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是赫鲁晓夫上台执政的第十年（如果从1954年算起的话）。4月17日是他的七十大寿，苏联政要倾巢出动，前来祝寿。上午九点，祝寿的客人就陆续到齐，而寿星姗姗来迟，当笑容满面、身着盛装的赫鲁晓夫终于出现时，大家拥上前去，同寿星热烈握手，祝他健康长寿。一封全体主席团委员（即政治局委员）签名的贺信，由极富表演天才的勃列日涅夫当众宣读。贺信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们认为您不过才度过了前半生。希望您至少再活这么多岁，也活得这么辉煌，这么富有成果。”贺信读罢，勃列日涅夫拭去眼泪，同赫鲁晓夫亲切拥抱。
赫鲁晓夫本人当然是踌躇满志，信心百倍。他总是有新的想法，新的计划，想把这些东西一一实现之后再退下来。不过他偶尔也讲过这样的话：“我们这些老头子已经干满了年头，应该让路了。要让年轻人有工作的机会。”人们自然是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您这是怎么啦，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气色很好嘛！您精力也比年轻人充沛！”尽管如此，赫鲁晓夫确实已经开始考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了。权力继承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总是定不下来，他想找到一个称职的人，还一定要年轻一些，精力充沛一些。
起初他看中了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科兹洛夫，认为此人在地方上干过，曾独当一面地处理过问题，对经济了如指掌。岂料科兹洛夫突发急病——中风，并从此一病不起。赫鲁晓夫又把目光转向中央书记谢列平，认为这是个最佳人选：年纪轻，经过共青团工作的锻炼，在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缺点是对经济工作知之甚少，因此建议他去列宁格勒当州委书记。不料遭到谢列平的拒绝：谢列平认为到列宁格勒去当书记是降职。赫鲁晓夫本想是让谢列平在列宁格勒呆上几年，成为熟手，就可以提拔他担任科兹洛夫的职位了。谢列平不行，那又该选谁呢？就中也曾考虑过勃列日涅夫，勃氏虽然经验丰富，懂得经济，也了解人，却不能坚持自己的方针，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并受自己情绪的左右，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牵着他的鼻子走……后来，科兹洛夫病情进一步恶化，已经无法重返工作岗位，得找一个人来接替他。犹豫来犹豫去，还是选中了勃列日涅夫，让他担任中央的第二书记。从此，勃列日涅夫便握有中央的大权。
然而，赫鲁晓夫做梦也想不到，就在他为究竟让谁接班的问题绞尽脑汁时，一场“倒赫行动”却在暗地里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2月14日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当时在莫斯科，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突然驾到，好像是来祝寿的。我觉得这有点不大对劲：他们给我祝的哪门子寿啊？两人一上来就问：“你工作如何，情况怎样？”“你同赫鲁晓夫的关系如何？”我说：“马马虎虎。他有时候骂一骂，不过也没什么。”于是他们又说开了：“我们跟他很难共事，他根本不听我们的。”我回答说：“那你们可以一起找他谈谈啊。”看来，他们是害怕同他直截了当地谈。我说：“可以大家坐到一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个问题上你做得不对，还有……”总之，他们是来摸我的底。不过还没有和盘托出，他们害怕。但我已经猜出来点儿什么了。
这是一名见证人的回忆，他是当时的中央主席团委员、乌克兰共和国第一书记谢列斯特。
另一名见证人叫谢米恰斯内，时任克格勃首脑，也是倒赫行动的主要执行人之一。据他说，倒赫行动早在距赫鲁晓夫下台大约八个月之前即已开始策划。6月份，最高苏维埃会议前夕，勃列日涅夫提出各种各样除掉赫鲁晓夫的建议，使谢米恰斯内极为厌烦。谢米恰斯内回忆道：
勃列日涅夫提出：“要不，给他下毒？”我当时说：“除非先把我搞掉。绝对不行，我绝不会干这种事。我又不是阴谋分子，也不是凶手……”得有人去干。我要给自己的部下发命令……让厨师出面。当时我专程来表示反对……最后勃列日涅夫才同意打消这个念头。几天后，勃列日涅夫又有了新的计划：在开罗飞往莫斯科的途中制造飞行事故，理由是：“飞机停在人家的机场上，人家的国家里。全部罪责都将落到外国特工机关的身上。”我说：“给赫鲁晓夫开飞机的是对他忠心耿耿的机组，首席飞行员是齐宾，您知道，齐宾早在1941年还是个中校的时候就给他开飞机。再说眼下是和平时期。除赫鲁晓夫而外，机上还有葛罗米柯、格列奇科、机组人员，最后还有我们的人——肃反工作者。这个办法绝对不行。”
勃列日涅夫便不再坚持执行自己的计划。苏联代表团安全返回莫斯科，谁也不知道那次谈话。然而勃列日涅夫并未善罢甘休。6月初赫鲁晓夫打算去列宁格勒，当时勃列日涅夫产生了制造车祸的念头，但这次显然又没有找到支持者。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又提出了一个绝望的建议：在赫鲁晓夫从瑞典回国时逮捕赫鲁晓夫，并将他送往加里宁格勒附近的扎维多沃狩猎场。然而这个建议没有得到谢米恰斯内和其他参与其事者的赞同，他们都宁愿采取较为可靠和风险较少的办法。
这时勃列日涅夫等人开始起劲地同中央主席团委员、州委书记、部长、军界人士谈话。对有些人是开诚布公，对有些人只是小心翼翼地摸摸底，还有一些人，则决定不到时候不让他们知道底细，因为稍一走漏风声就有前功尽弃的危险。大家在一个问题上意见一致：要在本年年底前了结这件事情。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夏天，因为机不可失：州委书记、州执委会主席都去休假，都到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疗养院中会合，这里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可以在毫无拘束的气氛中摸摸他们的心思。诚然，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二书记的新职务给勃列日涅夫提供了不少机会：他正好负责抓各州党委的工作。不过在办公室谈是一回事，而在南方捧着白兰地酒杯谈又是另一回事。遇到模棱两可的情况，一切都很容易当成玩笑话，用种种趣闻去冲淡。
勃列日涅夫当时在克里米亚同许多人都谈过话。总的形势对他有利，看来所有的人都对赫鲁晓夫不满。党委书记对于赫鲁晓夫将州党委一分为二（分成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和实行干部轮换制感到恼火；军界人士则对继续裁军啧有烦言；经济工作者对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感到不满；而且许多领导人不得不离开莫斯科到全国各地去。当时拼凑起了由不满者组成的稳定多数，从力量对比上看，赫鲁晓夫无论在中央主席团还是在中央全会都不可能得到支持。请看谢列斯特的回忆：
勃列日涅夫来访。我在克里米亚休养，他忽然来找我。那是1964年7月的事情，他没有劝我，只是嚎啕大哭。他可是个演员，一个大演员，甚至可以在喝酒后爬到椅子上朗诵起来。念的不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也不是叶赛宁的诗，而是自己的双关俏皮话。“生活好吗？近况如何？”“有什么好不好的，”我答道，“工作不好搞。”“你同赫鲁晓夫的相互关系如何？”“是晚辈同长辈的关系。你问我这个干什么？你关系更近，在莫斯科工作嘛。”“他骂我们，说我们游手好闲。”“也许他骂得对吧？”“不，跟他没法共事。”“那你在他70岁生日那天干吗讲话？什么我们的同志，我们亲爱的，我们的领袖、领导人、列宁主义者等等。你干吗不讲：尼基塔，跟你没法共事！”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真不知拿他怎么办。”我决定保持一定距离。“你们自己去研究吧。我们在基层工作，怎么指示就怎么干……你们想干什么呢？”我还是表现出了有所克制的好奇心。他说：“我们想开个中央全会，批评批评他。”“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赞成。”
沃罗诺夫时任中央主席团委员、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他回忆道：“所有这一切筹划了一年左右，联系网伸到了勃列日涅夫通常打猎的扎维多沃。勃列日涅夫亲自在中央委员名单上每个名字后面画上加号（愿意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中支持他的）和减号，对每个人都搞个别谈话。”勃列日涅夫同沃罗诺夫谈了整整一个晚上。
联络网不仅伸到扎维多沃，而且伸到克里米亚、高加索和苏联的其他角落。
因为有出访的任务，赫鲁晓夫夏天未去海滨休养。秋天，赫鲁晓夫希望休整一下，设法静下心来，想一想今后的打算。他的计划相当宏伟：11~12月份将举行例行的中央全会，会上要作出重要决定，中心议题之一是农业状况；另一个问题同样重要，即干部政策，苏共中央主席团已经老化，大部分成员年近六十，谁来接班，由谁来执掌国家的大权？要通过法律途径实行领导人轮换制和公开性。起草新宪法的最佳时间是休假，在皮聪达海角，“十万火急”的问题的干扰要少一些，在南方的松树下思考问题，效果也更好一些。10月3日，赫鲁晓夫已经在皮聪达接见外国客人了。
9月的一天，赫鲁晓夫家中的专线电话突然铃声大作，儿子谢尔盖拿起听筒，对方说要请他父亲接电话，谢尔盖说父亲不在，对方亮明身份，说自己是伊格纳托夫（时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原先的卫队长加柳科夫，他有个重要的消息要报告：有人准备对赫鲁晓夫搞阴谋！据他说，伊格纳托夫对赫鲁晓夫的恶感由来已久，起因就是二十二大没有让他当上中央主席团委员，从此一谈到赫鲁晓夫就骂骂咧咧，气不打一处来，还故意轻蔑地把“赫鲁晓夫”说成“赫鲁希”。然而最近的情况有些异常：原来伊格纳托夫对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谢米恰斯内等人的态度都不好，可如今这些人个个成了好朋友。伊格纳托夫本人并无变化，那就是说，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什么事情把他们都拴到一起了。夜深人静时的窃窃私语，吞吞吐吐的话语、暗语，同州委书记的个别谈话，与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基里连科频频通话，凡此种种，都不能不令人生疑。近来伊格纳托夫显得极易冲动，经常发火训人，尤其令他感到不安的是，为什么赫鲁晓夫不去休假，他甚至破口大骂：“他这个鬼东西，干吗不去休假？”对于赫鲁晓夫休假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关心，似乎同近来出现的种种怪事有某种联系。
谢尔盖将此事对父亲讲了，赫鲁晓夫却并未采取任何对策。其实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夏天也曾接到一名妇女打来的电话，对方在电话中说她掌握了重要情报，知道密谋策划搞掉赫鲁晓夫的人开会的具体地方，并要求面谈。拉达对此半信半疑，不愿见面。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皮沃瓦罗夫也给拉达打过电话，提出了类似的警告。拉达为此征求了她家的老朋友、某卫生部官员的意见，那位官员认为对这个情报不必在意，拉达遂将此事置诸脑后。
10月12日，皮聪达海滨风和日丽，温暖宜人。赫鲁晓夫在用过早点和接受按摩之后，舒舒服服地坐在游泳池露天凉台的圈椅上。助手送来当日的文件，赫鲁晓夫没有急于去看。因为载有三人的上升号宇宙飞船应于当日发射并进入轨道，通常是刚一发射，负责火箭技术的部长会议副主席斯米尔诺夫就要打电话向赫鲁晓夫报告结果，但这一次，电话却总也不出声，这是个不祥之兆。赫鲁晓夫吩咐助手接通斯米尔诺夫的电话，他责问斯米尔诺夫为何不向他报告，对方无力地进行辩解，说什么没有来得及。其实，这是因为权力更替已经发生……
夜幕将临。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正沿着海边的林荫道从容不迫地散步，这时值班员跑过来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苏斯洛夫同志请您接电话。”赫鲁晓夫回屋拿起话筒。接完电话后他对米高扬说：“是苏斯洛夫来的电话，说什么全体主席团委员都到齐了，出现了一些农业方面的紧急问题，需要在全会以前讨论。他们坚持要我明天就乘飞机回莫斯科，你听见了的，我本来想拖到休假结束以后再说，可他们不干，只得坐飞机走了。”后来到了林荫道上，赫鲁晓夫又对米高扬说：“你知道吗，他们并没有什么迫切的农业问题。我想这个电话同谢尔盖讲的那件事情有关。”接下来还说了这样的话：“如果涉及我，我是不会抗争的。”
10月初，正在柏林访问的勃列日涅夫听说赫鲁晓夫已经得知他们的阴谋活动，惊恐万状。据叶戈雷切夫回忆说，勃列日涅夫曾一度拒绝返回莫斯科，对赫鲁晓夫的恐惧感麻痹了他的意志。回国后，勃列日涅夫仍然害怕着手实施自己的计划。谈话没完没了地进行着，他们将各种可能出现的结局掂量来掂量去，“事情”却毫无进展。一天，所有知情者在勃列日涅夫家中开会，几乎全体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都在场，谢米恰斯内也从休假地赶来了。大家决定给赫鲁晓夫往皮聪达的别墅打电话，叫他回莫斯科，借口是讨论同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有关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由勃列日涅夫打电话，可他始终没有勇气挑起这副担子。大家好不容易把勃列日涅夫说服了，硬把他拉到电话机旁边，但他到最后一刻还是怯场了，只得由苏斯洛夫来打。据说苏斯洛夫直到最后还不知道这件事，有人对他说起时，他嘴唇发青，嘴直打哆嗦：“真的吗？要打内战的……”只能说出这两句话。不过苏斯洛夫很快就弄清了形势，他在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中沉着而坚定。照谢米恰斯内的说法：“事发前一星期去找柯西金谈时，第一个问题是：‘克格勃态度如何？’当告诉他我们参与此事时，他说：‘我同意。’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是两天前通知的，我已经把莫斯科军区那些特别处处长集中到一起。我没有讲事情的实质，但是警告说：‘这几天只要有一个摩托兵带上武器、带上机枪等离开部队的驻地，那就当心：拿你们是问……未向我报告前，任何人不得采取任何行动。’部长还不知道。军区司令员不知道，却一切都做好了准备。再过两天就开全会！！！”
皮聪达那边自然对此是一无所知。谢米恰斯内在回忆录中说，连勃列日涅夫也是寝食不安。“勃列日涅夫每隔一个小时就给我打电话：‘情况怎么样啊？’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呢？因为赫鲁晓夫得通过我、通过我的部门要飞机。直到深夜12点值班员才给我来电话说，皮聪达来电话了，要的是早上6点的飞机，要求飞机6点就到那里。我马上给他去电话，把情况讲了，这下大家才多少放心了一点。”勃列日涅夫等人都认为赫鲁晓夫会采取迅速果断的对策。皮聪达的沉默令他们提心吊胆。“我得到报告，他同米高扬乘飞机来。好吧，我接受了一切。我不知道他带多少卫队来，如果他想得到，他可以再想出新招。同马利诺夫斯基已经谈过，因此他这个总司令已经不会向部队发布命令了，因为万一出事，反正他也会受到追究的。”10月12日整个夜晚，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和国防部都是在紧张不安中度过的。
早上我给勃列日涅夫去电话。我问：“谁去接呢？”他答道：“没人去，你自己去吧。”我一时语塞：“什么？”他拉长了声音说：“当前的情况下干吗要倾巢出动？”总的说来这是对的。我不安地问道：“那他不就明白过来了吗？”勃列日涅夫最后说：“你自己带上卫兵就去呗。”我带上九局的一个小伙子。我带上了一把手枪，他带上了家伙。
飞机着陆了，赫鲁晓夫下飞机时多少有些阴沉着脸。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坐一辆车走了。我在车上就打电话报告说我正在车上……我们正朝克里姆林宫开去。还说他们如果未吃午饭，也可能与中央主席团委员共进午餐。赫鲁晓夫卫队的小伙子一个劲儿地往我的车里看，我前面坐着克格勃第九局的军官，因为勃列日涅夫建议我这几天带上警卫……我要了一名第九局的军官。他们知道我从来不带卫队，可我面前突然坐了一名他们第九局的同事。他们一直很感兴趣地瞧着……我让司机把车停到路边，等其他车子全都开过去，免得引起疑问。然后我给克里姆林宫去电话，一五一十地全都讲了：我说他们已经过去了，所以要做好准备。报告完毕后，我这才尾随而去……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进了午餐，不过反正他们在下午一点或两点前去参加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说来奇怪，会议刚开始居然是赫鲁晓夫主持。然而勃列日涅夫第一个要求发言，他一上来就批开了赫鲁晓夫，并对赫鲁晓夫的缺点进行分析。紧接着是波德戈尔内和全体主席团委员发言。每个人都讲上一小时、一个半小时。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才散。会议结束后，勃列日涅夫给我来电话：“他会去哪儿？”我说：“爱上哪儿上哪儿。想去住宅就去住宅，想去别墅就去别墅，想回小独院也行（他当时还住在列宁山上的小独院）。”很简单，因为我把别墅、住宅、接待室的卫队全部换掉了，司机也换了，已经做到了万无一失！
勃列日涅夫一发言，赫鲁晓夫就全明白了，知道把他请来不是为了修订五年计划，也不是为了研究农业问题的报告，根本不沾边儿。听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的发言就很清楚了，是要撤他的职。他开始打断人家的话，气恼地顶撞，插话，可得到的回答是：会让你发言的，您先听听人家的讲话吧。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第二天又接着开。可是第二天一开始，我的电话机就响个不停，是各种各样的中央委员打来的。中央委员全都到了莫斯科，看来是中央机关发话了，说他们必须集中到这里来，有紧急事情。有人说，那边在开会，我们却不知道那边的情况如何……领导人一个没有，就我在这儿顶着。所有的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都在开会，就我一个人看家。
州委书记、中央委员都来找我，因为都知道我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所有的线索，至少我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开始有了这样的提议：“瞧……那边赫鲁晓夫节节胜利。应当组织一批人去搭救其他人。”总之，完全同当年莫洛托夫与赫鲁晓夫争斗时一样：赫鲁晓夫刚开始受到压力，这边就有人去搭救赫鲁晓夫。
不过也有另外的电话……内容是这样的：“你还呆着干嘛？那边要撤掉赫鲁晓夫！那边全都……你可倒好，还在这儿呆着，按兵不动……”
我就说：“我什么也不知道，那边开的是中央主席团会议，我的任务就是保证周围一切正常。对会议的过程施加影响，这不是我职责范围的事情。我没有去开会，我不应该知道要撤掉谁或者想把谁撤掉。我负责国家的事情，那边正在解决党的问题，不归我管……”
不过下午一点来钟，我在这些电话的压力下给那边打电话，让他们给勃列日涅夫递个字条，请他跟我联系。他给我来电话了。我对他说：“明白吗，我这里接到了好些个电话……您可要记住，如果一批中央委员要去，我可没法拦住他们。我又不能对他们动武。有的要去救你，有的要去救赫鲁晓夫……”“不用！！！”“我知道不用。可他们自己要去的……您……怎么？不让他们进接待室？我可不能……结果就会吵得更凶，甚至……会打起来。还有一方让我积极干预，叫你们讲究点儿方式方法：你们为什么跟赫鲁晓夫没完没了呀？”
勃列日涅夫说：“所有的主席团委员都讲过了，只剩下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我们马上商量一下，凡是没有发言的人，每人给五六分钟时间，让他表个态。完了我再给你去电话。”
过了三四十分钟他来电话说：“完了！取得了一致意见。马上结束。六点钟开中央全会。”我说：“我很满意……”要是再拖上一夜，我恐怕就顶不住了，因为要求把勃列日涅夫和其他倒赫行动策划者抓起来的呼声愈来愈高。
谢列斯特在会议期间所作的札记保存至今，从中可以约略知道一点10月13日、14日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情况（据说会议的速记记录已无法找到）。
赫鲁晓夫意志消沉，孤立无援。他已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却仍然有力量和勇气说：
“毕竟还有人对我的活动说了好话，我对此表示感谢。我为主席团高兴，总的说是为它的成熟感到高兴。我对达到这样的成熟程度也尽了绵薄之力。”这番话竟出自一个挺住了两天骇人听闻的指责、精神和肉体都处于十分痛苦状态的人之口。
“我们能有今天的政治地位，全都是她的功劳，党的功劳。我和你们的政治与思想基础是一样的，我不能同你们斗争。我愿让位，我不会斗争的。我若是过去让谁受了委屈、对谁态度粗暴的话，再次请求原谅。工作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不过我想说，对我提出的许多指责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现在我不可能把所有的指责都回忆起来，一一答复，我只讲一点：我的主要缺点是善良和轻信，也许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不过就连你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也从来没有公开和诚实地指出过我的任何缺点，总是随声附和，对我的所有建议都统统支持。你们也缺乏原则性和勇气。你们指责我同时兼任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不过客观地说，我本人并没有力争这样兼任。回想一下吧，问题是集体决定的，而且你们当中许多人，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都坚持要我兼任嘛。也许我的错误就是我没有反对这个决定，可是你们全都说为了对事业有利必须这样做。现在你们却又指责我兼任两个职务了。
“不错，我承认自己对艺术和科学工作者曾有过举止失当的地方，其中也包括我对科学院的意见有失分寸。可我国科学在许多问题上落后于西方科技，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嘛。我们把大量人民的钱财都作为科学投资，我们提供了一切条件，以便进行创造和把科技成果推广到国民经济中去。应当强迫，应当要求科研机关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做出真正的贡献。这可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真理。”
谈到古巴问题，赫鲁晓夫说：
你们指责我撤走了导弹。那么怎么办，我们当时非得打一场世界大战不成？……你们为什么现在又异口同声地指责我在古巴问题上采取了冒险行动，我们不是所有问题都是大家一起商定的吗？
就拿在柏林修建边界墙来说吧。当时你们也是全都赞成这个决定，可现在责怪开我了。我错在什么地方了？话说起来容易，可是要决定具体怎么办，你们谁也没有提出过，而且现在也未必提得出建议。又如我们同中国领导人的相互关系。关系相当复杂，而且还会进一步激化，你们再过四五年还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和麻烦。在所有的相互关系上，在处理有争议的问题时不要丧失阶级嗅觉，不要丧失政治灵活性和策略灵活性。
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篇政治演说，这怎么说来着，叫绝唱吧。全会上我不想讲话，不过我想对全会提个要求……
赫鲁晓夫还没有说完他想提出什么要求，勃列日涅夫就马上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这办不到！”苏斯洛夫也表示支持。
赫鲁晓夫眼眶里涌出了泪水，后来他干脆哭了……看着真叫人难受……我想，他想说：“同志们，原谅我吧，要是有什么不周到之处的话。我们都一起共过事嘛，当然，没有做到事事如意……”
我想他不会说别的。他可是孤掌难鸣啊，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但是勃列日涅夫害怕全会上有人会向赫鲁晓夫提出问题，只要他一回答就会展开辩论，因此他当机立断：不提任何问题。赫鲁晓夫接着说：
“显然，现在是你们说咋办就咋办……也好，我是罪有应得。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你们知道，我本来就想过我该退下来了，问题一大堆，我这么大年纪了解决起来很困难，应当提拔年轻人。我明白，今天有些人缺乏勇气和诚实……不过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至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历史总有一天会做出有分量的公正的结论的……现在我要求写一份关于我下去、退休的报告，我要在上面签字。在这个问题上全指靠你们了。”
中央主席团会议开了两天，第二天晚间，召开了中央全会。全会上由苏斯洛夫作报告，未就他的报告进行辩论和讨论，全会作出决定：
鉴于赫鲁晓夫同志年事已高，且健康状况欠佳，决定满足他的要求，免去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长达十年的赫鲁晓夫时代从此宣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