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传》| 我爱你，在那些颠沛流离的岁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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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京华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钱钟书和许多的爱国分子一样，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当时离开中国大陆有三个选择：一是去台湾，二是去香港，三是去国外。

杨绛夫妇不愿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而杨绛、钱钟书是文化人，自然不愿意去；在国外，他们只能做个二等公民，更加不愿意了。

所以他们选择安安静静地呆在国内，拥护着共产党的领导。

上海于当年五月获得解放。这时，杨绛、钱钟书已接到清华大学的聘函。

这样，杨绛举家离开上海，定居北京，开始了新生活，此后就很少离开过京城。

钱钟书在清华大学主要负责指导研究生，杨绛则是兼任教授。

因为按清华的旧规定，夫妻不能同在学校当专任教授。杨绛主动选择了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

她把当教授的机会留给了钱钟书，因为她知道，钱钟书比自己更优秀，他当教授一定会取得更高的成就。

于是，钱钟书在清华大学主要负责指导研究生，杨绛则是兼任教授。

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杨绛当专任教授，她却只愿做“散工”。

杨绛不无调侃地说：“我自己未经“改造”，未能适应专任教授的工作，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因此，杨绛避免了许多冗长又无聊的专任教授会议。

在杨绛夫妇的眼里，清华园变了，变得比以前更加热闹，变得比以前更加陌生。

好在有不少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与他们一起，让他们在这陌生又熟悉的清华园里多了一点点慰藉。

展望美好未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发生了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

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杨绛也甚为高兴，与钱钟书一起展望祖国的美好未来。

杨绛、钱钟书到清华时，清华的接管、恢复和改造工作正在进行中。他们夫妇俩担任外文系教授，教学任务并不繁重。

当时，杨绛、钱钟书除了上课、办公、开会之外，可以说是身居简出，晚上的空余时间，对他们来说，是青灯摊卷的好时光，他俩不愧是一对“读书种子”。

五十年代，《毛泽东选集》出版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英文编译委员会”，经同事的推荐，钱钟书成了这个机构的成员，这样便调往城里工作。

杨绛的女儿钱瑗也在城里上学，寄宿在校。父女两人要等到周末才回清华园。平时只有杨绛和佣人在家。

虽然稍感寂寞，但两年前养的宠物“花花儿”，也给杨绛带来了不少的快乐。

花花儿很是听话，总是陪杨绛吃饭、睡觉，经常逮耗子。

有一次，杨绛午后上课，花花儿猫“嗷！嗷”地怪声叫着跟过去。

但花花儿看见了杨绛，立即恢复平时的娇声细气。“啊，啊，啊”地向杨绛走去。

杨绛怕它跟着上课，可是它紧跟不离，一直跟到洋灰大道前才止步不前，站定了看着杨绛走远。

杨绛深知花花儿的“善解人意”，感慨地说：“这猫儿简直有几分”人气”。

钱钟书也十分喜爱这只猫。钱钟书与杨绛在爱好上可能不尽相同，然而夫妇俩在爱猫这一点上却如出一辙。

钱钟书比女儿钱瑗先进城，临走前，不忘嘱咐钱瑗说：“记得照顾好你妈妈，我周末可是要验收成果的。” 

钱瑗调皮地敬个礼，笑着说：“保证完成任务!” 

杨绛听到父女俩的对话，气极反笑，心想：钟书这是糊涂了吧，应该是我照顾圆圆，怎么能叫圆圆照顾我呢。

 后来，果然验证了钱钟书的先见之明。 

有一晚钱瑗有几分低烧，杨绛逼她早睡，她不敢违拗。可是她说：“妈妈，你还要到温德家去听音乐会呢。” 

杨绛的同事温德常请学生听音乐，他总为杨绛留着最好的座位，挑选出杨绛喜爱的唱片，钱瑗照例陪妈妈去。

杨绛笃定地说：“我自己会去。” 钱瑗迟疑了一下说：“妈妈，你不害怕吗？” 钱瑗知道杨绛害怕，却不说破。 

杨绛摆出大人架子说：“不怕，我一个人回去。” 钱瑗乖乖地上床躺下了，可是她没睡。 

杨绛一人出门，走到接连一片荒地的小桥附近，害怕得怎么也不敢过去。她退回又向前，两次、三次，前面可怕得过不去。

 杨绛只好退回了家。钱瑗还醒着。杨绛只说：“不去了。” 

钱瑗笑了笑安慰妈妈， 果然还是被钱钟书说中了，杨绛还是十分需要女的钱媛的。

思想改造运动

建国后不久，人民政府在全国知识分子中间开展了一个学习和改造思想的运动，即人们常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一九五一年九月，北京大学十二位教授响应党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由此开始，首先在北京、天津各高校教师中，开展了一个比较集中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

几乎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思想改造运动是与“三反”运动紧密配合的。

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清华园失去了原有的平静。校园里举办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展览。

喜欢在书里“串门儿”的杨绛，望着那些她曾经串过门儿的书本，却无法讲清它们的“腐朽”之处。

这些改造思想的运动，一般有三个阶段，即是思想动员阶段、酝酿讨论阶段、声讨控诉阶段。杨绛在清华就经历了这三个阶段。

杨绛在思想动员阶段和酝酿讨论阶段都顺利通过了，然而在声讨控诉阶段就没那么简单了。

开控诉大会就在杨绛通过酝酿讨论大会检查的当天晚饭后。她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随她的一位亲戚同去听控诉。

那时候，有个杨绛从没见过的女学生上台控诉，可是她咬牙切齿，顿足控诉的却是杨绛。

只听她直嚷：

“杨季康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这场大会在学校大礼堂举行，参加者约有三千师生员工。

此时几千双眼睛都射向杨绛，她的那位亲戚不知溜到哪儿去了。

她只好效法三十年代的旧时新娘，闹洞房时的样子，装作不闻不见，木然默坐。

散会后，杨绛默默走出大礼堂，恰似刚从地狱出来的魔鬼，浑身散发着硫磺味，还带着一圈空白，群众在这圈空白之外议论纷纷，声调里带着愤怒。

一位女同志语调高昂，轻蔑地说：“咳，还不如我们无才无能呢？”

忽然，外文系系主任吴达元走进前来，悄悄地问杨绛：“你真的说了那种话吗？”

杨绛沉下了脸，回答说：“你想吧，我会吗？”

吴达元立即说：“我想你不会。”

他心里明白，杨绛是一位治学严谨、说话很有分寸的老师。

杨绛带着一头雾水，独自一人回到家里。钱钟书和女儿钱瑗都不在家，女佣早已熟睡，没人倾诉，没人安慰。

这天夜晚，杨绛思绪万千：

“假如我是一个娇嫩的女人，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我只好关门上吊啊！

季布壮士，受辱而不羞，因为‘欲有所用其未足也’。

我并没有这等大志。我只是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心上也感不到丝毫惭愧。”

于是，杨绛只看了一会儿书，便睡觉了。

杨绛以坚强乐观的心态应对了这场运动风暴。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在这场被称作“洗澡”的运动中，都像杨绛那样富有韧劲，夯实了与命运搏击的基础，他们的生命过早地凋落了。

不改初心，致力文学

“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后，知识分子的境遇如何呢？——学术文化界的“左祸”愈演愈烈，知识分子的祭坛慢慢地开始“升帐”。

一九五三年初，根据安排，杨绛、钱钟书被调整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由教授转变为研究员，从此隶属关系有所变动，但两人的工作单位未曾调动。

杨绛夫妇脱离大学的讲坛，对清华大学来说是一种遗憾。对他们两人来说，则未免不是一件幸事。

起初，杨绛、钱钟书都在外国文学研究组工作。

不久，钱钟书被借调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组，从此一“借”不再还。

后来古代组和外文组分别升格为文学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他们夫妇分别成了这两个研究所的研究员。

杨绛夫妇的寓所，这时也由清华园迁至中关园。

迁至中关园时，杨绛还在宿舍门前种了五棵柳树，不禁使人联想到陶渊明氏的《五柳先生传》了。

在此前后，杨绛开始翻译法国作家勒萨日的名著《吉尔·布拉斯》。

小说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手法，通过吉尔·布拉斯这个出身贫寒家庭的少年的发迹事实，对处于封建制度崩溃前夕的法国社会生活，作了极为生动、真实的描写，并塑造了一个出身市民阶级，投机取巧致富得势的典型。

杨绛的《吉尔·布拉斯》译本于一九五六年出版。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她写译本序言时学着写了一篇“八股文”。

说这部小说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这是从苏联文学史专著上抄来的，接着摆了五点：时代和社会背景、思想性、艺术性、局限和影响。

尽管如此，杨绛没有料到，这部受到马克思悬赏，在西方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名著，也会在后来的风云突变之际，连它的译者一起，遭到极“左”分子的批判。

-【结语】-

在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呼声与期盼当中，中国终于解放了。

然而，杨绛夫妇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顺风顺水，他们面临着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小心而又坚强地应对着，夹缝中求生存。

面对着愈演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杨绛夫妇又将遭遇什么呢？他们的命运之路又将延伸到何方呢？让我们期待明天的共读吧！

-【今日话题】-

人生起起伏伏，每个人都会有高潮期，自然也会有低谷。杨绛在面对着被批判、被声讨，以及被流言蜚语诋毁的坎坷时，犹能以乐观的心态，不屈的韧劲去面对。

在你的人生中，你是否曾受到过诋毁和冤枉？你是如何对待和处理那些事情的？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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