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背景
自从先知穆罕默德（571—632）作为一个宗教预言家和国家革新者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统一了阿拉伯大沙漠上的各个部落以后——这些部落是闪米特人种的最后分支，这时仍然处于一种原始的状态——这个统一的国家的旺盛的扩张力便一发不可收拾，它犹如势不可挡的洪水开始向外漫溢。先知穆罕默德的武士们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国家，最终他们赢得了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从突厥斯坦延伸至西班牙。所有这些国家都因此被纳入了辉煌的伊斯兰文明之中，而当时的欧洲文明几乎是不可与伊斯兰文明等量齐观的。
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中心位于圣城麦加，这里也是穆罕默德的故乡，这里的克尔白古庙是一座古老的圣殿。而在这个伊斯兰世界的外围，也形成了两个遥遥相望的辉煌的文化中心，一个位于东方，它以巴格达的哈里发王宫为中心，它崇尚艺术和科学（生卒为786至809年的哈伦·赖世德是其主要的赞助者）；另一个位于西方，它以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为中心，公元八世纪时，这里已被穆斯林征服了。卡尔·马特于公元732年取得的胜利阻挡了阿拉伯人继续向北方挺进的势力。在西班牙形成了一个阿拉伯王国，其统治一直持续到1492年。
公元十世纪时，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是西欧最富庶的国家，它的人口也最多。它的城市也相当繁荣，其中科尔多瓦位居首位，是当时除君士坦丁堡之外的欧洲第二大城市，那里有辉煌的建筑，建筑上的装饰工艺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而且它的高度发达的文化也使得这一时期成为欧洲文化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之一。当摩尔人最终被驱逐之后，西班牙的文化便走向衰败，而且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恢复过来。
当然，这整个的伊斯兰文化并非纯粹阿拉伯文化。阿拉伯征服者紧密地接触被征服者的文化，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伊斯兰文化由于其宗教的封闭性，没有为被征服者具有优越性的部分文化所吸收，这样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对于一种混合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同样的贡献。
对于精神生活来说，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或许是仅次于伊斯兰教的最重要的因素。从八世纪开始，通过生活于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学者和东方基督徒的翻译和评介，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迅速地为阿拉伯世界所认识，除此之外，印度的精神世界也以类似的方式为人所了解。古希腊的思维方式与伊斯兰教的那种忧郁而素朴的思维方式可谓迥然相异，它们之间的差异丝毫也不亚于古希腊思想与原始基督教思想之间的差异。就和在原始基督教那里一样，伊斯兰教也对希腊文化予以高度重视，并且它也认识到有必要使伊斯兰神学获得更为科学的理论依据，相对来说，伊斯兰文化与希腊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要来得更为迅速。不过，由此而形成的阿拉伯—希腊哲学则成为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了解古希腊科学和哲学遗产的一个途径，特别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深入了解便是由此才开始的。正因为此，在叙述西方哲学史时，阿拉伯哲学是不可忽略的。
自从罗马人于公元135年毁灭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最后家园之后，他们被迫背井离乡，但是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他们仍然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宗教和民族传统，在穆斯林文化区域内，尤其是在摩尔人聚居的西班牙，犹太人发现了一个相对自由发展的空间。在那里的大学里，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徒能够彼此宽容、和睦相处。庞大的图书馆里收藏着所有这三种宗教信仰的书籍，此外还有关于异教哲学的译文和评论。伴随着伊斯兰文化的发展，犹太教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一种哲学，这种哲学已经不再是古犹太神学的纯粹附属物，因为与这一时期的伊斯兰神学一样，它也试图使自己的宗教教义与希腊哲学思想融合到一起，而且它对这一时期的基督教哲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阿拉伯哲学
与经院哲学的发展有些相似，阿拉伯哲学也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它主要是吸收了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在第二个时期，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日益为人所了解，并越来越具有权威性。
在阿拉伯哲学初期，同时出现了两位伟大的思想家：阿尔金荻，他于九世纪在巴格达教书；阿尔法拉比，在900—950年期间活动于巴格达、阿莱泊和大马士革。阿尔金荻遗留下的著作不多，但是他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基本立场是显而易见的。阿尔法拉比的基本观点也带有一种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的特点。不过，他将这种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的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那种客观的和富于逻辑性的思想结合到了一起。有一部所谓的《兄弟会论文集》对于人们了解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很有帮助，它由五十篇论文组成，内容涉及宗教、哲学和自然科学，论文的作者都是一个秘密的兄弟会（它诞生于十世纪的东方阿拉伯）的成员。这些论文也表明，他们将伊斯兰宗教与希腊哲学结合到了一起，因此，他们遭到了来自伊斯兰宗教界的猛烈攻击，但是，这个宗派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在阿拉伯哲学与基督教经院哲学的接触方面，阿拉伯哲学的两位伟大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要比以上那些阿拉伯世界的柏拉图主义者更为重要，一位是阿维森纳，他的阿拉伯语的姓名为伊本·西拿，980年出生在突厥斯坦的布哈拉，死于1037年。他被认为是阿拉伯东方的最伟大的哲学家。阿维森纳本人是个医生和自然科学家，因此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特别钟爱。在对待真主（上帝）与自然（物质）的关系上，他尤其表现出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观点。在新柏拉图主义者那里，万物（当然也包括物质）都是出自上帝的“流射物”，而阿维森纳则认为，物质和真主都是永恒存在的。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阿维森纳也认为，真主自身是不动的推动者，物质的形式是真主所赋予的。
阿拉伯经院哲学与基督教经院哲学还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这就是，对于西方世界所争论的共相问题，阿拉伯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和方法进行了争论，而且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上，东方的阿维森纳比西方的阿伯拉尔还要早。阿维森纳也主张共相有三种存在方式：在真主的理性中，共相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作为个别事物的本质，共相存在于个别事物之内；在人的头脑中，共相作为概念存在于个别事物之后。
和基督教经院哲学的发展一样，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影响下阿拉伯哲学使得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更加理性化，而与之相对应则形成了一个神秘主义的思想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阿尔·加扎里（1059—1111），他站在信仰的立场上反对科学，对一切科学和哲学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这尤其表现在他的著名的《哲学家的毁灭》一书中，这本书遭到阿威罗伊的激烈批判。
如果说阿维森纳是东方阿拉伯哲学之王，那么阿威罗伊（阿拉伯语名字为伊本·鲁西德）就是西方阿拉伯哲学之王，他对欧洲哲学产生的影响也更大。阿威罗伊于1126年出生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1198年，他在流放中死去。对他来说，亚里士多德是真正的“哲学家”。阿威罗伊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对他推崇备至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详细注解。
关于自然的形成，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原始基质还不具有现实性，而只是具有可能性，它被赋予形式以后才形成其现实性。对此，阿威罗伊作了如下解释：形式不能从外部进入物质，在永恒的原始基质中就已经包含着所有潜在的形式，因此，物质既不会被创造出来，也不会被毁灭，物质是永恒存在的。上帝不会创造世界，而只是使潜在的形式变成现实的形式。这样一种观点当然与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世界的信仰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不管是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和犹太教，都相信有一个万能的神创造了世界。
阿威罗伊与伊斯兰教教义相矛盾之处不仅仅在于这一点，此外，他还否认个体灵魂的不朽性，认为只有超个体的精神是不朽的，因此他可以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不是不朽的，但是他们的哲学是不朽的。这样一种观点必然也会教导人们，要善待自己，要尽情地去享受人生，在阿威罗伊看来，这比教导人们为了期待来世的报偿或惩罚而约束自己的行为要更合乎道德。穆罕默德就曾经不厌其烦地用丰富的想象力和生动的形式为人们描述一个彼岸世界，那里既有地狱般的惩罚，也有天堂般的欢乐。
关于宗教与哲学的关系，阿威罗伊认为，哲学家在他的哲学中所认识到的是更高级和更纯粹的真理，宗教则是用一种更为形象的形式传达这种真理，所以说，宗教是适合于智力一般的普通大众的。正因为此，阿威罗伊的哲学以及他的伟大前驱阿维森纳的哲学都遭到了伊斯兰正统神学的激烈抵制，并且他们的著作也被付之一炬，虽然这并没有严重地阻碍他们的哲学继续产生影响，但是回过头来看，对阿威罗伊的学说的审判，以及他本人遭到流放，都无疑标志着阿拉伯哲学鼎盛期的结束。
3．犹太哲学
中世纪犹太哲学与基督教哲学和阿拉伯哲学是并行发展的，犹太哲学也经历了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中，新柏拉图主义占据主流，在第二个时期中，亚里士多德主义占据主流。
有一部被称为《喀巴拉》的神秘著作就是诞生于第一个时期，书中包含九至十二世纪的犹太神秘主义思想。关于犹太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我们只想提一下其中最重要的一位：迈蒙尼德（希伯来语名字为穆萨·本·迈蒙），他于1135年出生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1204年死于埃及的开罗。他的主要著作是《迷途指津》，最初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后来被翻译成希伯来语和拉丁语。迈蒙尼德所指的“迷途者”是那些分不清何为哲学真理何为启示宗教的人。
和同时代的阿威罗伊一样，迈蒙尼德也是一个亚里士多德的热情崇拜者。他说，除先知之外，没有人能够比亚里士多德更接近真理。在坚持不懈地贯彻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过程中，迈蒙尼德没有像阿威罗伊走得那么远，譬如，“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他仍然承认造物主的存在；尽管如此，他走得还是足够远了，他并没有避免与那些严格信奉经典的学者们发生冲突。
关于信仰与理性认识的关系，迈蒙尼德坚信，两者的结果是一致的。如果理性与经典发生矛盾，那么他就赋予理性以优先地位，并且努力通过解释使两者达成一致。
斯宾诺莎在他的《神学政治论》中对迈蒙尼德的思想做了细致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