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是一个关注文化思想类热点的周更栏目，我们会针对每周舆论热议的两个话题，精选整合优质评论文章，带您了解同一事件背后不同观点的交锋。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武林“打假”斗士徐晓冬和五四运动98周年。
作者 | 张之琪
从《少林寺》到《黄飞鸿》，从《霍元甲》到《叶问》，传统武术的英雄传奇通过文艺作品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然而在民族主义热血的渲染下，在个人英雄主义光环的映照下，对于中国传统武术实战性的质疑也一直未曾平息。在过去一周多的时间内，一位名叫徐晓冬的格斗教练，再一次“搅乱”了早已渐渐逝去的“武林”，同时引发了许多关于传统武术的讨论。传统武术究竟是一门注重实战并以制胜为最终目的的身体技术，还是一种强调身心合一、追求全面发展的修身之道？传统武术的没落究竟是由于它不够现代化，还是现代化得太过？
今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爆发98周年纪念日，五四运动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思想、政治运动之一，影响了中国近100年。近20年以来，随着“国学”和“儒家”地位的不断攀升，学界对于五四运动的阐释与评价也在发生变化，批判的声音甚嚣尘上，很多人认为：中国今天道德困境的始作俑者就是“五四”激进的“反孔”。同时，也有很多人主张对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和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进行切割并分开评价。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五四的思想资源究竟在发挥什么作用？它具有参与推动社会变革的活力吗？
▋徐晓冬“秒杀”太极拳师：
“实战性”究竟是不是衡量传统武术价值的标准？
4月27日，格斗教练徐晓冬与太极拳师魏雷（雷雷）在成都亦禅道馆进行了一场比武，20秒之内，魏雷就败下阵来，持续了小半年的微博“约架”就此尘埃落定。这场所谓的“秒杀”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再次引发公众质疑传统武术实战性。中国武术到底能不能打？在艺术再现与怀旧想象之外，现实中的习武之人究竟在这一百多年里经历了什么？
徐晓冬与雷雷比武现场
《三联生活周刊》的评论指出，要想理解中国武术，首先要探究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它如何自处于中国皇权社会，二是它如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生存发展。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明清时期可谓是中国武术的“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武术逐渐从军事训练中脱离出来，发展为一门“技击类”的本土体育项目。
与西方格斗术的贵族骑士血统不同，中国武术基本由民间塑造，“侠以武犯禁”是皇权社会对武术的基本定论，政治层面的打压，长期禁兵、禁武的政策，使得武术的“技击性”始终受到限制，并未成为武术的主体价值。武术的本质还是一种身体修为之道——招法套路只是手段和形式，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上海体育学院的王岗教授认为，在中国武术的历史中，以技击技术为素材的比赛形式始终没有出现，也没有发展出明显的、独立的技击对抗技术体系，而是在经过了原始技击技术的积累、战场决斗的搏杀之后，直接进入了以“套路”为核心的艺术阶段。而西方的格斗术则不同，它由古代奥林匹克的“混斗”开始分化，逐渐向一元模式的技击类体育项目发展，形成了以“打”为主的“拳击”运动，以“摔”为主的“摔跤”运动，和以“劈、刺”为技术内容的“击剑”运动，并进一步细化为“古典式摔跤”、“自由式摔跤”、“花剑”、“佩剑”等子项目。
甄子丹扮演的叶问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西方格斗术的规则与技术也逐渐被引入中国，给中国武术的演变带来了更多变数。中国武术百年现代化改造之路，也是一条武术的竞技化之路，它不仅淡化了武术的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它消解了武术身心合一的整体性，技术的部分被单独抽离出来，形成了套路和散打两个竞技项目。套路和体操、跳水等项目，以追求难度和美感为目标；而散打则和拳击、柔道一起，划入格斗项群。可以说，“被分解的武术”，才是现代武术最典型的特征。
凤凰网的评论则认为，中国武术的衰落源于整个武术产业链的瓦解，而武术产业链的瓦解则源于古代社会的瓦解。清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武术的门派、拳法越来越多，套路越来越精，行业规矩越来越复杂，圈子也越来越小，这标志着武术产业链的日臻完善，所有习武之人都互相认识，甚至是师兄弟，形成了圈子内部的互相扶持。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由于大家都注重面子，比武格斗越来越不动真格，往往点到为止。再往后发展，连伸手比划比划都省了，直接干聊，一聊便能分胜负。
武术产业链的真正瓦解开始于清末民初。一方面是社会大环境变化，古代习武之人可以开馆授徒、做保镖、考武举做武将、从军、出家等等，更多人的工作其实是做地主。近代以来，上述工作都逐渐走向边缘，或者干脆消失，洋务运动以来操练新军，枪械日趋重要，传统的地主阶层也因社会动荡、战乱不断而纷纷破产，很多习武之人被迫改行，做小买卖维生，有的甚至生计全无，不得不流落江湖。另一方面，则是武术进一步保守封闭，真功夫千金不传，开武馆也是传男不传女、传里不传外，这使得好功夫既脱离了实战，又拒绝了传承，即使传下来了，也会被人质疑到底是不是真功夫。
电影《一代宗师》
民国时内忧外患，提倡“国术救国”，学生们在体育课上练国术；像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就请来传统武术家做老师，专门应对日本人的刺刀；作家们则创作出大批的武侠小说，靠编造“打败俄国大力士”来找回民族自信。这客观上造就了武术产业的一次复兴，但也为国人清醒认识武术蒙上了一层迷雾。
建国以来，武术逐渐成为了一种体育比赛，需要遵守各种规则，而规则设计得越复杂，就越脱离实战，在职业比赛中，甚至有“打比赛就是打规则”的说法，擂台上的冠军，未必是实战中的高手。另一方面，在擂台上，像职业拳击那样的比赛和经纪人体系尚未引进中国，选手也缺乏科学训练和良性的商业运作模式，想要建立新的武术产业链任重道远。
▋五四运动98周年：
“五四”的思想资源还有推动社会变革的活力吗？
五四运动爆发98周年纪念日之际，《探索与争鸣》杂志公众号重刊了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2015年纪念五四运动的旧文。文章首先提出，五四运动的规模并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为何影响如何深远？对此陈平原给出了三点理由：首先，五四运动当事人，迅速地“自我经典化”，其正面价值得到后世大部分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认可；其次，五四运动的风采可以用三个词来描述，分别是“泥沙俱下”、“众声喧哗”和“生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并得到了很好展现，这种“百家争鸣”的状态是千载难逢的；第三，就思想文化而言，20世纪中国最值得持续讨论的，就是“五四”，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它参与当下的社会变革。
因此陈平原认为，五四运动不仅是历史事件，更是近百年中国读书人重要的思想资源、极为活跃的学术话题，甚至可以作为时代思潮变化的试金石，各种关于“五四”的话语，都隐含着巨大的政治、思想潜力以及道德陷阱。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五四”的命运如同坐过山车。八十年代，“五四”作为学习榜样以及精神源泉，深入介入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九十年代，“五四”作为学术课题，在大学和研究所得到了深入研究，但逐渐失去影响社会进程的能力；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学”、“传统”、“儒家”的地位不断攀升，“五四”话题变得有些尴尬，在某些学术领域甚至成了主要批判的对象，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人将今天中国所有的道德困境一股脑地都推给“五四”的“反孔”。
五四运动
对于这种论调，陈平原的立场是，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但更迷恋复杂、喧嚣却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对于“五四”的评价，不仅涉及具体的人物，更牵涉大的历史观，既不能抹杀已获得的新视野与新证据，也不应该轻易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更应该坚持正常的学术争论，包括与新儒家和国学家之间的对话。在这一意义上，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五四”既非榜样，也非毒药，而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
凤凰网的评论则谈到了所谓“两个五四运动”，即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问题。评论指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一直主张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区分，他认为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五四运动代表的民族主义倾向，把过去二三十年中国追随世界文明主流的步伐搅乱了，使得中国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论》中也做出了类似的区分，在他看来，五四运动之后，是启蒙和救亡的互动，并且是“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分子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向中国输出了革命，这就是著名的“救亡压倒了启蒙”的论断。
在《东方历史评论》于5月3日刊登的专访中，陈平原谈到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切割。陈平原指出，关于五四运动的爆发，国共两党都有误读，国民党在很长时间内拒绝“五四”传统，是因为认定其与苏俄思想的传播有关。然而如果回到“五四”的语境，就会发现，当时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根本没有定于一尊的可能性。所谓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也是一样，除了爱国、民主这些口号之外，很难说有什么共同立场。事实上，当时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国民党的势力也没有发展到北京，五四运动只是一群受时局刺激的热血青年，为了救亡图存的自发运动，他们收到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但其中苏俄的声音并不占主导地位。
胡适
但是在阐释“五四”，或者说在争夺“五四”精神遗产的时候，国民党确实是失败了，至少到目前为止，一般的看法都认为，“五四”传统更接近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正是这一“共识”，帮助共产党争取了各个时代的年轻人。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之后，开始反省这个问题，认为失去了“五四”论述的主导权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于是国民党从1950年开始纪念“五四”，将其设定为“文艺节”。于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出现了：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海峡两岸都在纪念“五四”，一边侧重思想启蒙，一边侧重文学艺术，但无论从受众规模还是思想境界，“文艺节”都不及“青年节”，国民党在台湾剥离了政治、伦理、道德内涵的“五四”叙事，并不成功。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学界更多谈论特定历史语境下“五四”本身的复杂性，这与八、九十年代的政治氛围有关，很多人开始重新阐释晚清的改良主义思潮，尤其是康梁的政治主张以及对启蒙的复杂立场，对五四运动的理解也有重大调整，逐渐走出了口号与仪式，从宏大叙事转为精细描述，并且落实到两代人（晚清一代和五四一代）的生命体验和政治实践中去。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陈平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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