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里,有一项重要的夜生活:跟着父亲去村委会开会。
灰暗的灯光下,乡亲们七嘴八舌,吵吵嚷嚷,最后在村长的呵斥下散会。记忆中,听到的最多的词是 “乡统筹”“村提留”“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等等。一个懵懂少年,理解不了国家大事,不明白为什么要收那么多税。但是,乡亲们的唉声叹气,以及和父亲走在乡间小路上的那种压抑,我至今都记忆犹新。
我记忆最深的一项税负叫勤工俭学。虽说是项任务,但对我们这群孩子来说,却是极快乐的事。可以停课一周,老师带着我们上山挖药,砍柴。再由老师帮我们统一销售,完成这项税收。如果干得好,交完勤工俭学费用,还能赚几块钱,买糖吃。
现在,这些税收都取消了。每次回乡,听乡亲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低保户该如何分配?要不要搬到镇上去住?一口人能补贴多少多少钱!
2013年,父亲查出直肠癌。我很崩溃,觉自己在城市里打拼多年,都是徒劳。赚再多的钱也救不了他的命。父亲倒挺乐观,他宽慰我说:别担心,我死不了的。现在家里经济条件好了,还有医保。咱们不会在钱的问题上作难。医学也发达了,应该能治得好。
随后的一年里,我带着父亲奔波于西安和北京各大医院,前前后后做了十多次手术,父亲受尽磨难,我身心俱疲。2014年7月,做完最后一次大手术,送他回老家修养,我们在门口小路上散步。
我说:“爸,你要有信心。等你看好了病,我带你出去转转。外面好看的地方多着呢!”
父亲说:“你不用操心我,我会好好治疗。现在的日子好过了,我还不想死,遭再大的罪也不想死。”
那天傍晚,陪父亲在水泥路上走了很久,他给我讲了很多他年轻时的生活——那时候,村里没有路,父亲去镇上卖木材,只能挑着东西从河里走。来回六十多里地,他要走整整一天。那时候,有很多税要缴,农民一年到头都喘不过气。
说了很多“想当年”。最后,父亲感慨了一句:还是共产党好呀!你看现在这路修得多平展,谁能想到水泥路能铺到咱家门口?
父亲感慨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他舍不得离开我们。但天不遂人愿,2014年冬月,在经历了无数磨难之后,父亲还是走了。
但那个傍晚,父亲在山间小路上和我说过的话,我一直都记得。
一定程度上,父亲的那句感慨,校正了我的三观。父亲去世之后的这些年,我的文章里少了一些戾气,多了一些温和;少了一些针砭时弊,多了一些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有读者说,张先生,你的文笔没有前几年犀利啦!我说,社会在变,我也应该变!
一个文人,有必要和时代保持距离,有必要保持清醒、理性的批评姿态。但我也知道,不能让批评成为一种习惯,不能让“愤青”成为一种标签。一个文人的真正良知,不只是心怀悲悯,针砭时弊;还要能心存感念,歌唱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