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生态中,精英文化长时间居于统治地位,民间的、大众的文化难登大雅之堂,同时也缺乏大范围传播的媒介。一直到了明代,大众文化逐渐兴起,这与明代出版行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古代出版业,唐代已经出现。但建立起官刻、家刻、坊刻三足鼎立的完整出版体系,印刷术得到精英士大夫和官方的认可和接受,印本书进入知识阶层的主流精神生活,则是五代十国和北宋初年才发生的事。宋代是中国印刷出版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造就的版刻精品,令古今藏书家珍如拱璧、爱不释手。辽、西夏、金、元出版业亦颇有可称述者,尤其是西夏的活字印刷,成就突出,弥补了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活字印刷实物留存的不足。
明朝初年,受到改朝换代之际战乱的影响,出版业陷入低谷,社会上流通的印刷书籍的种类、数量十分有限。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恢复和发展,直至嘉靖年间,明代出版业才开始“起飞”,到
万历年间
达到顶峰,
迎来中国出版史上一个空前繁荣和开放的时期。
无论是出版品类和数量,还是印刷技术、出版文化和品格,都创造了历史上较难逾越的高峰。长期以来,学界对“何为晚明”存在种种分歧,笔者结合明代出版业发展的阶段性,将晚明的时间范围界定为嘉靖至崇祯年间。晚明出版业的发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出版品类和数量的大幅度增长。
丛书诞生于宋代,但宋元时期刊刻的丛书寥寥可数。晚明时各种丛书大量出版,明代丛书已知的就有近400种。丛书汇集了诸多珍罕之本,保存了大量容易散佚的零著杂篇,极大地促进了书籍的保存和流传。珍本秘笈以印本形式化身千百,广为流通,促成了藏书和阅读风气的转变。藏书家不再满足于基本品种的收藏,而追求搜奇求备;读书人不再满足于阅读少数经典著作,而寻求广览博采。
戏曲作品
的出版始于元代,明代前期由于统治者收紧文化政策,以及出版力量薄弱,此类书籍的出版归于沉寂。晚明时期,戏曲作品的出版迎来了春天,江南书商出版了大量精美雅致的戏曲剧本。丛书和戏曲刊本的消费群体,主要来自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社会上层。
与此同时,面向中下层读者的图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话本小说
的刊刻始于元代,到了晚明演变为通俗小说,发展出历史演义、神魔小说、公案小说、时事小说、世情小说、拟话本小说等多个品种,蔚为大观。与百姓日用密切结合、面向市民农人的读物也大量出版行世,例如以《万宝全书》《天下四民便览万用正宗》等为名的生活百科类图书,在宋元已见端倪,但真正放下身段、贴近基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则是到明代才实现的。此外,商旅指南、旅游手册、灯谜、笑话等,都是晚明出现的服务于普通百姓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新品种。
晚明日用类书之一种
其次,是印刷出版技术的长足发展。
为了适应出版物大批量生产的需要,嘉靖以后出现了一种结体方正、笔划平直的印刷字体。它不同于书法韵味较浓的宋元刊本字体,使印刷字体的书写和刊刻趋于程式化,比较容易被雕版工匠掌握,被称为
匠体字
。匠体字降低了写样、雕版的技术门槛,极大地扩充了出版业的劳动力资源,连农闲村夫、老幼妇孺也加入到刻书工匠队伍中来,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高精尖”的出版技术也在晚明出现。
套印技术
在晚明取得重大突破,并得到广泛应用。乌程闵氏、凌氏以朱墨套印、多色套印刊印点评作品,以区别正文和诸家点评,方便阅读,赏心悦目。吴发祥、胡正言采用饾版、拱花技术印制《萝轩变古笺谱》《十竹斋书画谱》,以印刷手段复制工笔水墨,惟妙惟肖,精美绝伦,而又别具刊版之意趣。宋元版书籍插图相对较少,晚明时由于出版资源丰富、版刻力量雄厚,插图版画大兴。“
差不多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
”(郑振铎先生语)的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的确反映了晚明书籍插图之普及、精美。尤其是徽派版画,丹青名手与版刻名工结合,创作了大量或纤巧富丽或意境悠远的版画艺术精品。徽州刻工能够在版画中表现画石的皴法、明暗过渡的丰富层次,艺术表现力令人惊叹。晚明,着实是中国版画史上光芒万丈的时代。
晚明版画之杰作:
吴兴寓五本《西厢记》插图
最后,形成了一种独特、超迈的出版文化。
这种出版文化,是面向人们全方位的精神文化追求的。宋元时代的出版物,仍集中于经史、子书、诗文等经典文献,偏重学术性、知识性、文学性。晚明出版业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使之在满足读者对经典文本的基本需求的同时,能够生产出大量图书来满足人们的实用性、娱乐性、消费性需求。行业指南、生活百科、戏曲小说、休闲玩赏读物等,就是这类书籍的代表。晚明的出版业是
高度商业化
的,基本上可以做到读者需要什么,出版商就出版什么,甚至能够创造和引领读者的阅读需求,评林体、争奇小说等是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概言之,晚明图书市场已经出现了分化,出版商能够针对各个读者群体的不同需求推出适应细分市场的产品。出版物走入各个社会阶层,走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出版文化,是以文化共享、知识普及为宗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