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望子成龙，不如先看看美国经验：帕特南的美版“寒门贵子”浮世绘

#约书#第二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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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考成绩的出炉，一如往昔，状元们再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然而吊诡的是，这次媒体及大众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状元们考了如何高的成绩以及被哪些名校争抢，而是不约而同的将关注点指向了状元们的出身——家庭背景。

熊轩昂的那句话“现在的状元都是这种家里又好又厉害的”，似乎让我们自然的联想到“寒门再难出贵子”，然而这样的联想不管是不是个案也不管有没有说服力。

对于那些望子成龙的普通家长以及庞大的处在奋斗中的中产阶级与准中产家长们，着实产生了惊雷一般的刺痛感，这不仅是对传统中国几千年来的“寒门出贵子”观念的颠覆，更让家长们担心的是“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再努力也没用，因为我们不是所谓的“高级中产”、也不是“官一代”“富一代”。

当然，这种焦躁情绪的曼延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它恰恰对我们的社会精英及以关心下一代成长的有识之士的一个警醒，处在成长期、转型期的中国未来怎样面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分层、教育分层、机会不平等以及阶级固化”这个正在困扰着发达国家的社会问题。

在我看来，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高考”仍然是一场公平的竞争。正像一位高中老师对他的学生说：“高考是你们人生中仅有的、也是最后一次的‘公平竞争’”。

对于寒门子弟或者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来说，即便考不上状元，也可以通过努力上一所好大学，毕竟状元只有一个，而改变命运的通道更不是状元的专享，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孩子所面对的机会不平等似乎只出现了苗头还没到固化的程度。

然而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发达国家的美国，看看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罗伯特·帕特南的新作《我们的孩子》时，你会惊奇地发现，帕特南笔下的美国是一幅阶级严重固化、社会分层明晰、寒门真难出贵子的图景，这与我们印象中的教育理想国——生而平等、机会均同、自由民主的美国梦景象完全不同。

奥巴马与本书作者帕特南

下面让我们看看罗伯特·帕特南笔下的美国梦危机是如何让“我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线的。

介绍书前先让我们了解下《我们的孩子》的作者罗伯特·帕特南，帕特南生于1941年，哈佛大学马尔金公共政策讲席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曾担任过克林顿、布什、奥巴马等多届美国总统以及英国首相、法国总统等政府首脑的资深顾问。

目前著书14部，被译为20多种语言，代表作《使民主运转起来》（豆瓣评分8.8分）和《独自打保龄》（豆瓣评分8.5分）是过去半个世纪引证最多的社会科学著作，在国内学界和思想界也有深远的影响。多年来，其学术思想也激发了全球范围内草根社会运动的勃兴。

简体版书影

名家、名作、豆瓣高分的背书在我看来也许只能说明这是一本好书，而作为读者来说更在乎的可能是读它的价值与意义，一本寒门难出贵子的美国版浮世绘与我何干？

然而，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后发国家的我们在创造一个个奇迹的同时，也在不断的重复着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路，如交通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等，当然也包括教育问题。

阅读此书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价值恐怕就是美国家庭教育前车之鉴的经验与教训，下面让我们一窥帕特南以数年之功追踪访问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的，生活在美国各地107位年轻人及其家庭的生命纪实。以下内容均摘自《我们的孩子》，供大家参考。

【第258页】由于美国社会的阶级隔离越来越森严，成功人士已无从知晓社会的另一半在如何生活，我们自己的孩子对贫穷更是毫无感知。隔膜造成了冷漠，正因此我们不那么同情出身卑微的穷孩子的困境，我们原有责任，但现在却被抛之脑后。

在我着手这项研究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从来都这么认为，我出身于克林顿港的一个平凡家庭，能有今天的成功是来自我的个人奋斗——很长一段时间，我并没有意识到，没有那个更为社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年代（上世纪50年代——编辑者注），没有那个时代的家庭、社区和公共机构，我的好运气也无所依附。

我曾一度以为，既然我和当年的同学们能靠自我奋斗来改变命运，现如今的普通孩子也做得到。而在完成这项研究后，我知道了自己先前的无知。

耶鲁大学华裔教授“虎妈”蔡美儿和她的两个女儿，

其出版的《虎妈战歌》曾一度引起东西方教的大讨育方式论

【第96页】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西蒙娜始终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我想要我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西蒙娜说，“我绝不会把孩子的教育假手他人。我们一起参加图书馆开办的‘妈咪和我’的课程。

一直以来，我都用各种办法让他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在距离我家社区的不远处，有一家很棒的可动手操作的博物馆，那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德斯蒙德小的时候，我经常为他安排那种团体玩耍的游戏。等长大一些后，他每个学年都会练习一种运动项目。

读高中时，德斯蒙德一直在踢足球。他也打过篮球，还练过钢琴。我甚至想过让他去学踢踏舞，但我的丈夫否掉了我这个念头。我很在意他们的日常饮食。麦当劳里的肉制品，他们是不准吃的。我们也不允许他们喝苏打饮料。对那些会进入孩子体内的东西，我们都非常谨慎。”

【第99页】当事关管教和惩罚时，西蒙娜和卡尔总是会相互配合。“为人父母者就好比一个团队，”西蒙娜说，“如果我想要德斯蒙德做某件事，或者不做某件事，我都会和卡尔一起决定——绝不能在孩子面前争吵，绝对不能。”

每当出现问题时，他们就努力表现得既慈爱又严厉。“为人父母者，”卡尔说道，“也许这就是最难做的部分，因为管教孩子要求那种严厉的爱。很多时候，你必须要把某些东西灌输给孩子：‘这个是你需要做的；这个是你必须得做的。’有些时候，做父母就要有做父母的样子，必须拉下脸来告诉孩子，‘就是这样，没有为什么！’当然，随着孩子们年龄渐长，父母也不能始终居高临下地对待他们。所以现在如果孩子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我只会很平静地对他说，‘你竟然会这样做。给我说说看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你有想过这样做的理由吗？’”

【第123页】婴儿的大脑如要得到健全的发育，就需要成年人耐心和细致的关照。在儿童成长专家的研究中，这种在双向互动中学习的主要机制被称为“有条件的互动学习”（如果说得再直白些，就是“接发球”式的互动）。

比如，好比在网球比赛中发出一个球，婴儿也会发送出某种信号（如在摇篮里咿咿呀呀），而假如成年人在此时做出了回应（如父母以呢喃小曲回应孩子的咿呀），则婴儿发育中的大脑就会因此留下印象。当然，这种方式的学习大部分都发生在小孩子还不会说话的阶段。

但研究者近期还是发现，儿童的数学和语言能力早在学龄前就已经打下了基础，其更多地取决于同包括父母在内的成年人之间的非正式互动，而不是正式的训练。让我们的头脑中闪现出这幅画面：父母正在为孩子读书，一边讲着书内图画中的故事，一边鼓励孩子做出回应，这正是互动学习的经典场景。

【第125页】在儿童发育之初，智商和情商的发展必定是相辅相成的。科学研究已经表明：勇敢、敏锐、乐观、自控力、责任心、心理稳定，凡此种种被称为非认知性技艺的能力，对个人成功所起到的作用都是不容小觑的。

非认知性能力越强，则在身体健康、学校成绩、大学入学、工作就业以及家庭收入上的表现就越好，而且情商高的人不太会惹麻烦，更不会沦落到监狱里。

总之，在预测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时，非认知性的能力同认知性的能力至少是同样重要的，而且在我们这个后工业社会中，较之于前工业化和工业化的时期，非认知性的情商只可能会越来越重要。

【第133页】安妮特·洛罗是研究家庭志的权威学者。她在自己的研究中就厘清了当今美国社会中出现的两种父母教育模式，并将之命名为“精心栽培型”和“自然放养型”的教育，更重要的是，父母的教育模式，是由父母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所谓精心栽培的教育，主要是指中产阶级父母的育儿方式。这类父母从一开始就深谋远虑地为子女做教育投资，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认知能力、社交技巧和文化素养，最终是为了自家孩子将来可以取得成功，尤其是在学校内有着优秀的表现。

我们还记得，在德斯蒙德的家庭中，母亲西蒙娜为孩子们讲述安妮·弗兰克的故事，在旅途中玩抽卡片认总统的游戏，让德斯蒙德做《爱上拼音》的练习册，或者为孩子挑选好的幼儿园，而父亲卡尔则把德斯蒙德带到他的办公室，同他讨论新闻，询问儿子在主日学校学到了什么，这都是家长投身精心栽培的具体行为。

自然放养的教育则放手任由孩子发展，让他们更多地凭借自己的天分和运气。在这种教育模式下，父母没有什么计划，也不怎么干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而在教育孩子时，这类父母更多依靠硬规矩和大棒，很少密切关注子女的表现，缺少对孩子的鼓励，更谈不上讲道理和平等协商。

当凯拉陷入抑郁症的泥潭时，乔不是不想成为一位更负责任的父亲，但由于自己悲惨的童年经历，再加上现实生活的种种不得已，他唯一力所能及的也只有自然放养。在今天，这种父母教育的方式于贫穷家庭中仍更常见，当然即便是在下层阶级内部，自然放养的教育也正被逐渐抛弃。

【第137页】为人父母的方式出现了上述基于阶级的分化，在此不妨称之为“到底是给个拥抱，还是赏个巴掌”的问题，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这种阶级分化是如此两极对立，同时又无所不在？

此前的学者倾向于将这种阶级差异归结为一种难以准确定义的“工人阶级文化”，但脑科学的最近研究现已证明，父母越是贫困，教育程度越低，在社会上越孤立无援，则他们就越可能是棍棒教育的信徒，对孩子更严格，更苛刻，动辄体罚。

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父母自己也承受着生活施加的习惯性高压。在谈到那个暴虐的母亲时，伊利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每次我妈下班回家，看到桌子上堆着账单，盘子也没人洗，儿子的房间像个狗窝，家里到处都乱成一团，生气也很正常。我妈经常对我发火，我也不怪她。”

【第139页】回顾一下我们在本德镇和亚特兰大所遇到的那些人吧。对于富裕的家庭来说，父母和孩子们围坐一起共进晚餐，谈天说地，可以说是家庭内的头等大事。

“我们全家人总是一起吃晚餐，这是爸妈定下的规矩，”安德鲁曾这样告诉我们，“全家人都很忙，晚餐是我们四口人唯一可以说说话的时间。”德斯蒙德也曾说过，“通过这些发生在晚餐桌边的家人聊天，我真的学到了很多”。

相比之下，贫穷家庭并没有把家庭晚餐当成生活中的大事，有时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也曾尝试过依葫芦画瓢，”达琳说，“但结果总不是那么回事……不过呢，我们还是会全家人一起看电视。”

【第197页】现有的研究早已给出了众口一致的判断，参与课外活动会给孩子成长带来看得见的好处。而父母的文化水平越高，就越能理解到这一点，自觉地，但也许是不自觉地，正如我们在此前章节所见，这些家长从来不吝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支持儿女参与课外活动。

这就是为什么在本德镇厄尔为女儿露西买下小马，搭起了养马的谷仓；这也是为什么在亚特兰大西蒙娜要求德斯蒙德和他的弟弟每季都要练习一种运动；这同样是为什么在橘子郡克莱拉心甘情愿交纳超速罚单，也要让自己的儿女可以按时赶上课外活动。这些父母有钱也有闲（而穷孩子的家庭却一无所有），因此他们可以轻松地在课外活动中投入资源，帮助子女们练就那些大有裨益的软实力。

为什么课外活动会对孩子的未来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呢？学者们给出了很多种回答：提升自信心，有效地运用了时间（可参见“无事便生非”的理论）、积极的同辈竞争效应，等等。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答案，也是我们在下一章会探讨的，就是在参与课外活动的过程中，孩子们可以接触到家人以外的友爱成年人——球队教练或其他指导老师经常担当起孩子的人生导师。

让我们想想，杰西儿时在克林顿港的橄榄球教练、伊莎贝拉在越野队的教练，不都是在为他们授业解惑吗？

但是，参与课外活动的最大益处仍是软实力和人格的养成，而这恰恰正是教育改革先贤们当年创设课外活动的良苦初衷。当威灵顿公爵重返母校伊顿公学的竞技场时，曾讲过一句青史留名的话：“滑铁卢之战正是赢在这片操场上！”

在我看来，公爵此言所指的并不是伊顿操场上练就出的军事技巧，其意在于品格的养成。当孩子们参与课外活动时，所培养的首先是那些非认知性的能力和习惯，比如毅力、团队合作、领导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第222页】埃莉诺在生活中当然也有父母以外的益友良师，包括那位在教堂里遇到的年轻牧师，还有一位是父亲读研究生时的女性同学——每年夏天，埃莉诺都要同这位女士一起在西部徒步旅行，也在旅途中同她聊家庭的烦心事。

两个女孩也都谈到，她们在学校中不乏良师，在生活中也不乏同龄的益友，其中很多人的交情可以追溯到小学时。姐妹俩都有专业的指导老师，帮助她们备考SAT。在谈到这种由正能量的成年人和同龄人所组成的社会网络时，玛德琳意识到其意义所在。

“我非常幸运，在我成长过程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支持，所以东方不亮西方亮，”她说，“生活中随处可遇优秀的大人，也有善良的小伙伴，我真是一个幸运儿。”

【第223页】遭遇撞车事故时，安全气囊会自动张开以保护车内人，同理，在埃莉诺和玛德琳碰到危险时，经济、社会和制度资源也如同“安全气囊”一样卫护着俩女孩。无论是在下梅里昂镇，还是在这个小小社区以外，父母所营造的广泛社会网络处处保护着她们，但眼下，年轻的姐妹俩还无法完全领会到社会网络的正能量。

正如我们在后文中所见，美国上层阶级的父母通常都拥有广泛的“弱关系”，在定义这个概念时，社会学家指的是在不同的社交圈子里都有非正式熟人，比如精神科专家、教授、企业经理、家庭友人、朋友的朋友。

玛尔妮的女儿很显然受益于这样的“弱关系”。相形之下，底层社会的人们缺乏有用的弱关系，在寻求社会帮助时所能依赖的往往只有家庭和邻居。

【第236页】在我们采访的几乎所有下层阶级家庭中，就没有看到上述的良性弱关系，可以在找工作、申请大学或生病就医的问题上随时施以援手。

事实上，下层阶级父母的社会关系往往无法超越自己所在的大家庭（或许还有一两个高中同学和邻居），由于社会经济资源有限，新一代人也难以扩展父辈的朋友圈。

就人际关系的网络而言，虽然上层阶级的父母拥有数量的优势，但更重要的还是他们在素质上的优越，也就是说，他们的朋友和熟人更有能力帮助他们的孩子。上层阶级的父母可以引领孩子参加各种有组织的活动，结识专业人士，还有其他的成年人，这样的话，这些孩子可以建立起更多的弱关系。

反过来，工人阶级孩子的社交圈通常仅限于亲戚和社区内的同龄小孩，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形成正能量的弱关系。

【第241页】对于上层阶级或者中上层阶级的孩子来说，非正式的指导随处可得，但对于下层阶级的孩子来说就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了。图5-3揭示了当今的世情，勾勒出一个无可置否的图景：来自上层阶级的孩子拥有范围更广、同时人数更多的非正式导师资源，他们从中受益无穷。

从该图可以看出，在几乎所有类别的非正式导师中，从老师到家庭友人，从宗教或青年团体的人员到教练，有钱人家的孩子遇见非正式导师的可能性是穷孩子的两到三倍——唯一的例外是大家庭内部的成员作为非正式的导师，在这一类别中，贫富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差距。

孩子们出身无论优越，还是贫困，都有可能在自己大家庭内部找到非正式的指导，但问题在于，上层阶级家庭的内部成员往往有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就此而言，这些家族内的导师更有能力影响这些出身幸运的孩子，让他们在教育成才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总之，富家子弟所能获得的非正式指导，比起穷孩子所能遇到的，不仅持续时间更长，而且在孩子们自己的眼中看来也更有帮助。也就是说，有钱人家的孩子能获得更多、也更有价值的非正式指导。

【第244页】邻里社区的影响在人生的两个阶段表现最强烈，首先是在婴幼儿期，接下来是在青春期的末梢。孩子们在不良社区内生活得越久，恶性影响就越积越多。

不仅如此，代际之间也会传递并且积累恶性影响：若是上一代就成长于贫民区，轮到这一代时仍未脱离贫民区，那么在这种环境内长大的孩子就等于受到了双重打击，因为他们的父母也还保留着贫民区童年生活留下的伤痕。

在莫莉同她两个女儿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双重打击所结出的恶果。

【第187页】多年前，当我家搬到波士顿地区，要找一个有好学校的社区时，我太太运用了所谓的“牙箍检验法”——在一个地区内，到底有多少孩子戴牙箍？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指标，据此判断父母的收入以及关爱孩子的程度，也可以由此判断出学校的质量。就是这样的过程，一方面让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幸运儿集中在一类学校内，如特洛伊高中；另一方面则让出生在穷人家的可怜孩子集中在另一类学校，如圣安娜高中。

姑且不论孩子自己的家庭背景，如果把孩子送到身边同学来自上层阶级家庭的学校，孩子就能有更优秀的学业表现。在整个发达世界，这种“近朱者赤”的模式看起来是普适的。

詹姆斯·科尔曼以严谨的数据证明了这一不容置否的现实，他在自己开创性的研究中就写道：“不论学生自己的社会背景如何，最大程度上决定学生成就的学校因素是学生群体的社会组成，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学校因素。”

上述一般性的命题，不仅适用于在校考试分数、毕业、大学入学这类学术成绩，而且即便我们维持学生自己的家庭背景和在校成绩这一变量不变，同学的社会构成也会影响到学生在成年后的经济收入。

社会学了没联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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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

作者：【美】罗伯特·帕特南

译：田雷 宋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年7月第二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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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长问：

你秉承的是何种教育理念？

留言区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