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来自农村，一直以来对农村非常关注。这几年我先后在南方的浙江、广东、广西等地的农村花了很多时间进行调研，考察农村的贫困现象。今天我想从基层治理与扶贫这个角度来谈一下农村的贫困问题。
扶贫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这些年，中国政府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反贫困运动，即精准扶贫。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这样的事情，其他国家没有一个政府可以这么做。尽管世界上大多数政府也认识到扶贫的重要性，但它们没有能力像中国那样做。从这点来看，精准扶贫运动体现出了中国的制度优势。
不过，我个人认为，扶贫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尤其是对农村来说，贫困是一个治理制度的问题。农村的贫困也表明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这样。真正让人脱离贫困，用制度来保障他们不再返回贫困，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不容易的。扶贫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从宏观上说，中国的扶贫非常有必要。我认为，扶贫的方法和制度建设还需要结合起来。没有农村治理制度的建设，扶贫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首先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今天中国农村的贫困?我认为，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第一个是普世性，主要是指全球化过程。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全球化跟中国的基层贫困能直接联系起来?这是因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全球化导致了农村的贫困。全球化对农村的影响主要在于全球化在农村劳动力与国际市场之间建立了一个最直接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以前是不存在的。全球化把农村的所有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和土地，跟全世界直接联系起来了。
全球化与农村的贫困
就中国来说，在很长时间里，珠江三角洲每年吸引了高达3000多万从中国各个地方来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把自己最廉价的劳动力投入到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是因为中国农民的廉价劳动力和中国农村廉价的土地。诚然，今天我们的制造业中也有一些技术含量高的公司，如华为，但早期主要是靠劳动力和土地的要素优势。
当这些农民离乡别井到珠江三角洲一带打工后，他们确实能感受到更好的生活，因为挣的钱比务农要多得多。不过，根据我的观察，到外地打工不足以使他们脱离贫穷。尽管他们赚了一些钱，但没有制度基础保证他们完全脱离贫困。中国城乡二元的户口制度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革，很多人在珠三角打工十几年，一旦失去工作依然很可能要回老家。无论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民工，还是回老家的农民工，很多人都还是处于贫困边缘的状态，一旦失去工作，就会再次陷入贫穷。或者说，他们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
当然，全球化导致农村的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西方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其中产阶级规模超过70%，到现在剩下50%都不到。这个就是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多年来，大家都关注如何从全球化过程获取好处，但是忘记了小城镇，忘记了乡下。这也是现在西方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源。中产阶级规模缩小了，甚至有些地方中产阶级变得贫困起来。
在这方面，特朗普的一些政策做法值得关注，尽管人们在价值观上不认同他的做法。比如他重新开放一些以前因为环保问题和气候问题关掉的小企业，像煤矿。这些企业都在小城镇，它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忽视而导致了相对的贫困。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多。
农村改革的失效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失效。中国的农村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最有效。从世界范围来看，上世纪80年代中国脱贫的农民是最多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自己也在农村，见证了两波改革，即第一波的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以及第二波的乡镇企业发展。为什么当时的农村改革非常有效呢?这两波的改革，对农民财富的积累是有贡献的。或者说，这两波农村改革是“积累性”的。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基本上没有很大的改革，除了政府取消农业税，向农村让利，农村本身没有多大的改变。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我自己创造了一个概念来描述当今的农村贫困，我把它称为“流出性的衰败”。所谓“流出性的衰败”就是说农村的生产要素，只有单向流出，没有流入。我每次到农村就很感慨：农民一旦富裕了就会离开农村搬进城里。即便这些富裕农民有时候也会在乡下重新盖个房子，但这不是其长期据点。农村没有工作，年轻人就往外流出。现在中国农村的生产要素都是单方面流出的，社会资本进入农村是受制度限制的，而农村对人才没有任何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