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竞争下才能产生好的作品,真正好的作品是市场竞争出来的,这也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而且,只有当办学者有充分的自主权时,才能出现竞争性的学术市场。相反,当办学者听从上面的旨意,服从上面给定的学术评价标准时,他就不再是办学者,而只是官僚了。在这种官僚化的学术体系下,怎么可能产生好的作品,怎么不败坏道德?办学者应该有充分的自主权去决定某个学者是不是我所需要的,这与企业家根据自己的需求配置生产要素,俱乐部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球员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办学者本质上应该是企业家。
在自主办学条件下,办学者当然拥有请某人(比如网红)为教授的权利,这时他要把自己的声誉押下去,为此行为责任,他必然会审慎,这就和企业家投资一样。相反,在学术行政垄断的情况下,高校领导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因为他们根据上面的“文件”办事,文件为他们承担责任。
学术市场和任何市场一样,没有竞争就不是市场,而竞争的本质上是评价(判断)的竞争。浙大颁布的办法没有充分体现出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拔人才,比如他们仍然以官媒为主导,把点击量、转发和期刊级别挂钩,相当于用既有的行政化科研管理办法来套互联网上的作品。
互联网为办学者发现人才提供了便利,从网络作品中发现人才没什么不可以。互联网为思想的自由创造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有创造力的人也根本不会在乎自己有没有教授职称。很多网红的水平在笔者看来是远远高于高校教授的,网红毕竟是市场竞争出来的,要不断地创作才能维持网红地位,而高校教授混日子的太多。某种程度上,互联网才是真正的大学,高校要适应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要适应高校。
行文至此,读者可以发现,
网红该不该当教授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思想的生产有没有“自主性”与“竞争性”。
浙大的这一办法出台之后,不少人调侃说周某某也可以在浙大当教授了。实际上,周某某成为网红,正是长期来思想市场缺乏“自主性”与“竞争性”,使得民智不开的产物。当思想市场被垄断时,计划者自己也不能获得正确的信号,来达到自己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