加各种税项，如利得税、薪俸税、汽车首次登记税、离境税、博彩税等，以解决高达700亿港币的财政赤字。
在任内，他还协助香港特首董建华，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代表香港政府与中央政府签订了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这份协议对香港影响深远。
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如今身为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的梁锦松在香港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畅谈他对香港的爱与忧。
“我学到了谦卑”
中国新闻周刊：你当了两年多香港财政司司长，这段经历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梁锦松：以前我从来没想过会从政，当时非常幸运地当了财政司司长。虽然当的时间不长，但是媒体也很客气地说我这两年做了很多事情，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
客观来说，我的政策最后的效果还是比较成功的，媒体也说是正确的政策，只是“政治不正确”。但是以我的角度来看，做了正确的事是对我最好的评价。说我政治不正确的评价，也让我学到了做公务员和在商界是很不一样的。在商界你只需要合法地做事，然后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不用管太多其他的感受。但是公务员是不一样的，做的每件事是关于每个人的生活，就算我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是急于求成，最后的结果不一定是最好的，需要更多的时间，听取不同的意见，这是很难的。
比如说要加税，要降低公务员的工资，大部分意见肯定是反对的。当时有人问，每个政府都有财政赤字，为什么只有你这样改？主要是当时我接手的时候财政赤字已经占到GDP的6％，因为我的上一任财政司司长减税、加福利、涨公务员的工资等导致结构性的财政赤字。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财政赤字都是用美元计算，美元汇率一直浮动，香港是固定汇率，所以当时只能加税。这个方案一推出来大家肯定是反对的，但是最后证明是对的。
我在商界23年一直都比较顺利，30岁已经当上了花旗银行东亚地区的经理了，在比较顺利的时候就不会顾虑他人的感受。通过担任公职我体会到了在商界和做公务员的不一样，不能太自我，让我学到了谦卑。我觉得还是得大于失。
“眼界比较小，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
中国新闻周刊：你担任过政府公职，也长期担任私营银行的总裁。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看香港的问题，有什么不同的认识？
梁锦松：很不一样。当我做过财政司司长之后发现，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不能老是批评政府做得不对。中国有一句话，当家才知柴米贵。比如说当时我减赤字的政策，很简单，但是影响了很多人。
还有，比如说教育的问题。因为我协助、支持了董建华先生的选举，他当选之后，就委任我当了行政会议非官守（非官方）成员。
当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委员会，叫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相当于内地的高教委。进这个行政会议是因为我一直在做银行，比较了解金融，而且也比较关心教育。当时教育改革是我领导的，可以说是把香港的教育改革向前推了一大步，到现在国外都觉得当时香港的教育改革可以持续十几年是个奇迹。现在香港的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教育基本上没什么重大的改变。
社会各界对香港教育主要的抱怨是太注重应试，但是很多老师，当他是学生的时候，也是接受这种应试教育，如果突然让老师换一种方式教书是很难的。
所以批评是很容易的，但是提出有效的建议是很难的。我离开政府十几年了，没有评论过政府的公务，最近两三年才出来说教育的问题。我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小组叫“教育2.1”，是对现在的教育提出一些建议。这个小组有17个人，基本上都是教育界的精英、商界的领袖和专业人士等，我们提出看法，希望能引起社会的讨论。
中国新闻周刊：不少香港年轻人对未来比较迷茫，看不到希望，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梁锦松：三年前我曾经说过特区政府有三个地方做得很不好，没有充分重视年轻人的发展，特别体现在三个“上”：“上楼”，没希望；“上流”，没机会；“上位”，很困难。
香港地价很贵，房价也可能是全球最贵的。大概要18年不吃不喝才能买一个中等的房屋，只有47平方米。所以，现在年轻人要跟父母一起住的越来越多。
因为租金比较贵，所以香港的就业越来越窄，大部分人选择了金融。但是香港400万的就业人口，只有大概25万人在从事与金融相关的职业，不做金融很多人就没工作做了。为什么我能30岁做到地区经理？因为我前面没有人有足够的教育水平。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再出来关注教育的问题，我是比较担心香港的年轻人。眼界比较小，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
内地市场大，成本低，年轻人的拼搏精神也比我们强。我希望现在的香港人能好好思考，经过了20年，究竟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我们没有足够重视年轻人的诉求”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你签CEPA的时候香港面临的问题，和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有什么不同？
梁锦松：是不一样的。当时的背景是香港官员还是比较抗拒，而且从内地到香港是没有自由行的，是进行限额的，比如商务旅客，一年的上限是20万人次。
现在反过来了，很多人抱怨就是因为旅客增加导致了很多“水客”，但是我说了，带水货主要是香港人，不是内地人。很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政府未能有前瞻性地去思考。比如，当时我们就提议把西九龙变成文化中心，但是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还是空了一大块地在那边，浪费了很多资源。所以香港人要思考一下，我们这样磨磨蹭蹭地闹下去，到头来受害的是谁。
中国新闻周刊：我记得你说过，CEPA是两地更紧密的合作，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是突破性合作，区别在哪里？
梁锦松：我觉得不能只是循序渐进地来，还需要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究竟怎么样算是突破性合作，还需要专家来研究，怎样利用两地的优势来合作。比如说生物科技，我觉得这是继IT之后能改变世界的领域，可以利用香港保护知识产权的体制，和香港在国际上都很有名的科学家、医学家，来好好利用内地的市场。在生物科技方面，临床测试是很重要的。香港只有700万人口，病人也不够多，而内地有更多的病人可以结合香港的技术，这样就可以在内地做好的东西，同时打开国外的市场。
在经济方面，主要是人流、物流、服务流、信息流、资金流，怎么样在这五个流向上实现更加有突破性的互补。资金方面，香港要有更好、更完善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比如说阿里巴巴不能在香港上市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全球领先的IT公司，6家是美国公司，4家是中国公司，但有9家在美国上市，只有1家是在香港，就是腾讯。这就是拱手将机会让人，因为我们上市的程序不够好。
在人流方面，比如说过关去深圳要花几个小时，是很不方便的，而且经常往返内地的香港居民，如果在内地时间满183天，要给内地交45％的税，不满这个天数的话，则只需要在香港交15％的税，这样就妨碍两边的流动。我很高兴今年总理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
中国新闻周刊：港珠澳大桥很快就要通车了，这是三地物理上连接的纽带，但是工程进展缓慢，说明了什么问题？
梁锦松：当时，2002年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建一个桥，但是没想到做了16年还没做出来。我认为这里面，第一是制度上的问题，第二这也反映了民心的问题。20年过去了，香港大体是成功的，归功于中央保持了“一国两制”。
香港回归是三个方面的回归，第一是政治的回归，这是比较成功的；第二是经济的回归，在签订了CEPA之后也可以说是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人心的回归做得不是很好。
这是我们要承认的问题，十几年以来，我们没有足够重视香港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诉求，他们会把特区政府施政的失误怪在中央。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内地人，包括政府官员，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在两地合作的时候香港不够积极，或者香港的决策效率太低，你怎么看？
梁锦松：我同意，我只能同意。第一，我们的制度；第二，我们的民情；第三就是我们的某些官员不是很积极。如果我是一个很积极的官员，那我可能会挨骂，当然这个是少数，但是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心态，做多了挨骂的机会就更多；不做的话人家就不会怪你，长远可能会怪你，但是在任内是不会挨骂的。
少做少错，不做没错，这样的心态是不行的。我希望现在的市民经过了20年，经历了不同的事件，能分辨什么是一个好的政府。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有担当的人出来做点事。
“闹下去没有希望”
中国新闻周刊：香港在过去20年是不是过于强调“不变”，忽视了和内地的融合？
梁锦松：香港能成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地方。香港绝大部分的老一辈都是内地来的，因此我是非常不赞成本土这个概念的。
当然本土有一个文化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很重视广东话，但是广东话作为教学语言不一定是完全对的，因为中国内地人口毕竟是13亿，全球最大的市场是讲普通话的。
但是用普通话教学不代表广东话就会没有了，最简单的例子是广州。本土文化是要保持和保护，但也不能非黑即白。
我们要灵活地思考问题，香港已经回归20年了，希望市民能好好思考，什么是好政府，不能掉入民选的政府就是最好政府的思维，美国就掉入了这个思维。
现在主要是找一个政府能提供善治，民主应该是保证管治长期不会出大问题的一个好方法。但是民主的内涵不是一人一票就是好的，没有法治，很容易变成暴民政治。
中国新闻周刊：对新一任特首，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梁锦松：我希望新特首能有效地团结香港人，能够提出一个长远的正确方向，借着国家的支持，特别是现在提出的大湾区的概念，来引导年轻人，把眼界放得更远，共同建设香港。过去20年我们已经错过了很多机会，我希望大家不要再闹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就没希望了。
去年香港的GDP提升还不到2.7％，这样推算下去，就算香港不是负增长，到了2047年香港连中国GDP的1％都不够了。我希望大家能这样想问题，在全球化下，香港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平台，但是眼光不能狭隘。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待香港的未来？
梁锦松：我现在经常在思考我的孩子以后在哪里学习和工作的问题。我的老大14岁，老二12岁，老三9岁。每年我们都到各地旅游，也经常到内地。我的感受是，香港既没有美国的自由和创新的环境，也没有内地经济奋勇向前的场景。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要承认中国会在15年之内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依然会是创新和具有领导力的经济体，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住在香港，两边都感受不到。
（实习生解婷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自香港回归以来，得益于与内地间日趋密切的经贸和人文交流，香港GDP总量、人均GDP等指标总体呈增长态势。近年受全球经济大环境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香港经济增长率逐年放缓，出现金融服务业等支柱产业增长乏力、人才外流等现象。
文/首席财务官 袁跃
在地球板块内部，地壳的运动平和稳定；而在板块边缘地带，地壳运动很活跃，如果其中一个动，另外一个不动，极易成为火山、地震活动的多发地区。他经常喜欢用VUCA描述以后的世界——VUCA是动荡的、不明确的、复杂、模糊的世界，对此，曾经的香港“财神爷”梁锦松形象地比喻，香港就在两个板块之间，既有机会，但也是有很多冲突发生的地方。
“香港毕竟是世界的一部分，也是最自由、最国际化的地方，全球的趋势在香港都可以体现，香港的很多问题不只是香港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平民出身但却非常国际化，一方面曾从事香港非常主流的事业，曾任职香港财政司司长，另一方面也曾从事香港金融业，在黑石集团做过大中华区主席，现任香港地产业南丰集团的董事长，同样有着多板块经历的梁锦松，也有自己的投资公司，这让他一直保持全球视野，也更了解香港本土的变迁与机遇。
2017年是香港回归中国二十周年，回归后香港有很大的发展，但也面临很大的挑战。立于中西政治、经济两大板块的交汇点，这与身处两个板块之间不无关系。“香港本身就是两大板块造就的产品，回顾上一次的全球化，其实就是殖民地化，香港是英国从我们国家拿过去的殖民地。回归中国以后，但还留有很多以前西方的痕迹，的确跟我们本身有很多不同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制度。全球都在变，而且变动越来越快。香港身处东、西方交汇点，势必会有很多矛盾，但不要怕。”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着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这就是一个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守成大国一般都不会让新兴大国和平崛起，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经常思考怎样避免掉进修昔底德陷阱。
怎样避免掉进修昔底德陷阱？梁锦松犀利地指出，如果用香港五十年不变这个时间来看，香港过渡了二十年，未来的十年就是承前启后的十年。未来的十年香港怎么走，会影响之后的三十年。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探讨五十年以后香港要怎么办？
解锁“纳米房”
纵观香港人流、物流、服务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为全球最流畅、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香港在制度上也有很多的优势。香港失业率很低，只有3.4%，一般经济学家说如果是3%基本上就是全民就业，香港基本接近全民就业。但要从另外一个方面看，GDP是否等于“幸福”？香港智经研究中心从2000年开始的研究表明，香港GDP增长了150%左右，虽然经济上去了，但香港人的幸福感基本没有增长，零增长。
幸福指数降低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梁锦松指出，因为房屋。香港人对居住环境不满的事实表现在，香港的居住可能是全球最差的地方之一，人均住房面积仅16平方米，为全亚洲乃至全世界人均居住面积最小的城市，47%的家庭住在公屋或居屋里，82%的公屋面积小于40平米，超过一半的私人住宅是少于50平米，还有20万人住在“劏房”，一个公寓里分成不同的房间，每个房间租给不同的人家，人均面积仅5.7平方米。现在香港有的是私人发展商建的楼，越建越小，最小的是150平方尺大概是14平米左右，所以现在香港有一个新词“纳米房”，把所有的公寓排一排，中间的中位数大概是小于500尺，就是小于50平方米。
香港房屋最突出的两点是小而贵，美国研究机构Demographia每年发表的全球住宅可负担报告显示，2016年香港人的楼价入息比率达18倍（即收入中位数的家庭18年不吃不喝不交税才能买的起一套中等的房屋），其他的新西兰是10倍，澳大利亚6.6倍，美国4倍。越来越多的香港年轻人只能跟父母住，梁锦松希望以后政府能够重点带领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香港房租变得很贵，把很多没有竞争力的行业都挤出去了。可是，在快速发展期，如果年轻人觉得没有希望的话，这个社会也是没有希望和没有前途的。
怎样来用地？怎样来布局？该怎么做？除了土地之外，是不是可以考虑增加公共房屋的供应，香港47%的人住公屋，新加坡是接近85%，而且人家住得也挺好。梁锦松建议：房屋不只是出租，是不是可以考虑以期权出售，用成本价或者低于市场价出售，现在不用付钱，到楼市真的涨了，买主套现再用这个价格卖给业主，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实现社会的财富分配。现在，的确很多环境没有政策配合鼓励创业，因为科技的发展，打工的机会越来越少，只能是去创新、创业。年轻人创业，解决资金问题，如果用房屋期权这个钱来创业，也是一种分配财富的方法。怎么才算是公平公开？毕竟财富分配不均不利于社会稳定。香港不是没有地，不是没有钱，香港的财政储备还是不小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好好的解决呢？而不是谁喊了一句就能了事。
房子有双重性，是用来住的，但是钱不值钱，全球都在印钞票，所以就应该找一个方法来保值。梁锦松建议我们应该思考，房子不是唯一的保值工具，应该发展很多其他的投资工具，钱不能只想投到房子上。香港地产是一个失败的例子，梁锦松希望国内的房地产发展不要学香港，如果房价太高，肯定影响社会稳定，影响经济发展，这是值得各级政府思考的民生之本。
“聚才”方能“聚财”
1997年香港的政治回归，英国国旗降下，五星红旗升起，当时梁锦松有幸坐在台上见证了这一历史使刻，终身难忘。经济的回归是他签CEPA的时候，大陆和香港两地的关系更为紧密。而今人心的回归还有一段路要走。
怎样缩短人心回归的距离，梁锦松深感人才的重要。人才比钱财更重要，到今天全世界印钞票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快，从“聚才”到“聚财”，从香港这样一个小的经济，到一个全球最开放的经济就靠要这两点——人才和钱财，从某种意义来讲，资本和钱财是最不缺的东西，最缺的是人才。
在梁锦松看来，一切事在人为。怎样吸引人才来香港？香港有八所高等院校，再加上国家陆陆续续香港建立很多国家级的实验室，如果能够在这方面推动科研、高校、科技方面的发展，能够有比较灵活的过关安排，比如过深圳口岸，它是有不同的口过关的，我们是小民每天乖乖的排队，如果有两地认可的通道可以快速的过关，比如香港到深圳开会，当天回来，这就是算内地一天，但如果是超过183天，我们就要付国内的税，所以，我们在香港每一次过关都数着，一年不能超过183天，如果有这样的突破，方便两地人才的往来，香港年轻人也可以有机会报考大陆的公务员、高校考试，更好的打造粤港澳区，这不光对香港，其实对国家也很有好处，毕竟香港在制度上和人才上也可以为国家提供很好的空间。香港可以发展很多不同体系的学校来吸引整个地区需要好的教育，我们正在提出一系列的建议：怎样给老师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更专业的培养学生，不光是教，而是帮助学生去学，建立一个大教育平台，鼓励打破不同的界别，包括企业、专业人士、NGO（社会团体），包括和大学、学校的合作，一起来关心和支持教育，给学生一个积极创新的成长平台。
东莞和深圳有全球最好的制造业配套，珠海还有比较干净尚待开发的地，特别是下一波如果要发展生物科技，在医疗生物科技整个地方怎样发展，珠海很有条件，2002年特区政府把兴建港珠澳大桥写进施政报告，这方便把整个区域有机地连在一块，大桥2018年应能建成。梁锦松希望两地能够组织专家组、不同行业的，比如生物科技的国内专家组和香港的专家组思考一下每一个行业怎样可以突破性的合作，可以用国内临床的资料数据，用香港国际上的IP（知识产权保护）帮助国家在更多领域的突破和创新，去打开国际市场；怎样在香港帮助国家各方面的发展，不同的专家组可以研究怎样更紧密地合作；在人流、货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上，也可以寻求一国两制框架下突破性的人才合作。
“美国之所以这么强大，是因为他们吸收了全球最好的人才，我们在这方面也要如此，香港就应该为国家担负起一部分责任，吸收、吸引全球的人才，当然我们也需要培养自身的人才。”梁锦松强调，打造创新之地香港，可以吸收新加坡的经验，香港以吸收人才为主，带来人口增长，而不只是生育带来的增长，人才来香港不是和香港的民众争工作，因为高端人才到每个地方都是来创造工作机会和创造财富的。梁锦松觉得大家都应该比较清楚这一点，特别是以后打工的机会越来越少，创业、创新的机会比较多。重点吸收的是创新、创业的人才，就可以为香港民众创造工作和发展的机会，这一点非常重要。
做好桥头堡
设想一下，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但是在这个时区里，如果要依靠新加坡来做国际金融，国际金融中心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定规矩，如果金融规则不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很可能就会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梁锦松觉得这是香港必须要肩负的任务。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香港就肩负起了吸收国外的资金、国外的技术来中国，有人表示怀疑，现在中国差不多全面开放了，还有用吗？
有用。
梁锦松表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国家经济的全球化，包括‘一带一路’，因为到海外去，用国外的法律，有不同专业和金融人才还是以香港为支柱。第二，人民币的国际化，这我是支持的，但我不支持人民币很快地把资本账自由兑换，资金现在是最不缺的，大量的资金进进出出，如果没有一个防护堤，很容易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一直给北京的朋友说不要太快开放资产账户。因为我做了几十年的金融，从1975年开始做外汇交易员，1980年已经是东亚区基金部的主管，主管外汇等等。多年的积累使我了解资本流通，所谓自由的炒卖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危害。如果国家一直把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保留着资本账户不完全自由兑换，就要两个资金池，一个国内、一个国外，这两个要怎样连接连通，要可控可收，掌控风险，体外循环，香港是最好的地方，因为香港的监管环境还是比较到位的。”
支持整个人民币国际化，支持国家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等等，香港都应该有应有的贡献。怎样做好桥头堡，其实香港的份额还是很大的。未来十年，是非常重要的十年，在香港特区承前启后的十年，中国现在快要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能够在香港做不同的实验，在地缘政治上冲突的时候有一个窗口，这是国家长期的国策需要。梁锦松深信一国两制是需要长期保持的。有一国两制给予香港不同制度上的优势和国家的支持，再加上香港人的勤劳和智慧，只要新一届的政府能够好好地和民众沟通，提出好的方向、政策，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且推动市民形成大家有共识的方案，减少在政治上的争拗，不只是为了香港，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着力改善民生，香港经济才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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