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乌克兰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受到教育界长达三年的围剿之后,于心力交瘁中去世。
在著作中,他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没有对人的同情心,就不可能有仁爱精神。
爱全人类容易,爱一个人难。去帮助一个人,比宣称“我爱人民”要困难得多。
(《帕夫雷什中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第242页)
英国17世纪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辉格党领袖沙夫茨伯里则说:
我可以爱单个的人,却无法喜欢一个种类
,那可是太神秘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深奥难题。简短而言,假如我无法拥有某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的形象,那我是无法产生任何一种形式的爱的。
(《人、风俗、意见与时代之特征:沙夫茨伯里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第271页)
霍姆林斯基说“爱全人类容易,爱一个人难”,沙夫茨伯里说“我可以爱单个的人,却无法喜欢一个种类”,看似相反的表述,其实指向的是同一件事情:
只有爱具体的人,才谈得上爱人群
(组织、民族、祖国乃至全人类)
。
1935年自莫斯科访问归来的罗曼.罗兰,对“爱全人类”和“爱一个人”之间的区别,也有着非常深切的体会。他写道:
现代最大的罪恶,是抽象的人类之爱——在遥远某处的非人格之爱。
爱不认识的人,爱绝不会碰面的人,其实是很简单的,不仅没有任何牺牲的必要,同时还可以完全满足自己良心的虚荣!这就是良心吗?不!不是这样,而是
应该去爱邻人,爱与我们共同生活且为我们带来麻烦的人。
(
《罗曼.罗兰如是说》,中国友谊出版社,1993,第18页
)
更早一些时候,1920年,还只有22岁的朱自清,竟也觉察到了“爱抽象的人类”与“爱具体的人”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有些入魔的朋友将“人类底爱”当作只是一个概念。
尽管嘴里叫得响,却一些爱底表现没有;
甚至原来爱着的人也不爱了。
这班人只是爱了抽象的人类,又算什么呢?
(
《<越声>发刊辞》,1920年11月28日
)
“爱抽象的人类”而“不爱具体的人”,带来的必然是巨大的灾难。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在人生晚年耳闻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种种暴力与恐怖。面对“脑袋如板岩似地纷纷落地”的现实,柏克悲伤地写道:
法围的那帮理论家对人类有着深深的爱,但是对具体的人却很不耐烦,更糟糕的是,索性把他们给忘掉了。
(《自由与传统》,商务印书馆,2001,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