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庆生：“伦理”的伦理——经济学管理学本源意识

不久前，我与一位专注于科技伦理和企业伦理研究的专家进行了深入交流。在讨论过程中，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对于一家塑料生产企业而言，其伦理责任究竟是什么？

他像在课堂似的讲了一大通大道理。我说，塑料这项技术发明本身就存在伦理争议。据传，当初科学家发现塑料难以降解的特性后，曾要求资本家在研究出来塑料降解技术之前，不要生产这种材料。 但随着科学家的离去，资本家在利益的驱动下，仍然推动了塑料的生产。 直至今日，塑料制品广泛使用，其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潜在危害已引起了广泛关注。

几天前，一位领导向我分享了一项研究结果，指出微塑料颗粒已经存在于人体的血液、肺部、心脏、大脑乃至胎盘中，对人体健康构成了潜在威胁。韩国的一项研究也发现， 微塑料 可能对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内分泌系统乃至生殖系统产生干扰。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局限于传统的企业伦理观念，仅仅关注企业与员工、客户、股东以及表面的社会责任等方面的问题泛泛地谈，显然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武侠小说中药王谷的毒王，在研究出一种毒药后，如果没有找到相应的解药，他是不会使用这种毒药的。相比之下，我们在科技创新过程中，有时甚至不如毒王那样谨慎。

在对广东一家民营企业进行的考察中，我有幸深入了解了该企业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理念相结合的实践。该民营企业规模不大，年销售收入约在2亿至3亿之间。在与企业负责人的交流中，我特别被其对员工家庭的关怀所触动。企业负责人不仅走访了员工家庭，还特别关注那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员工家庭。

他分享了一段深刻的感悟，对我启发良多。

他提到，以前，他办企业的目标是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因为规模的扩大能带来财富、成就感、荣誉感以及他人的羡慕。

然而，随着对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和践行，他开始反思企业经营的真正目的。 他意识到，单纯的规模扩张和财富积累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通过不断走进员工的家庭，他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作为企业负责人的责任。他开始认识到，每位员工的加入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份工作，更是为了他们整个家庭的福祉。

这一认识促使他开始筹划如何更好地支持困难员工家庭，解决家庭矛盾，以及如何温暖员工的父母和子女。这些举措不仅体现了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深刻理解，也标志着他对企业经营目的的根本性转变。他虽然没讲什么企业伦理，但我想他对企业伦理的实践，比很多论著都深刻。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尽管在分析和解释经济现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它并不具备预防或控制经济危机的能力。

回顾历史，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撰写 《国富论》 时，并未经历过经济危机。据说，斯密在完成书稿后曾携带至巴黎寻求出版，期间他发现大城市中的经济现象与他的设想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他返回家中，对书稿进行了长达三年的修改。如果斯密亲眼目睹了经济危机，我们甚至无法确定他的经济学理论是否能够最终面世。

管理学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尽管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此同时，企业的平均寿命却呈现出下降趋势。 无论是管理学还是经济学，这些学科由于内在的根本局限性，都面临着经济、管理方面的挑战。西方的伦理学在很多情况下采取的是一种术的、局部的、针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类似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策略。

西方的一些学者在讲授伦理道德观念时，往往存在言行不一的现象。以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为例，他将五个孩子全部送往孤儿院，可他却被西方人当成少儿教育思想家。孔子讲“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大不同。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一些道德观念和制度被当作万能药，而把其他国家视为需要治疗的病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已经带来了世界性的问题。

在探讨伦理问题时，我们发现其根本在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对人性的认知可以归纳为三种主要观点：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以及西方的 人性假设 。

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强调“圣人之道”是人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这一观点直接引导我们回归本心，追求“不忘初心”和“致良知”的道德境界。

荀子的性恶论则从人的习性和流弊出发，虽然这一观点在终极意义上可能不够究竟，但荀子提出性恶论的目的在于强调人需要通过教化、修身和遵循规矩来成为一个好人。

西方的人性假设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人性恶的观点发展起来的。 然而，与荀子的观点不同，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并非旨在教化和引导人们修身养性，而是倾向于鼓励、激发和充分利用人性中的自私和贪婪。在西方经济学中，“需求”这一概念在表面上看似中性，但实际上掩盖了多少贪婪和私欲。

例如，许多儿童沉迷于充满暴力元素的电子游戏，但这是他们的真正需求吗？在饮食方面，尽管我们的食物丰富多样，但真正符合健康需求的食物又有多少呢？我一位同事的女儿在孩子出生后采用母乳喂养，但孩子天天拉稀。后来，在中医的建议下，她调整了自己的饮食习惯，减少了盐分的摄入，不用任何调料，不久孩子的就好了。这表明我们平时认为美味的食物，经过消化吸收后，仍然不适合孩子的肠胃，而大人却只顾过嘴瘾而不顾肠胃的真实需求。

另一个例子是，许多中年人的肠胃健康状况并不理想。在大城市中，预约做肠镜、胃镜检查的医院往往需要等待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这种现象引发了我们对饮食科学和保健的反思：为什么我们在追求健康饮食的同时，却导致了肠胃问题呢？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的饮食对肠胃并不友好。我们不得不思考， 现代饮食提供了如此多的“需求”，创造了巨大的GDP，但其中有多少是真正符合我们肠胃需求、能够滋养我们身体的食物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并在企业伦理和人性的探讨中寻求更深层次的答案。

“伦理”这一概念在当代社会中被广泛讨论，但其内涵远比表面所见更为深刻。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伦理”的“伦”是天伦的伦，即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伦理”的理则指天理，即宇宙的自然法则。 遵循伦理，即意味着“循天理、去人欲”，这与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思想相契合，也是 《易经》 中“知至至之”的体现。

“知至”强调通过修身来显现内在的良知，而“至之”则是良知在实际达用中的体现。 如果无法真正实现“致良知”，所发表的言论和采取的行为很难不出现偏差，甚至可能带来负面影响，误导他人。

这样的理论很快就会受到质疑和否定，随后新的理论又会出现，形成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这种现象在经济学派别和管理学丛林的演变中尤为明显，许多理论因为缺乏根基而迅速被否定。

在此，我想分享一个典故——“扑人逐块”，它告诉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狮子被人用石块投掷时，它会直接攻击投掷的人，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人用石块投掷狗时，狗则只会追逐石块，永远无法解决问题。这就是王阳明讲的“不明其本，徒事其末”。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讲“伦理的伦理”的原因。

当然，经济学和管理学，以及伦理学，并非完全没有价值。 正如王阳明所说，即使是小道也有其可观之处。诸子百家的思想虽然未达到圣人的境界，但他们也多少窥得良知妙用，所体现的智慧仍非常高超。

例如，苏秦和张仪凭借一张嘴就影响了六国的联合与分裂，展现了非凡的智慧；《孙子兵法》等经典著作一出手就是巅峰，历经两千多年仍无人能超越。这些作品虽然追求的是策略和智慧，但它们的智慧和良知的运用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

然而，王阳明也提醒我们，如果这些思想和技能被过分依赖或执着，就无法通达治理天下国家的大道。因此，君子应当在本体上悟入，在实际中自然能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