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政治学界对政治家经济背景的研究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发展。
学者和政治观察家长期关注政治家的经济阶层（economic strata），即他们的财富状况、职业经历、教育背景、家庭出身等特征。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间，这一研究主题经历了起伏变化。第一波研究浪潮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学者们集中进行了关于政治家背景特征的大量描述性研究。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些早期研究者开始感叹该议题在制度研究中几乎被遗忘。尽管研究仍在持续，尤其是在英国等立法机构经济构成发生剧烈变化的国家，但整体而言，研究进展缓慢。进入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由于对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代表性问题的关注激增，该议题迎来了复兴。至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中期，主要的政治学会议已开始定期举办专题讨论会，专门探讨政治家的经济背景。
如今，该主题已重新成为政治学的主流研究议题。
在本文中，我们总结了近年来政治学者研究的经济特征（economic characteristics），并归纳了研究的共同主题。
尽管许多近期许多研究专注于单一的经济特征，但整体而言，该领域已涵盖了广泛的特征，并且不同特征研究之间往往能够得出相似的结论。
本文将概述有关政治家经济背景的研究成果，包括经济背景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我们尤其重视现代研究中最突出的主题，即对政治体制中经济背景不平等现象的关注。
当前的趋势表明，学者们正努力探究全球范围内政府为何往往由更富有的群体主导。
在研究政治家的经济背景时，学者们主要关注哪些经济特征？
他们又如何进行测量？
与大众研究相比，政治家研究涉及更广泛的经济特征，如
收入、教育水平、财富、职业及家庭出身
（通常指童年时期主要监护人的职业或财富状况）。
1.
职业
：研究者将政治家按照所属行业（如农业、金融业）或类别（如企业高管、工人）进行分类。
2.
教育
：可通过受教育年限、就读学校类型、学位获得情况，甚至具体专业（如法律学位）进行衡量。
4.
财富
：可通过金融资产、净资产、物质资源所有权，甚至土地所有权进行测量。
5.
家庭出身
：通常指政治家童年时期的家庭经济状况。
不同研究采用不同的经济衡量标准，这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
衡量政治家经济背景没有唯一正确的方法。合适的指标应基于具体的研究问题。
例如，如果研究者认为受教育程度决定了政治家立法和政府管理的技能，则应比较不同教育背景的政治家。
无论采用何种经济衡量标准，该领域的研究通常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政治机构中不同经济背景群体的数量及分布：包括横向对比、历史趋势分析及跨国比较。
2. 政治家经济背景对个人价值观、政策偏好及政治行为的影响。
3. 政治机构经济构成的成因：即影响不同经济背景人群进入政治领域的因素。
近期关于政治家经济背景的研究普遍受到一个共同现象驱动：
政治家的经济状况远优于普通公民。早期研究虽然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但通常侧重于描述事实本身，而非探究其原因。进入二十一世纪，研究重点逐渐转向经济不平等如何影响政治代表性。
近
期研究通常强调：
“富裕阶层在政治机构中被过度代表”或“议员们普遍比其选民更富有、受过更高教育”。
学者们发现，政治家主要来自具有经济优势的群体，而工薪阶层在立法机构中代表性则严重不足。
这种不平等现象令人震惊，并且具有极大的稳定性。
无论衡量标准是教育、财富、职业、收入或家庭背景，
无论研究对象来自阿根廷、印度、塞拉利昂、瑞典或美国，研究者均发现相同的模式：
政治家主要来自社会中最具经济优势的群体。
在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欧，研究者还发现，具有经济弱势背景的政治家数量在近几十年呈下降趋势。
几乎所有相关研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在各个国家、历史时期、制度环境和经济测量标准下，政治家都普遍比他们所治理的民众富裕得多。
为了进一步说明，图
1
中是关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的新数据。
在该图中，我们绘制了各国下议院或单院制国会中，最初从事工人阶级职业的立法者比例，并与各国劳动市场中从事工人阶级工作的劳动者比例进行对比。
我们将工人阶级职位定义为体力劳动、服务行业、文员工作、非正规部门或工会工作。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人阶级公民在立法机构中的比例始终处于低位。
在这些国家的劳动市场中，有
56%-58%
的岗位属于工人阶级，但在立法机构中，仅有
3%-5%
的立法者在初次当选时从事工人阶级工作。
整体而言，当代关于政治家经济背景的研究大多从对这一不平等现象的关注出发。
研究者通常提出两个核心问题：
这种经济不平等对政策制定意味着什么？
以及这种不平等现象为何存在？
研究表明，
来自不同经济背景的政治家在思想和行为上存在差异
。这一现象在各种经济衡量标准、制度背景和国家中都得到验证。
第一波
关于政治家经济背景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但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逐渐减少，部分原因在于
学者们对经济背景是否真正重要持怀疑态度
。
许多早期研究未能明确证明社会背景对政治家态度、价值观和行为的影响。
然而，
现代研究更多关注经济背景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并指出来自不同经济阶层的政治家对政府经济角色的看法存在系统性差异
。
因此，研究政治机构的经济构成及其对政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研究还关注
政治家背景与其决策行为
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受外部因素（如选民、政党领导人和利益集团）约束的情况。
例如，在立法投票等高度受监督的活动中，政治家的决策空间较小，而在设定议程等更具自主性的事务上，经济背景可能会带来显著差异。
第一波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投票行为，而这正是最不容易体现经济背景差异的领域。
现
代研究表明，
政治家的经济背景确实影响其政策立场和决策行为
。
例如，来自爱尔兰、拉丁美洲和美国的案例显示，经济上较为保守的政治家往往具有白领职业背景。
此外，对瑞士的研究发现，收入较高的政治家在经济政策上更倾向于保守。
关于政策行为的研究也发现，来自较不优越经济背景的政治家更倾向于提出左翼经济政策。
例如，在阿根廷和美国，来自工人阶级的立法者更可能支持劳动者权益和再分配。
此外，在英国，具有工人阶级背景的议员在议会演讲中表现出更自由的立场。
在挪威，具有白领背景的立法者关注经济和商业议题，而蓝领背景的立法者则更关注工业和就业问题。
然而，在受政党和利益集团严格控制的立法投票等行为中，
经济背景的影响并不总是显著的
。
例如，对美国国会的研究发现，来自工人阶级的议员在经济问题上的投票更偏向左翼，而更富裕的议员更可能反对遗产税。
但在阿根廷，虽然不同阶层背景的议员表现出不同政策偏好，但投票行为并未明显不同。
这可能是因为立法投票通常受外部因素高度约束。
此外，研究还关注经济背景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尤其是行政机构的决策。
例如，在欧洲，具有商业和银行业背景的内阁成员更倾向于制定低税收、高经济不平等的政策。
在加拿大，具有白领背景的省级官员往往减少社会支出。
在北约成员国，拥有商业背景的政府首脑更倾向于削减军事支出。
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最未被充分研究的部分是
对代表性不平等成因的探讨，即影响政治机构中经济背景构成的因素
。
为什么要研究成因？
因为政治机构的经济构成往往高度失衡，而这种现象在民主国家令人费解。
在民主制度下，民选机构本应反映选民的构成。
代表性的不平等促使研究者探究为何政治机构如此倾向于富裕阶层，包括高收入人群、拥有较多财富的人士、白领职业者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总体而言，
与对后果的研究相比，关于成因的研究较少
。
第一波学者提出了许多假设，但未能达成共识，而现代研究虽然有所进步，但尚未得出明确结论。
这或许反映了一种学术上的优先排序：
更紧迫的问题在于政治家的经济背景是否真正重要，如果其影响不大，那么研究其成因的必要性也会下降。
代表性不平等成因研究的匮乏，可能也反映了该现象的复杂性。
研究政治家经济背景的影响相对直接，即测量领导者的经济特征与其行为之间的关联（以及可能出现的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
尽管收集数据较为困难，但理论机制通常很清晰：
来自不同经济阶层的政治家倾向于持有不同的观点，并在适当条件下采取相应行动。
相比之下，研究为何某些经济群体的政治代表性较低，则更类似于解谜。
这一过程涉及多个可能的影响因素，如资源、门槛设定、政治抱负、选民偏见等，这些因素可能相互交织。
例如，经济地位较低的潜在候选人可能缺乏竞选资源，从而导致政党不予重视，进而使其竞选能力受限，最终在选举中败北。
为了进行系统化研究，我们可以聚焦于两个关键问题：
在获取政治权力的过程中，某一特定经济群体在哪个阶段开始出现数量上的过度或不足？
以及这种不平等为何在该阶段发生？
许多研究将政治家的选拔视为一个逐步筛选的过程。
候选人首先需要具备参选的资格和能力，然后产生参政意愿，接着正式参选。
在许多国家，候选人还需要通过政党的提名筛选，最终赢得选举。
任何一个阶段的阻碍都可能导致某一经济群体在代表性上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