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复礼旧藏西北科学考查团摄影·新疆”专题展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西北考查团研究会主办，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朱玉麒教授担任学术顾问。
朱玉麒老师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西域文史》主编，并兼任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主任，近年来致力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在朱老师的推动下，文研院于2017年12月举办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进疆90周年纪念展”，今年春季我们接续推出了袁复礼先生旧藏西北科考摄影展。策划之余，朱老师回忆起四段袁复礼先生少为人知的往事，为呈现一个丰富立体的袁先生增添了令人回味的掌故。
今天我们推出其中二则，以飨读者。下周我们将伴随展览第三期推出另外两则故事，敬请期待。
策划的过程中，文研院要我写一些关于这些照片的故事。直到现在展览上线，我想起来的，还都是些照片外的故事，只好写在这里，做个引子。
昨天的一条消息说武大东湖边的樱花寂寞盛开，令人感慨。北方的春天来得晚些，未名湖畔的迎春花也刚刚在无人欣悦的寂寞中开到了二分。按照原来的计划，今天我本应当站在静园二院展厅的楼梯口，担任文研院的编外，备你垂问这个实体展览中那些摄影家眼里是作品、科学家眼里是样品、历史学家眼里是文献的西北科考团的老照片。至少九成以上的照片，你都没有见到过。
你可能会发问：怎么雪藏了90多年才拿出来？是的，这个断层，很容易在历史文献学中成为证伪的依据。
这时候我要答疑：2017年是科考团九十周年，我们在文研院办了纪念展；2018年是科考团进疆九十周年，我们在新疆师大黄文弼中心办了纪念展。科考团中方成员的后人们看到学界确实还重视前辈的成果，因此把珍藏的资料无偿捐赠出来，希望能够有用于西北科学考察、现在也是一带一路的事业。袁复礼先生的藏品非常丰富，但也异常坎坷。1932年他考察归来，开始了采集品的整理工作，东部天山恐龙发现等等的成果不用说了，其实后面还有更多的成果等着发表，但是抗战开始了。延续的战乱直到1949年结束。新中国当然重视袁先生的学术贡献，1950年代希望他尽快完成科考团工作的研究，也派了助手。你看到那个时候他的胶片都用统一的纸袋分别包装，并洗出样片，逐一根据回忆做出记录——当然，有些也记不起来了，时间、地点都打了问号。他在三十年代末期就撰写了《蒙新考查五年记》，但是抗战中偏偏被杂志社把新疆考察的第二卷给丢失了，只留下往返行程的记载。五十年代，他在留下来的油印本上分别标志了照片的编号，希望出版图文并茂的考察记。还没有来得及，66年就到了。现在看到照片袋中有64年抽出用于教学的记载，此后就没有了。当然也不会有了，抄家了啊！十年之后发还，袁复礼先生已经80多岁，老病侵寻，根本无法完成后续的工作。他还是写了《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查团》，来弥补《五年记》失落的新疆考察内容，总算留下了完整的考察记。
袁先生留下的文献资料，头绪繁多，我们首先是做了照片的清理工作。中古史中心为此买了专业扫描仪，图书馆的方老师以专业像素的要求，做了一个学期，才扫出了个大概。面对成千上万的照片，整理工作也只好分离“西域”和“塞北”两个部分，逐一处理。现在你看到的，确实只是冰山一角。后续的工作，当然是要完成袁复礼先生的心愿，把这些图片还原到《五年记》和《三十年代》中，不让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专美于前，虽然在时间上确实晚了很多。
袁先生晚年撰写《三十年代》的时候，他的子女都上阵帮忙，跑国图借书、从野簿抄录资料，不一而足。现在让他们回顾那个时候父亲争分夺秒的情形，都是记忆犹新。
1952年春，全家在清华大学照澜院10号门前。前排右起袁复礼，廖家珊，袁刚，袁方；后排右起袁扬、袁疆、袁伟、李有章、袁鼎。
这次疫情严峻，文研院只请了袁刚老师做了个回忆视频，其实他们兄弟姐妹都是说故事的高手，因为生活积累实在太丰富了。记得有次在五道口餐叙，袁扬老师说：抄家的东西发还的时候，父亲的那些文献丢失的不是很多，那些底片肉眼也根本无法分辨有什么封资修的内容，都很幸运地保留下来了。丢失的反倒是一些生活用品。我有次看到我妈穿的还是一件旧棉袄，就问：您的那些毛衣呢？她说：发还的时候，那些讲究一点的衣服都没了，可能是抄家的人留下自己用了吧，只有一件清朝的官服没法穿，还回来了。直隶安肃（今河北徐水孤庄营村）袁氏家族，在清朝仕宦，留下旧时代带补子的袍褂，自然也不稀奇。也正如此，民国时候所谓“宋氏三龄、袁氏三礼”中的袁复礼、袁同礼、袁敦礼兄弟，虽然籍贯徐水，却都在北京南横街祖宅长大，此后留洋归来，在学界各树一帜，这是后话。袁复礼先生的夫人廖家珊女士是上海嘉定人，父亲廖星石曾任民国京奉铁路局局长。大家闺秀的廖家珊是“民国初年的新知识女性”，但跟着袁复礼，为了西北科考团事业也没有少吃苦。
袁复礼先生西北考察一去五年，袁家的大姐袁疆和二姐袁刚就差了六岁，这是学界很苦涩的掌故。抗战爆发，袁家漂泊西南，廖家珊想起了江南一种喜庆的“定升糕”（“鼎盛糕”），便和梅贻琦夫人韩咏华、潘光旦夫人赵瑞云三人合伙，制作了更名为“定胜糕”的小食品在昆明变卖，以此改变入不敷出的战时生活，现在上海的糕点也跟着沿用了这个名称，清华夫人们的这种辛苦，被称为“苦难中的高贵”。
今天是妇女节，线上展览开始的时刻，在庆幸这些照片失而复得的时候，我总是想起晚年的廖女士，因为抄家而丢失了她的体面衣服。如果可以，我会替袁先生在他西北考察经过的鄂尔多斯，买最体面的羊绒衫送给她。然而，时光流逝，已经让这些都不再可能。唯一可能的，是把留下来的这些珍贵遗产，做到更好。
策划的过程中，文研院要我写一些关于这些照片的故事。直到现在展览上线，我想起来的，还都是些照片外的故事，只好写在这里，做个引子。
2020年3月8日
在我们定位他是“地质学家”的称号时，也只是找到了他一生成就的高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