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侯甬坚，1958年生，陕西扶风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摘 要】
20世纪60年代，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带领考察小组进入我国西北沙漠地区，撰写的《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等论文，开辟出沙漠历史地理研究领域。论文根据残存于毛乌素沙地南缘的统万城、城川古城废墟状况，针对该地区历史上沙漠演变的特点，提出了若干研究设问及其判断，之后得到学界多个学科学者的研究响应，也得出了各具特点的学术见解，有益于学术界对该地区沙漠的来源及其演变过程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
【关键词】
侯仁之；沙漠历史地理；毛乌素沙地南缘；统万城；城川古城【项目支持】
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十四五”规划项目--“数字时代的中国西部环境变化中人的作用研究” (批准号: 22JJD770020)。
【全文刊载于《中国人文田野》第11辑，成都：巴蜀书社，2023年，第141-149页，注释从略】（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提出治理沙漠的时代背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苏两国关系十分密切，中国迫切需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经验。当时，“苏联战胜了自然”的声音在中国传播，论述者认为“这样伟大的战胜自然的计划，是惟有在重视科学，把科学与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内，才能进行，才能实现的”。在“苏联准备向大沙漠发动总攻势”的消息传入我国后，我国有的部门逐渐也喊出了“征服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口号。
1958年10月27日至11月2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联合召开了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宁夏六省(区)治沙规划会议。会上听取了乌兰夫副总理的报告，商议成立统一领导机构，还制定了内蒙古和西北地区的治沙规划方案 (草案 )，布置了各省区1959年的治沙任务(包括建立多条防风固沙林)，强调各方面依靠群众，通力协作，共同来完成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任务。会后，内蒙古境内的鄂尔多斯高原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一下子成为许多部门、当地政府和干部群众的关注对象。
当时，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组织人员也参加了相关工作。据报道，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教研室的植物地理小组，从1962年开始参加中国科学院治沙队的毛乌素“沙漠”考察，整个考察队分为土壤、植被、水文地质、综合自然地理、林业、经济地理等组。每年夏天野外工作1.5-2个月，连续进行了3年，1964年野外考察基本结束，转入野外资料的室内分析整理。据考察人员已得到的认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南部和陕北长城沿线一带的毛乌素沙地面积约36，000平方公里，是我国西北几个大“沙漠”中自然条件最好、改造可能性最大的一个，所以是治沙的重点。
（二）毛乌素沙漠与毛乌素沙地概念之区别
时任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的侯仁之教授，是一位历史地理学专家。当本系师生参加中国科学院治沙队的毛乌素“沙漠”考察之时，侯仁之先生也想到了历史地理学该如何参加这项工作，当时，侯先生的确承担着如何发展历史地理学的任务，这项任务的明确要求，就是要提出历史地理学的中心问题题目。1960-1964年的暑假，侯先生连续数年带学生和年轻的同事进入沙漠，配合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工作，在考察中了解和认识到了毛乌素沙漠南缘统万城、城川古城等废墟和榆林城的独有价值。
1973年，侯仁之先生撰写的《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一文(以下简称《变迁》)，才在《文物》第1期上刊登出来，题目使用了“毛乌素沙漠”一词，与地理学界使用的“毛乌素沙地”概念的确有所不同。我国有科尔沁、毛乌素、浑善达克、呼伦贝尔四大沙地，它们均位于我国西部沙漠分布区的东面，气候带上呈现为温带半干旱半草原特征，干燥度在1.5-2.0之间，却因在降雨、土壤墒情、植被生长方面略好于西部沙漠地区，也有人类居住、生产利用、相互争夺的历史内容，故而在沙漠认识上被看作是有别于沙漠的沙地。这些沙地一般也可以按照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程度，划分为类似于沙漠的流动沙丘、半固定、固定沙地形态，毛乌素沙地与北面的库布齐沙漠的特征就有所不同，但共同归属于鄂尔多斯高原所有。本文题目是按照侯仁之先生论文使用的概念及其设问来拟定的，在研究内容的自由叙述中，笔者自然会选择“毛乌素沙地”这一概念。
（三）就毛乌素沙漠变迁论题提出的看法和设问
侯仁之先生由亲历考察活动认识到，在毛乌素沙漠的南缘，也就是陕北和宁夏的万里长城附近一带，明显易见的城堡废墟为数很多，这些大大小小的废墟，包括残存的万里长城，都是古代人类在这一地区进行频繁活动的重要遗迹
这些遗迹对于科学研究的价值，侯先生认为有：（1）为研究这一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补充了一些确实可靠的物质资料；（2）还为探索这一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3）探索的结果又可以直接为当前的生产斗争服务。基于这些认识，最为亟须展开的工作，即关于这地区沙漠的起源以及流沙的移动，也只有彻底调查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对毛乌素沙漠进行更全面更有效的利用和改造。
侯先生还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治沙任务的带动下，自然地理和地貌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按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作用，就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以便于更好地、更全面地认识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学研究工作跟不上，以致到现在对于毛乌素沙漠在人类历史时期的变化，仍然是若明若暗，缺乏一个明确的概念。
侯先生在思考，如何改进和推进在沙漠中的历史地理学工作方法极为重要。他认为，对于任何事物的研究，如果抛开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过程不论，单从今日的现状来加以考察，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认识的，对于地理环境来说也是这样。沙漠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对象，除去它的现状之外，还必须了解它的过去，特别要了解由于人类的活动所导致的沙漠本身的变化。正是因为这一点，掩藏在沙漠中的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就有了十分重要的科学研究上的意义。历史地理的研究工作急需借助于考古学上的发现及其研究成果，更迫切希望考古工作者在考察和发掘工作中注意到足以说明自然环境今昔变化的各种情况，这不仅可以丰富考古研究的内容，而且有助于当前生产斗争的实践。
最后，侯先生试从毛乌素沙漠中红柳河沿岸的两座古城废墟，来进一步说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判新。
在这里，侯先生提出了对于统万城、城川古城废墟的设问。这些设问提出的前提条件是这样的：这些故城的存在，为毛乌素沙漠中历史地理的考察，提供了可贵的线索。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过任何考古发掘工作，但是只就遗址的确定这一点来说，就已提出了这样一些无可回避的问题：
（1）统万城初建的时候，这一带的自然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子？
（2）如果也像现在一样到处都是滚滚流沙(如插图四、七——笔者按：图略)，赫连勃勃为什么要把他的都城建造在这样一个地方？
（3）反之，如果建城之初，这里并不是沙漠，那么它又是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变成沙漠的？
（4）这些流沙又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问题的提出(笔者视之为“设问”)，犹如悬挂在古代废墟上空的蟠旗，吸引着有志者前来做实地考察，并展开研究。关于这些设问与学界作答之间关联的写作方式是笔者想出来的，就学界已有的研究来说，尽管作者们并没有说明是在对应侯仁之先生的设问，在我们姑且认为作者们都阅读过侯仁之先生《变迁》论文的前提下，认定大家做出的研究与这些设问都很有关系，这样，本文的作答书写就可以展开了。何况侯先生在论文里已说过：“这些问题的提出，应该说都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在过去却被忽略了。”
设问一：统万城初建的时候，这一带的自然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子？
1973年：侯仁之《变迁》一文在引用赫连勃勃尝“北游契吴，升高而叹曰：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这段文字之后，随即写道“这就进一步说明，在统万城初建之时，附近一带非但没有流沙的踪影，而且还是一片水草丰美、景物宜人的好地方”。这段文字之含义在学界已广为人知。目睹废墟周边流沙现状，侯先生在《变迁》一文第37页左栏，谈到了自己的看法——“如果现在没有这样一座巍巍古城屹立在茫茫沙海之中，也就很难设想：眼前这一片渺无涯际的流沙，竟是最近一千年来的产物。”在同页右栏，侯先生通过《水经注》所叙述的统万城前身——汉代奢延县所在，接着得出“可见远自汉代以来，这里就是筑城设县之地，不可能是流沙遍野的荒漠”的看法。因之，侯先生持有的观点是，统万城周围的流沙乃是最近一千年来的产物。
1981年: 复旦大学赵永复先生发表《历史上毛乌素沙地的变迁问题》一文，侯仁之先生《变迁》论文为其参考文献之一。文中叙述道:“对于毛乌素沙地沙漠的起源和流沙的移动，过去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在三四百年前这里是被灌木、草本植物固定的，十八世纪初叶以后，由于不合理的开垦和过度放牧，才形成榆林城北深厚的新月形沙丘地，流沙的发生不过是近二三百年间的事情。这几年来，又有一些新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毛乌素沙地本来处于草原带环境中，沙地的活化是在五世纪以后发生的；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毛乌素沙地是唐宋以来一千多年内的“人造沙漠’，解放以前的二百五十年中，沙漠向南扩展了六十多公里。”这段文字的资料引用有4处，都是出自地理学者的论著，可见说法不一。
赵永复研究相关文献资料后认为，“从唐朝到清末的一千多年间，这一地区农牧界线是推进得很慢的，直到清朝初年，农业地带还仅北止于边墙之内，康熙以后，农牧界线虽又越过边墙北移，但是大规模的开垦是在清朝末年。因此，如果说毛乌素沙地是唐宋以来一千多年内的“人造沙漠’，则自唐至清初这一段时间，人为的因素应该是不大的”，“所谓今毛乌素沙地是唐宋以后千多年内“人造沙漠’的说法，其历史根据是不足的，而解放以前的二百五十年中流沙向南扩展了六十多公里或流沙的发生不过是近二三百年间的事情等的说法，也并不完全可靠”。“如果是这样，那末今毛乌素沙地主要为自然因素的产物，是第四纪以来就已存在的，而不是什么‘人造沙漠’。由于唐宋以前的历史记载比较缺乏，目前恐怕还难以得出肯定的结论，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展开调查研究和地下文物的发现。当然，说毛乌素沙地主要是唐宋以前自然条件作用下的产物，这是指整个毛乌素沙地而言的，而不是说这个沙地历史上没有变迁，人为的因素丝毫没有影响，恰恰相反，它的变迁历来是很大的……”作者对“人造沙漠”这一表述方式，并不表示接受。
1982年：谭其骧先生发表《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一文，其中谈道：“赵永复同志的文章详细论证了那种白城子附近的流沙形成于唐以后的说法是不符合于历史事实的；根据北朝的记载，那时上距赫连夏不过百余年，这一带很明显是到处分布着沙陵、沙阜、沙溪的游牧区。作者认为至迟东汉，即公元二世纪时，这一带可能已有流沙的活动，因为见于东汉记载的奢延泽，应该是红柳河上游一条支流八里河被流沙堵塞出口而形成的。赫连夏时代这里的地理景观和北朝时代不会有很大差别，赫连勃勃用“临广泽而带清流’这句话来叹美这里的景观，“广泽’“清流’不一定就是优美的草原，很可能正是沙漠地区的现象，因为沙漠地区的河流，水源来自泉水或地下径流，往往是很清澈洁净的。至于赫连勃勃之所以要在这里营建都城，他的着眼点主要并不在于这里的地理环境如何优美富饶，而是在于建都在这里有利于防御近在数百里外强敌拓跋魏的侵袭。”
“这篇文章所论证的观点是否完全能成立我不敢说，但至少动摇了过去流行的那种说法，把对这一带的自然环境的变迁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作者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呢？除了他严肃谨慎的研究态度外，主要由于花大力气搜集了近百条以前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所没有掌握到的文献资料，也就是说，他做到了资料基本齐备这一点。因此他所取得的成就要比资料不及他齐备的高出一筹。”
1983年：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董光荣先生等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该区进行了广泛调查，发表《鄂尔多斯高原的第四纪古风成沙》《鄂尔多斯高原第四纪古风成沙的发现及其意义》两篇论文，结果是在北起黄河沿，南抵长城边的整个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再次发现了大量包括早更新统至全新统的古风成沙质沉积。就目前所知，其分布范围之广，类型、形态之丰富，沉积层位之齐全，剖面结构之清晰，无论在我国还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是十分罕见的，很值得学界予以重视并进一步研究。董光荣等人的工作，还讨论了这项研究的科学意义，即由本区多次特别是这一次在现代风成沙之下早更新统至全新统地层发现古风成沙，且以流动沙丘与半固定、固定沙地多种形态存在的这些事实，不仅证明鄂尔多斯高原沙漠不是人类历史时期才有的，而是从早更新世后期到现在就已断续存在，而且还表明其演变图式也不是往单一流沙方向发展，中间经历了一系列流沙—半固定—固定沙地的正、逆演变过程，人类历史时期以来的土地沙漠化只是该区沙漠长期演变过程中最新、最近的一幕，这为研究鄂尔多斯高原的沙漠及沙漠化形成时代和演变模式提供了确凿的地层证据。
于此可见，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界产出的上述研究论文，对应设问一，就达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基本划出了学界继续深入研究的时段及可以致力研究的方向。其后学界最重要的成果是何彤慧、王乃昂合撰的《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研究》著作，还有王尚义、韩昭庆、邓辉等撰写的论文。
设问二：如果也像现在一样到处都是滚滚流沙，赫连勃勃为什么要把他的都城建造在这样一个地方？
上文已引用了谭其骧先生的论述，即“至于赫连勃勃之所以要在这里营建都城，他的着眼点主要并不在于这里的地理环境如何优美富饶，而是在于建都在这里有利于防御近在数百里外强敌拓跋魏的侵袭”。可以看作较早对应设问二的一种解释。
由于大夏国都统万城的位置较早就确定在今陕西省靖边县北无定河北岸的夏州古城址上，学者们可以充分地发挥各自之专长，来探讨赫连勃勃为什么要建都城于此处的问题。随后研究统万城选建于无定河北岸的考虑因素，学者们的看法主要有：
（1）从沿革地理考察，这一位置是两汉时的上郡属县——奢延县县城所在，其地理环境早已为前人和时人所熟悉，当地有建城的地理和水源条件，属于形胜之地。
（2）当地具有地理环境相对优越而宜于发展畜牧业经济、在军事上具有战略地位、交通便利等条件。
（3）大夏国都统万城是在大夏疆域之内，通盘考虑、精心策划而确定的。大到在全国地缘政治格局上的位置，小到城门的朝向，无不体现了对当时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背景的适应和利用。在全国地缘政治格局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将国都选定在最能实现战略意图，既有广阔的腹地提供经济支撑，又有聚居的本部族民众提供相对稳定的统治基础，控制交通要道，占据有利战略位置的统万城无疑是明智之举。
论者一般并没有把大夏国统万城是否建立在流沙上的问题作为判断前提，或判断《水经注》所记奢延水，“水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是沙山或沙丘的形象，未看作是必须考量的“滚滚流沙”，而是直接从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方面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如丁超、韩光辉两位所认为的，“统万城可以依靠行政手段得到全国各地调配来的物质供给，所以没有理由认定统万城地区一定是水草条件绝对优越、土壤承载力最高的地区”。
设问三：反之，如果建城之初，这里并不是沙漠，那么它又是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变成沙漠的？
1981年：戴应新先生发表《统万城城址勘测记》一文，在已阅读侯先生《变迁》一文的基础上，他做了这样的论述：“钻探证明，城址与建筑物废墟之下，均为原生细沙，建在沙滩上的统万城是没有条件和可能掘沙筑室的，‘秘室’惟有筑在‘崇台’之内方保无虞。马面兼筑仓储，这在我国城建史上非常罕见。”在下面的论述中他还强调，“考古勘探查明，城址建筑物废墟的瓦砾层下，是原生自然堆积的细砂，钻深13米，已深人到城墙根基之下，仍是一色的黄沙，这证明砂是筑城前就有的了”。在论文前面，戴先生说明鉴于统万城对研究北方古代文化、民族关系以及地貌变化的重要价值，自1975年以来，他曾三次到现场考察，并在友人的热情襄助下，对城址进行了测绘和试掘，有了不少新收获。
此篇城址勘测记论文发表后，不少学者试图寻找机会予以证实。王乃昂团队在2005年野外实地考察过程中，于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十二连城、陕西省神木县大保当古城、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巴彦呼日呼等古城址城墙中发现“夯层沙” (系指古代城墙沙层与土层相间夯筑的物质)。实验分析表明其成因皆为风成，堆积时代应在建城之前，反映当时地表流动沙丘或半固定、固定沙丘的广泛分布，由此证明鄂尔多斯地区的沙漠在人类大规模开发之前即已存在。一些研究者根据古城的存在而得出结论说建城时应该是一处水草丰美的环境，根据本文对古城夯层物质的研究结果和历史文献记载，显然不能支持这样的说法。
如今学界较为普遍地认识到统万城建城之初这里就是分布着流沙的沙地，并不存在设问三提到的“如果”那种情况，所以学界就甚少对这一设问作答的内容了。
设问四：这些流沙又是从哪里来的？
早在1954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严钦尚先生就发表过《陕北榆林定边间流动沙丘及其改造》论文，说明在陕北这一带就存在着“由于人类不合理使用土地，破坏地面植被，使古沙翻新，经风卷刮后堆积成为明沙——就地起沙”的现象。那么“古沙”之“沙”，或“就地起沙”之“沙”，是从哪里来的呢？
对此，严钦尚先生论文已有说明：“在陕北和伊克昭盟，不论在白垩纪砂页岩、第三纪红土、第三纪末期或第四纪初期的红色土，以及红色土系以后的河流古代、现代冲积层、黄土和各种土壤层次中，都含有相当多的沙量，沙源是并不匮乏的。”这与前面介绍的董光荣先生的《鄂尔多斯高原的第四纪古风成沙》等论文内容有不少一致性。
1973年，侯仁之先生发表的《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论文，虽然望见了“矗立于滚滚流沙之中”的统万城古城废墟，踏上了脚下这一“淡黄色现代风成砂的表层”，书写了“眼前这一片渺无涯际的流沙”，发出了“这些流沙又是从哪里来的”之设问，但并没有说出自己的看法。
于此，我们知道了无论是“就地起沙”，还是“古沙翻新”，其流沙主要是来自地下，而每年从西北吹来并落下的风沙，与地下的沙层相比，总还是微乎其微的。三、总的归纳和值得注意之处
在本论题研究中，曾经有过朱士光、赵永复两位先生发生过的学术争论，2003年邓辉还刊发过《统万城与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研究评述》专文，2010年何彤慧、王乃昂就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环境变化问题研究做了相当详细的述评，均有利于研究论题的推进。
笔者注意到在何彤慧、王乃昂合作的著作里，归纳了学界关于毛乌素沙地的成因见解，具体分为自然主导说、人为主导说、自然与人文要素共同主导说，且将学界探讨沙地形成时代的看法，归纳成地质历史时期形成说、人类历史时期形成说两种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两位教授还概括了学界存在的四个问题，即：
（1）各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使得研究存在盲点。
（2）不同研究成果的时间尺度相差悬殊。
（3）对人类历史时期沙漠化与环境变化的分辨率普遍较小。
（4）一些先入为主的观点制约研究工作的深入。
对于历史地理专业学者的工作，两位教授评价道：
历史地理学虽然能够较多揭示面上信息，但存在断章取义、以今论古、文学语言缺之科学性等一系列问题，同样的文献由于研究者的专业特长不同，很易形成完全不同的结论，对沙漠在各时代的空间范围、成因等的界定也很难保证其科学性。基于自然地理学的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研究往往缺乏时空把握力，易将问题简单化与表象化。
评论者还继续分析说：正是由于每种研究方法都各有优劣，而且由于研究者各自知识背景的局限，相互之间往往很难接轨，因此存在着研究的真空地带，同类研究方法依据相同资料，有时得到的结论也很难调和。例如，不同学者得出的全新世晚期气候波动的周期不尽统一；在人类活动方式对各时期的环境影响方面，有时观点是完全对立的；第四纪研究得到的人类历史时期环境变化信息与历史文献中提取的信息有时也很难协调；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加强学科间合作研究，另一方面则需要运用新的研究手段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20多年前，鉴于学界对历史时期沙漠化形成与变化的时代看法不一，就有学者以我国沙漠化历史过程研究最为深人的毛乌素沙地为例，来做特别的说明。时至今日，尤其是何彤慧、王乃昂合作的《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研究》著作问世以后，学界有关本论题的探讨似乎是沉寂了，对于这种沉寂，可以理解为研究热潮已经过去，希望再问世的作品，应该是反思了何彤慧、王乃昂两位教授概括学界存在的四个问题后的新作品。欢迎专家学者、相关研究机构给历史地理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平台投稿，传播历史地理学的前沿动态、学术研究成果等等，惠及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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