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就这样，虎归山林，人要吃人，没钱，只能落下被吃的下场。
“自此以后，我会把关于你的联系方式和之前的消息记录全部删除，你就当我们从来都不认识。如果警察真的顺着线索找到你，关于我的事，你就咬死一概不知。”
这是陈亮发给我的最后一条消息，自此，他便像消失了一般，与我断联。
三个月后，我从别人口中得知：陈亮已经去蹲监狱了。
陈亮和我是发小，出生在偏僻且落后的承德山村。穷，是这个村子的主色调。如果把贫穷这件事比喻成一幅画，那陈亮家一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所有孩子都能穿得起新衣服时，陈亮只能穿他父亲种地淘汰下来的衣服，大了三圈的衣服从后背到裤裆满是花花绿绿的补丁。
他很自卑，但也深知自己的家庭处于买不起新衣服的境地。作为青春期的反抗，他时常用刀片把裤子从裆部划开，风起，四片裤腿随风飘扬，露出了红色的内裤。
同学笑他像电视节目里的小丑。为了附和别人的嘲笑，他开始模仿小丑的装束，用墨水在脸上涂涂抹抹。就他的话来讲，一旦接受了嘲笑，那嘲笑就显得没那么可怕了。
划坏裤子付出的代价是被母亲在村里追着打。女人追，陈亮跑，从村东头到村西头，从夕阳西下到夜幕降临。这件事一时间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喜闻乐见的节目表演。
许是经常逃跑的缘故，陈亮在第一次校运会男子三千米就跑了个第一。别人东倒西歪窝在终点时，他则像个没事人一样，拖着自己花花绿绿的裤子，嘲笑他人窝囊。
那时的校运会实质上是选拔，选拔一批体能好的人参加县里举办的运动会。成绩好的学校有奖金和证书，成绩好的教练有向上晋升的机会。
于是校运会后，陈亮就成了体育老师的“心肝宝贝”。
家里没鞋，没关系，体育老师买，没像样衣服，也没关系，体育老师也买。
最终他穿着体育老师资助的套装，赢下的当年校运会的三枚奖牌：男子三千米第一名，男子八百米第一名，4x4接力第一名。
起初，他的父母不以为意，他们觉得生男孩的作用就是少花点学费多挣点钱，最好是读完初中就出去务工或者回家种地，而陈亮赢的奖牌即使在收废品的眼里也是不值钱的。
那年冠军的奖品是笔记本和雨伞。于他的家庭而言，这两样东西同样一文不值。笔记本能记账却抹不平账，雨伞能遮雨却挡不住贫穷的不留情面的倒灌。
“也不给钱，天天费劲巴力地跑来跑去，说到底就是不务正业。你们体育老师还嘱咐天天给你煮鸡蛋，想他妈什么呢？愿意煮他来煮。我还以为跑第一能奖励点钱呢。”母亲边烙饼，边抱怨。
“妈，那是荣誉，县里第一，懂吗？”陈亮往灶膛里续着秸秆说。
“能当饭吃？我问你，那能不能当饭吃？”女人起身掐腰质问：“你明天就赶紧去告诉你们体育老师，把校队退了，以后你的任务就是读几本书，肚子里有点墨水，别看着和你爹一样，活像山里抓来的。跑个屁跑，当老师的误人子弟。”
陈亮没说什么，灶膛里的火焰肆意跳动，热烈之后，只剩灰烬。
隔天，陈亮向体育老师说出了母亲做的决定。
体育老师不想失去他这个好苗子，于是劝告他：要把握自己人生的航向。
老师是城里人，家境算是殷实，在大家骑摩托车的年代里，他就开着汽车来回上下班。他崇尚自由，把每个人都比作船长，他提倡每个孩子都要把握住自己的人生。但，他不知道的是，穷人家孩子拥有的船并无主导航向的帆。他们下海，之后随波逐流，没有梦想，只求苟活。
陈亮那时七年级，十三岁，是个孩子，对自己的人生毫无话语权。他能告诉自己老师的只有那句：“我想走出大山，我不想一辈子都守着土地，看天吃饭。”
2010年的春末，夕阳坠亡前的那一刻里，白得耀眼的丰田车载着陈亮驶进了这座破败的村庄。体育老师自己垫了三百块钱，谎称是冠军延迟发放的奖金。在毛票横行的山村里，百元大钞总有着无可比拟的光辉。
“我想让陈亮继续跟着我跑，如果这两年都能取得好成绩，我敢保证他能进城里最好的中学。”体育老师信誓旦旦地和老两口说着。
但两人的心根本不在这上面，他们总是时不时地瞟着柜上的三张百元大钞，生怕一不留神它们就会莫名其妙的消失。
停在门口的轿车（那个年代村里根本看不到），放在家里的现金，面子和里子体育老师都给了陈亮父母。作为回报，他们同意陈亮继续呆在校队，参加比赛。
连续两年的夺冠，使他成为了县里中学争抢的“目标人物”，而第三年的三个第一，保送他进了当时县城最好的重点高中。那个时候，能进这所中学的人，不出意外都能考个像样的大学。去到好大学也就意味着，关于前半生着穷苦的命途会彻底得到改善。
但他父母看不了那么长远，总觉得他上高中的开销会加剧了生活的贫穷。甚至在录取通知书下来后，还偷偷找人帮陈亮在北京谋个保安的活计。
那个暑假，陈亮约了体育老师一起吃饭，餐馆不大，四个菜一瓶酒，算是谢师。
酒过三巡，他和老师讲了家里想让自己去当保安的事。
“疯了？”体育老师满眼不解。
穷是绝症，穷人总习惯乱投医。
“把电话给我。”体育老师要过陈亮电话打给家里，酒桌对面，他向老人条理清晰的论证着陈亮上学的重要性：“保安一个月三千多，算上吃住，日常开销，一年下来在北京也剩不下什么钱。这还是不被查的前提下，陈亮不满十八岁，算是童工，查到就都是麻烦。你们等他读完高中，考上好大学，大学有国家补助，有奖学金，还能勤工俭学，根本不用花什么钱。毕业之后再去北京，随随便便一年二三十万。你们让他现在去当保安，顺利的话到大学毕业那年也不一定能挣够十万块钱。”
电话那头陷入沉默，男人乘胜追击：“为了这个机会，孩子努力了三年，起早贪黑的跑步，他知道，再快一秒，未来就能近一步，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毁了他。”
最终在体育老师的劝说下，他的父母同意了陈亮上高中这件事。
升学的前几天，他找我喝了顿酒，醉意朦胧地规划着往后的生活。跑下去，是他给自己定的目标。
“现在我拥有的一切都是这双腿跑出来的，我得把握住。”
“以后还会有更多。”我鼓励他。
“是。”他骄傲地笑了起来。
升入高中并不像初中那般安逸，无论是学习还是跑步，竞争者都提升了一个数量级。陈亮在这样庞大的人群里，没有了往日的耀眼。连最擅长的男子三千米也从第一跌落到中等排位。那时候他发疯似的练习，清晨，黄昏，总能看到一个人在操场上孜孜不倦地奔跑。尽管如此，那时他的最好成绩只到第三名。努力在天赋面前，不值一提。
更让他苦恼的是，高中学业并不如初中那般简单。随随便便一听就能考个八九十分，高中只要错过一个知识点，就可能会造成整个科目的断联。高中第一年的期中考试，他的数学只考了37分。
那是他人生的第一个低谷，而他反抗的方式不是苦心钻研文化课，而是重新回到操场继续跑步。
他和我说：“如果我能在市里跑出成绩，大概率还会有保送的机会。”
我本来想劝他先稳定住文化课，毕竟跑步的事于他而言，轻车熟路。但看着他近乎偏执的态度，也就作罢。
但，事不如人愿，在第一次市级比赛里，他没得到名次。被教练当着校队所有人的面一顿臭骂。也是因为这段辱骂，让陈亮萌生了退学的念头。
高一下半年分班，他选了理科，自以为聪慧过人，只要认真学几天就能追上来。但月考和期中考试，他的理科成绩加起来不到60分，化学甚至只考了8分。也是那张8分的化学试卷，彻底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退学那天，他母亲平静地签了校方发下来的退学告知书。
比起将来的希望，目前他们家里更缺一个能下地干活的苦力。那时，他的父亲病了，无法承担重活，多半时候只能躺在炕上，大口大口地喘粗气，接连不断地咳嗽和清理深黄色的黏痰。
陈亮不知道那是什么病，因为贫穷的缘故，父母也不敢去医院检查。他想应该是感冒，会发作很长时间的感冒。
退学回去的日子里，除了春种和秋收，陈亮会到县城餐馆打工，刷盘洗碗，端茶递水。那段时间，有关他的生活，除了钱还是钱。家庭生活需要钱，父亲买药需要钱……餐馆一个月九百的工资对于这样的生活，杯水车薪。
直到他初中的同班同学王博，带着自己手下来餐馆吃饭那天，他的生活跟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那天，他点头哈腰地服务着自己曾经的同学。而王博也做作地介绍着陈亮：“这是我们学校当时的校队主力，你们想吧，别人五百多分才能去的高中，人家直接保送，不用考试。对了，你这是勤工俭学？现在也没到放暑假的时候吧。”言毕，包间的人都笑了起来。
曾经带给他希望和荣誉的头衔，却在那天附送了他无穷无尽的羞愧。
“我听人说，你这腿不赶趟，没成绩退学了？这样吧，甭干服务员了，来给我看场子吧，干得好，一个月万八千的，不是问题。”王博临走时戏谑地告诉他。
陈亮知道那不是玩笑，王博的父亲在县里开着唯一一家豪华酒店，黑道和白道都有关系。他完成义务教育后，便开了自己的酒吧和KTV，招揽了数以百计的小弟。
陈亮不想去，因为他深知看场子的危险性，也深知自己破烂凋敝的家经不起一点折腾。
陈亮父亲的病，可能在开始时真像他自己说的，是持续很长时间的感冒。
但随着时间推移，家里囤积的药物，不再能缓解父亲的病痛。
隔年开春，卖了玉米之后。母亲和他商量送父亲去医院检查。
“为什么不早点来？”医生拿着X光片责问。
“因为……”陈亮把涌上喉头的“穷”字咽了回去。
“看看这肺。”医生拿着笔指指点点。而陈亮只能看见白茫茫的一片，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您给开点药？”他试探地问。
“开什么药？赶紧住院吧，这种情况得尽快化疗。再拖下去，人就没了。”
死亡第一次击中陈亮的脑袋，但比死亡更痛击他的，是“化疗”这个词背后隐匿的巨额费用。他和父母三个人面面相觑，沉默一时间在诊疗室蔓延开来。
“我们考虑考虑。”他父亲说完，挪动着走了出去。
“你父亲这个病很严重，这样吧，你和他沟通一下先办个住院，别来回折腾了。还有就是，钱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了就是没了。”医生叮嘱陈亮。
那天他说服父亲办了住院。
住院期间，陈亮曾带着我去找医生询问病情和费用。
“先准备十万块钱吧，当然，这是保守估计。如果治疗过程不太乐观，可能要考虑转到北京的大医院。”
“医生，对不起，我问一下，这种病一定是能治好吧。”陈亮问。
“五五开，说到底，这是从死神手里抢人，我不敢打保票。”
“意思是十万花了也可能治不好？”
“对。”
“我们再想想。”
“行，想归想，记得下去先把住院费交一下。”
陈亮拉着我跑进楼道。
“帮我数数钱。”他边说便从磨得起球的背包里往出拿钱，一百的，五十的，十块的。我们点了两遍，一共是一万三千五，距离医生估算的十万块钱，简直天差地别。
“没数错吧。”他说着，擦了擦额头浸出来的汗珠：“怎么就不够呢？”
陈亮给他父亲办理出院的那天，我帮他收拾带来衣物。
“小亮，没事，爹命长着呢。这破地方，待不惯，没意思。”男人佝偻着身体，一边整理住院单据一边说。
“爸……”陈亮没抬头地收拾橱柜里面的衣物，泪水悄悄地坠到了水磨石的地面上。
“回家吧，想家了。”他爸说完，扶着墙，颤颤巍巍地走出病房。
癌最明显的病症是咳血，而穷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无能为力。
尽管放弃了化疗，但大把大把的药物所花费的钱仍旧成了剥削这个贫穷家庭的镰刀。为了支撑住为数不多让父亲活下去的希望，陈亮辞了服务员的工作，去王博的KTV做了打手。
期间我们联系几次，他说自己得到了别人的重用，也说确实挣了不少钱，打算攒够十万，带着父亲去医院化疗。
事不如人愿，他的父亲到底没挺到攒够钱的那天。
2016年9月3号，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在天还没亮时从村口出发，漫天的纸钱和哭喊把夜空搅得细碎。陈亮举着照片，木怔地走在前面，看着黄土彻底覆盖住棺材，汇聚成坟包。
事后喝酒时我告诉陈亮：“这样的病确实难医治，你也别太难过。”
他和我说：“这个世界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
“这是什么？”他干了整整一杯二锅头后，把胳膊上因为打架新生的疤亮出来问我。
“疤？”
“这个呢？”他边说边用指甲叩开伤口，血顺着小臂淌到了桌子上。
“血？”
“对，是血，夹杂了贫穷恶臭的血。”
“这不是你的错。”我安慰他。
“怎么不是？就是我的错，因为我这双废腿跑不出成绩，因为我这个猪脑子学不进东西。我本想着考个好大学，找份体面工作，挣些钱，最起码让这个家过得稍微好一点，可我什么也没做到。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爸没钱治病最终去世，我妈六十多岁还要打理那九亩的玉米地。世界没给我留太多时间，我得挣钱，不择手段地挣。你记得那句话吗？医院的墙壁倾听了最多的祈祷。可笑的是，我他妈穷得连祈祷的资格都没有。”
几天后，我去了南方上大学，陈亮回了KTV继续做打手。
我们很少联系，偶尔聊上几句也都是无关痛痒的话。
2017年4月1号，他曾打电话给我。
“我找到赚钱的门路了。”他语气显得格外激动。
“什么？”我问。
“摇头丸知道吗？”他说：“王博说想拉我一起干，这玩意利润是真大，如果顺利，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在县城买房买车，到时候把我妈接下来住。”
“疯了？这玩意犯法。”我说完之后，电话那头陷入了长长的沉默，沉默过后，电话挂断。
月中，他发微信告诉我：“自此以后，我会把关于你的联系方式和之前的消息记录全部删除，你就当我们从来都不认识。如果警察真的顺着线索找到你，关于我的事，你就咬死一概不知。”
“你真疯了？”我回消息，红色的感叹号提示发送失败。
我们两个自此失联。
后来，我在朋友的QQ空间看到了他的近况：
4月28号，他发了张开车的照片，奔驰的方向盘，中控台放着二十多捆现金。
6月15号，他发了段酒吧的视频，大理石桌面上依旧摆放着成捆的现金。
7月3号，他发了段酒店的视频，球赛在五十几寸的电视上如火如荼地进行，旁边是一个外国女人，身形暴露地跳着钢管舞。
9月5号，他发了张图片，墓碑以及点燃的百元大钞，并配文：去他妈的世道。
那天之后，他的QQ头像也彻底暗了下去。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陈亮已经进去蹲了监狱。
关于他进去前的故事，他也在出狱后和我说过。
父亲死后，他发了疯般地想挣钱。那时候他想的是，自己还有个妈，如果命运重蹈覆辙，那他必须得有足够的钱帮这个女人续命。
那时命运重新在他面前摆了两条路：一是去大城市谋生，他听别人说，北京干得好的销售月入几万不是问题。
二是继续当打手，挣不了太多但能留在县城。
综合考虑了家庭境况，他最终留了下来。
其实从职业角度分析，他干得算是不错。体育生，身体素质好，一个人打两三个不成问题，那时候KTV打手工资和表现直接挂钩，能拼能打的工资自然高。
“我们就像王博养的狗，能咬能叫的就能多吃几块肉。”陈亮苦笑着和我说：“那时候我就靠着一甩棍一甩棍硬生生把自己干成了他的贴身保镖，KTV挂名是执行经理。”
2016年底，陈亮帮王博挡了一刀，伤口从肩胛骨划到了腰上。
为了嘉奖这条狗的忠诚，王博把自己家闲置的奔驰车借给陈亮开，过年时候带着现金和礼品去看望了陈亮的母亲。
“说到底咱们就是穷人，人家施舍一点，就想掏心掏地回报。”陈亮和我说。
2017年初，王博开始筹备贩毒事宜。按他的话来说，如果顺利，不需几年，挣的钱能把县城所有的KTV都盘下来。
“你跟着我干吗？”王博单独问过陈亮。
“这东西犯法吧……”陈亮之前只在电影里看过所谓的大毒枭，事真到自己身上，一时间犹豫着难下决定。
“见死不救算不算犯法？某种意义上算是共犯，也就是犯法。但加个前置条件：没钱付治疗费，所以拒绝救人，这还算犯法吗？”王博看他没反应，继续说：“一亩地能收多少斤玉米？一斤玉米能卖一块钱吗？种子化肥这些花销划出去一年九亩地能挣多少钱？现在咱们这结婚房车彩礼得小一百万吧。就说种地一年能挣一万，你在我当打手一年能挣七八万，十年你能攒够结婚钱，你妈呢？快七十了吧，为了你结婚，继续在村里住着那间破瓦房，得病不敢说只能和你爸一样吃过期药吗？说到底，这活谁都能干，我找你也是因为把你当哥们，想拉你一把。”
“别说了，我干。”陈亮脑子里突然浮现出父亲走之前的场景：男人临危之际边吐血边断断续续地嘱托他照顾好家，活出个人样。
“这就对了，这个世界就这样，虎归山林，人要吃人，没钱，只能落下被吃的下场。”
2017年3月，王博的贩毒集团开始正式运作。
说到底陈亮挣钱只是为了不被人吃，不是为了吃人。所以他并不牵头贩卖毒品，更多时候是充当司机，开着各式各样的豪车前往交易地点取货。
在完成了三笔毒品交易，王博分给陈亮十万块钱。拎着十万块钱回家时，他的心里有些恍惚，那一捆捆别人轻轻松松挣到的现金竟然在一年前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
其实比毒品更让人上瘾的是钱。钱能修缮房屋，也能立碑圆坟，最重要的是能治他家一直以来都患有的绝症——穷。
但说到底这件事的本质就是赌博，赌这条产业链足够隐秘，赌不会被警察抓住。
虽然每次交易他会象征性的心惊胆战，但事后分发的几捆现金却能把他之前的焦虑一扫而空。
2017年9月，这条贩毒产业链被警察连根拔起了。提前收到风声的王博找到陈亮以及另外一个合伙人商量应对之策。与其说是商量，不如说是找人顶罪。
“亮子，我这家大业大，不能进去，如果到那一步，你能不能帮我顶一下？”王博问他：“你放心，我找人打点过了，三年左右就能出来，家里的事我帮你照看，出来之后，房、车和钱我都给你安排妥当。”
陈亮有些犹豫。
紧接着另一个合伙人开始敲打他：“你得想想，你今天的地位和财富哪一样不是王博给你的？说他是你的再生父母也不为过吧。公司养人或者养狗都是为了关键时刻能用上。”
审判环节，陈亮咬着牙抗下了所有罪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