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昌璞(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生院北京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
上世纪二十年代， 海森伯(Werner Karl Heisenberg)、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 和玻恩(Max Born)等人创立了量子力学，奠定了人类认识微观世界的科学基础，直接推动了核能、激光和半导体等现代技术的创新，深刻地变革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量子力学成功地预言了各种物理效应并解释了诸多方面科学实验，成为当代物质科学发展的基石。然而，作为量子力学核心观念的波函数在实际中的意义如何，自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和玻尔(Niels Bohr) 旷世之争以来，人们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并无共识。可以说，直到今天，量子力学发展还是处在一种令人尴尬的二元状态：在应用方面一路高歌猛进，在基础概念方面却莫衷一是。这种二元状态，看上去十分之不协调。对此有人以玻尔的“互补性”或严肃或诙谐地调侃之，以“shut up and calculate”的工具主义观点处之以举重若轻。
然而，对待量子力学诠释严肃的科学态度应该是首先厘清量子力学诠释中哪一部分观念导致了基本应用方面的“高歌猛进”，哪一部分观念导致了理解诠释方面的“莫衷一是”。对量子力学诠释不分清楚彼此、逻辑上倒因为果的情绪化评价，会在概念上混淆是非，误导量子理论与技术的真正创新。无怪乎，有人以“量子”的名义为认识论中“意识可以脱离物质”的明显错误而张目，其根源就是每个人心目中有不同的量子力学诠释。
我个人认为，这样一个二元状态主要是由于附加在玻恩几率解释之上的“哥本哈根诠释”之独有的部分：外部经典世界存在是诠释量子力学所必需的，是它产生了不服从薛定谔方程幺正演化的波包塌缩，使得量子力学二元化了。今天，虽然波包塌缩概念广被争议，它导致的后选择“技术”却被广泛地应用于量子信息技术的各个方面，如线性光学量子计算和量子离物传态的某些实验演示。
其实，我以上的观点契合了来自一些伟大科学家的伟大声音！现在，让我们再一次倾听来自量子力学创立者薛定谔对哥本哈根诠释直言不讳的批评。早年，薛定谔曾经写信严厉批评了当时的物理学家们，因为在他看来，他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哥本哈根解释：“除了很少的例外(比如爱因斯坦和劳厄(Max von Laue))，所有剩下的理论物理学家都是十足的蠢货，而我是唯一一个清醒的人”。薛定谔在写给他老朋友玻恩的一封信中说：
“我确实需要给你彻底洗脑……你轻率地常常宣称哥本哈根解释实际上已经被普遍接受，毫无保留地这样宣称，甚至是在一群外行人面前——他们完全在你的掌握之中。这已经是道德底线了……你真的如此确信人类很快就会屈从于你的愚蠢吗？”
薛定谔传记作者约翰·格里宾(John Gribbin)看到这些信，感叹道：“作为一位在仅仅几年后就接受了哥本哈根解释的教导，并且直到很久之后才意识到这种愚蠢的人，我发现薛定谔在1960 年的这些话直击我心！”
1979 年诺奖得主、物理学标准模型的奠基者之一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在《爱因斯坦的错误》一文中，很具体、很直接地批评了哥本哈根诠释的倡导者玻尔对于测量过程的不当处理：
“量子经典诠释的玻尔版本有很大的瑕疵，其原因并非爱因斯坦所想象的。哥本哈根诠释试图描述观测(量子系统)所发生的状况，却经典地处理观察者与测量的过程。这种处理方法肯定不对：观察者与他们的仪器也得遵守同样的量子力学规则，正如宇宙的每一个量子系统都必须遵守量子力学规则。”“哥本哈根诠释明显地可以解释量子系统的量子行为，但它并没有达成解释的任务，那就是应用波函数演化确定性方程(薛定谔方程)于观察者和他们的仪器。”
最近温伯格先生又进一步强调了他对“标准”量子力学的种种不满。对哥本哈根诠释的严肃批评自其出笼至今就不绝于耳，但也有不少人却充耳不闻，这显然是一种选择性失聪！在量子信息领域，不少人不加甄别地使用哥本哈根诠释导致的“后选择”方案，其可靠性、安全性必然令人生疑！
其实，在量子力学幺正演化的框架内，多世界诠释不引入任何附加的假设，成功地描述了测量问题，从而对哥本哈根诠释系统而深入的挑战。需要指出的是，此前不久建议的隐变量理论在理论体系上超越了量子力学框架，本质上是比量子力学更基本的理论，因此对此进行检验的Bell 不等式本文不予系统讨论。自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提出了各种看似形式迥异的量子力学诠释，如退相干理论、自洽历史诠释、粗粒化退相干历史和量子达尔文主义。后来经深入研究， 人们意识到，这些诠释大致上是多世界诠释思想的拓展和推广。
哥本哈根诠释是由玻尔和海森伯等人在1925—1927 年间发展起来的量子力学的一种诠释。它对玻恩所提出的波函数的几率解释进行了超越经典几率诠释的推广，突出强调了波粒二象性和不确定性原理。虽然人们心目中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诠释有各种各样版本，但对其核心内容人们还是有所共识的，那就是“诠释量子世界，外部的经典世界必不可少”。
大家知道，微观世界运动基本规律服从薛定谔方程，可以用演化波函数描述；等效地，也可以用涉及不可对易力学量的运动方程和系统定态波函数。这两种运动方程描述都保证了波函数服从态叠加原理：如果|ϕ1> 和|ϕ2> 满足运动方程，则
也是微观世界满足运动方程的可能状态。当|ϕ1> 和|ϕ2> 是某一个力学量的本征态(对应本征值a1和a2)，则根据玻恩几率解释，对|ϕ> 测量A 的可能值只能随机地得到a1和a2，相应的几率是|c1|2 和|c2|2 。因而，A平均值是
这就是玻恩几率解释的全部内容，不必附加任何假设，足以用它理解微观世界迄今为止所有的实验数据。
结合量子力学的数学框架中波函数假设和基本运动方程，玻恩几率解释构成了量子力学的基本内容，可以正确预言从基本粒子到宏观固体的诸多物理特性和效应。但哥本哈根诠释却要通过附加的假设拓展玻恩几率解释。这个拓展从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开始，追问测量后的波函数是什么。这个追问满足了人们对终极问题的刨根问底，同时物理上的诉求也是合情合理的，即，对紧接着的重复测量测后系统给出相同的结果。
冯·诺依曼首先把测量定义为相互作用产生的仪器(D)和系统(S)的关联(也可以笼统地叫做纠缠)。特殊相互作用导致的总系统D+S 演化波函数为
根据上面的方程，一旦观察者发现了仪器在具有特制经典的态|D1> 上， 则整个波函数塌缩到|ϕ1>⊗ |D1> ，从而由仪器状态D1 读出系统状态|ϕ1> ，对|ϕ2> 亦然。自此，哥本哈根学派或与有关人士把这种波包塌缩现象简化为一个不能由薛定谔方程描述的非幺正过程：在|ϕ> 上测A，测量一旦得到结果a1，则测量后的波函数变为|ϕ> 的一个分支|ϕ1> 。这个假设的确保证了紧接着的重复测量给出相同的结果。
然而，玻尔从来都不满足于物理层面上的直观描述和数学上的严谨表达，对于类似波包塌缩的神秘行为他进行了“哲学”高度的提升：只有外部经典世界的存在，才能引起波包塌缩这种非幺正变化，外部经典世界是诠释量子力学所必不可少的。
加上波包塌缩假设，人们把量子力学诠释归纳为以下6条：
(1)量子系统的状态用满足薛定谔方程的波函数来描述，它代表一个观察者对于量子系统所能知道的全部知识(薛定谔)；
(2)量子力学对微观的描述本质上是概率性的，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其对应的波函数分量的绝对值平方(玻恩)；
(3)力学量用满足一定对易关系的算符描述，它导致不确定性原理：一个量子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无法同时被准确测量(海森伯)， ΔxΔp ≥ℏ/2；
(4)互补原理(Complementarity principle，亦译为并协原理)：物质具有波粒二象性，一个实验可以展现物质的粒子行为或波动行为，但二者不能同时出现(玻尔)；
(5)对应原理：大尺度宏观体系的量子行为接近经典行为(玻尔)；
(6)外部经典世界是诠释量子力学所必需的，测量仪器必须是经典的(玻尔与海森伯)。
一般说来，“哥本哈根诠释”特指上述6 条量子力学基本原理中的后4 条。然而，玻尔等提出的4 条“军规”，看似语出惊人，实质却可证明为前两条的演绎。第3 条海森伯不确定性关系并不独立于玻恩几率解释。只是由于不确定关系能够凸显量子力学的基本特性——不能同时用坐标和动量定义微观粒子轨道，看上去立意高远！玻尔和海森伯等从哲学的高度把它提升到量子力学的核心地位。但是，今天大家意识到，只要用波函数玻恩解释给出力学量平均值公式，就可以严格导出不确定关系。其实，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不确定性关系可以解释一些新奇的量子效应，但不能指望它给出所有精准的定量预言。
哥本哈根“军规”第4 条——玻尔互补原理后半句话“波动性和粒子性在同一个实验中，二者互相排斥、不可同时出现”经常被人们忽略，但它却是互补原理的精髓所在。玻尔互补原理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视为哲学性的描述。玻尔本人甚至认为可以推广到心理学乃至社会学，以彰显其普遍性！然而，虽然它看似寓意深奥，在操作层面上却不完全独立于不确定性关系。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之一、也被视为哥本哈根学派主力的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对此有不屑的态度。对于玻尔那种主要表现在互补原理之中的“啰嗦的、朦胧的”哲学，狄拉克根本无法习惯。1963年，狄拉克谈到互补原理时说，“我一点也不喜欢它”，“ 它没有给你提供任何以前没有的公式”。狄拉克不喜欢这个原理的充分理由，从侧面反映了互补原理不是一般的可以用数学准确表达的物理学结论。其实，尽管互补原理不能吸引狄拉克，但也许还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思维，在狄拉克《量子力学原理》前言当中及其他地方，他强调的不变变换可以看做是玻尔互补观念的一种表现。
其实，我们能够清晰地展示互补原理的不独立性。在粒子双缝干涉实验中，要探知粒子路径意味着实验强调粒子性，波动性自然消失，干涉条纹也随之消失，发生了退相干。玻尔互补原理对此进行了哲学高度的诠释：谈论粒子走哪一条缝，是在强调粒子性，因为只有粒子才有位置描述；强调粒子性，波动性消失了，随即也就退相干了。海森伯用自己的不确定性关系对这种退相干现象给出了比较物理的解释：探测粒子经过哪一条缝，相当于对粒子的位置进行精确测量，从而对粒子的动量产生很大的扰动，而动量联系于粒子物质波的波矢或波长，从而导致干涉条纹消失。海森伯本人认为，通过不确定性关系很好地印证了互补性原理。然而，玻尔并不买海森伯的帐，认为只有互补原理才是观察引起退相干问题的核心，测量装置的预先设置决定了“看到”的结果。强调不确定性关系推导出互补性，本质上降低了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当然，玻尔本人也认为不确定性关系是波粒二象性的很好展现： Δx很小，意味着位置确定，这对应着粒子性，这时Δp 很大，波矢不确定所以波动性消失了。哥本哈根“军规”第5 条是对应原理，它可以视为薛定谔方程半经典近似的结果。
经过这样的分析甄别，可以断定只有第6 条才是“哥本哈根诠释”独特且独立的部分，也正是它导致了量子力学诠释的二元论结构：微观系统服从导致幺正演化的薛定谔方程(U 过程)，但对微观系统测量过程的描述则必须借助于经典世界，它导致非幺正的突变(R 过程)。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多次强调，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诠释的全部奥秘在于量子力学是否存在薛定谔方程U过程以外的R过程。
当年，玻尔认为这种描述是十分自然的：为了获取原子微观世界的知识，对于生活在经典世界的人类而言，所用的仪器必须是经典的。然而，仪器本身是由微观系统组成，每一个粒子服从量子力学，经典与量子之间必存在边界，但边界却是模糊的。哥本哈根诠释要想自洽，就要根据实际需要调整边界的位置，可以在仪器—系统之间，可以在仪器—人类观察者之间，甚至可以是视觉神经和人脑之间。
如果说“边界可变”的哥本哈根诠释是一条灵动而有毒的“蛇”，哥本哈根“军规”第6 条是其最核心、最致命的地方。温伯格先生对此的严厉批评和质疑，正好打了“蛇”的七寸。七寸处之“毒”在意识论上会导致冯·诺依曼链佯谬：人的意识导致最终波包塌缩。让我们考察冯·诺依曼量子测量的引申。我们不妨先承认玻尔的“经典必要性”。如果第一个仪器用量子态描述，为什么系统＋仪器的复合态会塌缩到|ϕ1>⊗|D1> ，答案自然是有第二个经典仪器D2 存在，使得更大的总系统塌缩到|ϕ1>⊗|D1>⊗|D2> ⋯ 。以此类推要塌缩到以下链式分支上：
据此类推，最末端的仪器在哪里呢？那么，要想有终极的塌缩， 末端必须是非物质“ 神” 或“人”的意识。冯·诺依曼的好友维格纳(Eugene Wigner)就是这样推断意识会进入物质世界。
我个人猜想，目前国内有人由量子力学论及“意识可独立于物质而存在”，正是拾维格纳的牙慧，把哥本哈根诠释进行这种不合理的逻辑外推。然而，这个结论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研究的系统是整个宇宙，难道有宇宙之外的上帝？对此的正确分析可能要涉及一个深刻的数学理论：随着仪器不断增加到无穷，我们就涉及了无穷重的希尔伯特空间的直积。无穷重和有限重直积空间有本质差别，序参量出现就源于此。
哥本哈根诠释还有一个会引起歧义的地方：波包塌缩与狭义相对论有表现上的冲突。例如，如图1，一个粒子在t=0 时刻局域在一个空间点A上，t=T 时测量其动量得到确定的动量p，则波包塌缩为动量本征态φ(x)~ exp( ipx) ，其空间分布在T 时刻后不再定域，整个空间均匀分布。因此，测量引起的波包塌缩导致了某种定域性的整体破坏：虽然B 点在过A 点的光锥之外(即A 和B 两点是类空的，通常不存在因果关系)，但在t >T的时刻，我们仍有可能在B 点发现粒子。按照狭义相对论，信号最多是以光的速度传播，而在瞬时的间隔发生的波包塌缩现象，意味着存在“概率意义”的超光速——T 时刻测量粒子动量会导致体系以一定几率(通常很小很小) “ 超光速”地塌缩到不同的动量本征态上。这个例子表明，如果简单地相信波包塌缩是一个基本原理，会出现与狭义相对论矛盾的悖论。事实上，对于单一的测量，我们并不能确定地在B点发现粒子。因此，“事件”A和B的联系只是概率性的。而对于微观粒子而言，讨论经典意义下的因果关系和相关的非定域性问题，不是一个恰当的论题。概率性的“超光速”现象意味着，在概率中因果关系必须要仔细考量。
图1 四维时空中的整体波包塌缩：对定域态的动量测量，接受哥本哈根的观点，则会认为系统塌缩到动量本征态，从而可以出现在类空点上
综上所述，哥本哈根诠释带来概念困难的关键之处是广为大家质疑的第6 条“军规”——经典必要性或波包塌缩。量子力学的其他诠释，如多世界诠释、退相干诠释乃至隐变量理论，均是针对这一点，提出了或是在量子力学框架之内、或是超越之外的解决方案。
对量子力学诠释采取“工具论(instrumentalism)”的态度，可以认为波函数不代表任何物理世界中的实体，也不描写实际的测量过程，而只是推断实验结果的数学工具。因此，在哥本哈根诠释中，波包塌缩与否，都不意味着实体塌缩，只是塌缩后可以据此推断重复测量的结果。虽然玻尔自己晚期也多次谈到这一点，但哥本哈根学派的思想并没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他们由此推及诠释量子力学必须借助经典世界，明显走向了本体论(ontology)的一面，经典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本体。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讲，哥本哈根诠释是一种二元论的混合体：微观世界由观察或意识决定，但实施观察的经典世界是客观存在的。
温伯格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等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并不满足于哥本哈根诠释的绥靖主义和哲学上二元论的理解，他们从实在论(realism)立场出发，直到今天还在锲而不舍地追问波函数到底是什么、测量后变为什么。非常幸运，早在上一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埃弗里特对这些基本问题给出了“实在论”或“本体论”式的回答——这就是相对态理论或后称多世界诠释。
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起源于休·埃弗里特(Hugh Everett)(图2)的博士论文。1957 年在《现代物理评论》发表了这个博士论文的简化版。发表文章的题目《量子力学的相对态表述》有些专业化，但科学上很准确。文章发表后被学界冷落多年，1960 年代末德维特(Bryce Seligman DeWitt)在研究量子宇宙学问题时，重新发现了这个“世界上保守好的秘密”，并把它重新命名为“多世界理论”。这个引人注目的名称复活了埃弗里特沉寂多年的观念，也引起了诸多新的误解和争论。
图2 休·埃弗里特(1930—1982)：多世界诠释的创立者
埃弗里特提出多世界诠释之后，面对玻尔的冷落，不管他的老师惠勒(John Wheeler)如何沟通“多世界理论”和“标准”哥本哈根诠释、平滑它们的冲突，在答复《现代物理评论》编辑部的批评意见时，他还是挑明了他与哥本哈根诠释的根本分歧。他认为：“哥本哈根诠释的不完整性是无可救药的，因为它先验地依赖于经典物理……这是一个将‘真实’概念建立在宏观世界、否认微观世界真实性的哲学怪态。”这一点也是温伯格在尖锐批评哥本哈根诠释时所不断重复的要点、灵动之“蛇”的七寸。今天，不少人认为，多世界诠释的建立是使量子力学摆脱“怪态”走向正常态的基本理论。
多世界诠释认为，微观世界中的量子态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它必须相对于它外部一切，包括仪器、观察者乃至环境中各种要素。因此，微观系统不同分支量子态|n> 也必须相对于仪器状态|Dn> ，观察者的状态|On> ……环境的状态|En> 来定义，从而，微观系统状态嵌入到一个所谓的世界波函数或称宇宙波函数(universal wavefunction)：
它是所有分支波函数的叠加。埃弗里特等人认为，如果考虑全了整个世界的各个部分细节，Cn可以对应于微正则系综Cn = 1/√N，N 是宇宙所有微观状态数。不必预先假设玻恩规则，通过粗粒化，可以证明|Cn|2 代表事件n 发生的概率。当然，这种处理取决于人们对概率起因的理解。
图3 薛定谔猫“佯谬”多世界图像：处在基态|0> 和激发态|1> 叠加态上的放射性核，通过某种装置与猫发生相互作用。处在|1> 态的核会辐射，触动某种装置杀死猫，而处在|0> 态的核不辐射，猫活着。这个相互作用结果使得世界处在两个分支上：在“死猫”的分支上，核辐射了，杀死了猫，观察者悲伤，也看到了这个结果，整个世界也为之动容；在“活猫”分支上，没有辐射，没有猫死，没有悲伤的观察者和悲切的世界。两个分支都存在，但观察者们不会互知彼此
多世界诠释认为，量子测量过程是相互作用导致了世界波函数的幺正演化过程，测量结果就存在于它的某一个分支之中。每一个分支都是“真实”存在，只是作为观察者“你”、“我”恰好处在那个分支中。薛定谔猫在死(活)态上，对应着放射性的核处在激发态|1> (基态|0> )上，这时观察者观测到了猫是死(活)的。我们写下猫态：
多世界诠释是说， 两个分支|-> =|死，1，O1> ≡ |死>⊗|1>⊗|O1> 和|+> = |活，0，O0>≡ |活>⊗|0>⊗|O0> 都是真实存在的。测量得到某种结果，如猫还活着，只是因为观察者恰好处在|+> 这个分支中。
如果仅仅到此为止，人们会马上质疑多世界理论，并视之为形而上学：仅说碰巧观察者待在一个分支内，作为观察者的“你”、“我”在另一个分支里看到了不同的结果，观察者的“你”、“我”便“一分为二”了。人们显然不会接受这种荒诞的世界观。然而，埃弗里特、德维特利用不附加任何假设的量子力学理论，自洽地说明不同分支之间，不能交流任何信息。因此，在不同分支内，观察者“看到”的结果是唯一的。最近，本文作者及合作者通过明确定义什么是客观的量子测量，严格地证明了这个结论。我们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埃弗里特的多世界诠释变成了一个犹如量子色动力学(QCD)一样正确的物理理论。QCD假设了夸克，但“实验观察”并没有直接看到夸克的存在。所幸QCD本身预言了渐进自由，它意味着夸克可能发生禁闭：两个夸克离得越近，它们相互作用越弱，反之在一定程度上，距离越远，相互作用越强，因而不存在自由夸克(当然，严格地讲，渐进自由是依据微扰QED证明的，而QCD 研究禁闭问题的本质可能是非微扰)。
多世界理论常常被误解为假设了世界的“分裂”、替代波包塌缩。事实上，埃弗里特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假设。多世界理论是在量子力学的基本框架(薛定谔方程或海森伯方程加上玻恩几率诠释)描述测量或观察，不附加任何假设。“分裂”只是理论中间产物的形象比喻。当初，埃弗里特投稿《现代物理评论》遭到了审稿人的严厉批评：测量导致的分支状态共存，意味着世界在多次“观测”中不断地分裂，但没有任何观察者在实际中感受到各个分支的共存。埃弗里特对这个问题的答辩也是思辨式的，但逻辑上很有说服力。他说，哥白尼的日心说预言了地球是运动的，但地球上的人的经验从来没有直接感觉到地球是运动的。不过，从日心说发展出来的完整理论——牛顿力学从相对运动的观点解释了地球上的人为什么会感觉到地球不动。理论本身可以解释理论预言与经验的表观矛盾，这一点正是成功理论的深邃和精妙所在。
今天看来，作为理论中间的要素，不自由的夸克和不可观测的世界分裂都是一样的“ 真实”，其关键是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能否自证“世界分裂”的不可观测性。由于世界波函数的描述原则上包含了所有的观察者，上帝也不可置身此外。因此，我们不再区分仪器、观察者或上帝，世界是否“分裂”问题于是就转化为观察或测量的客观性问题(Box 1)：两个不同观察者观察的结果是否一致，观测结果之间是否互相验证一致。
事实上，为了证明多世界诠释中世界的分裂是不可观测的，埃弗里特首先明确什么是“观察”或“测量”。今天大家已经公认，测量是系统和仪器之间的经典关联，如果要求这种关联是理想的，对应于不同系统分支态的仪器态是正交的(完全可以区分)。如果观察者可以用另外的仪器去测量原来的仪器状态，得到相同的对应读数， 则两个仪器间形成理想的经典关联(Box 1)。
多世界诠释似乎完美地解决了哥本哈根诠释中面临的关键问题，但其自身仍然在逻辑上存在漏洞，这就是偏好基矢(preferred basis)问题。我们以自旋测量为例说明这个问题，设自旋1/2 体系世界波函数为
其中|U↑>(|U↓> ) 代表相对于自旋态|↑> (|↓>) 的宇宙其他所有部分的态。按多世界论的观点，测得了自旋向上态|↑> ， 是因为它的相对态|U↑> = |D↑，O↑，⋯> 包含了指针向上的仪器D↑ ，看到这个现象观察者O↑ 以及相应的环境等。多世界诠释的要点是认为另外一个分支|U↓> =| D↓，O↓，⋯> 仍然是“真实”存在，但外在另一个(向上)分支中的观察者无法与这个分支进行通信，不能感受到向下分支的存在。然而，量子态|ϕ> 的表达式不唯一，即原来的世界波函数也可以表达为
其中新的基矢|±> = (|↑> ± |↓> )/√2 代表自旋向左或向右的态，而|U±> = (|U↑> ± |U↓> )/√2 代表系统与世界相对应的部分。很显然， |U±> 不会简单地写成仪器和观察者因子化形式，它不再是仪器、观察者和环境其他部分的简单乘积，测量的客观性不能得以保证。
上述考虑带来了所谓的偏好基矢问题：为什么对于同一个态，在谈论自旋取向测量时，我们采用了自旋向上和向下( |↑> 和|↓> )这种偏好，而非自旋左右。埃弗里特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但他并不在意，他觉得任何测量都要有体现功能的仪器的特定设置，这种功能选择设置仪确定了偏好基矢。例如，在测量自旋的施特恩—盖拉赫实验中，我们通过选择非均匀外磁场的指向，来确定是测上下还是左右的自旋。然而，很多理论物理学家还是觉得多世界理论的确存在这样的不足。1981 年祖莱克(Wojciech Zurek)把迪特尔·泽(Dieter Zeh)1970 年提出的量子退相干观念应用到量子测量或多世界理论，为解决偏好基矢问题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Box1：“世界分裂”的不可观察(测量)性
我们先假设观察者O通过仪器D测量系统S。三者的相互作用导致系统演化到一个我们称之为世界波函数的纠缠态：
在每一个分支
中， {|S>} 是系统的完备的基矢， {|dS>} 和{|OS>} 分别是与系统基矢|S> 相对应的仪器和观察者的态基矢。为了简单起见，一般情况下|OS> 可以代表系统和仪器以外世界所有部分，包括观察者和整个环境，通常不预先要求它们是正交的。
由于O是宏观的，则它对量子态反映是敏感的，有S|OS′> = δSS′。平均掉环境作用，系统和仪器之间形成一个经典关联，
进而，如果仪器态是正交的， S|dS′> = δSS′ ，则ρSD 代表一种理想的经典关联。这时，如果观测的对象是系统的力学量A， |S> 是它的本征态， A|S> = aS|S> ，则系统本征态是正交的，从而仪器和观察者之间也形成理想的经典关联：
这表明，观察者O在仪器D上读出了S，且对于aS的几率为|CS|2 。
以上分析表明，观察者O用仪器D测量系统S 的(厄米)力学量A，理想的测量要求三体相互作用导致的纠缠态|φ> 是一个GHZ 型态，即 {|dS>} 和{|OS>} 是两个正交集。这时，观察者和系统之间也会形成一个系数相同的理想经典关联态，
因而我们说测量是客观的，这里可以把仪器和观察者当做两个不同的观察者，不同的观察者看到相同的结果。
现在我们假设仪器的状态 |dS>不是正交的，则|dS>可以用正交基|DS> (B|DS> = dS|DS>) 展开：
其中， CSS′= S′|dS> 。这时
这表明|S> 分支中的观察者有一定的几率看到了另一个分支中仪器的读数——分支态|Dm> ，观察到了“分裂”！因此，要求理想测量( |φ> 是理想的GHZ态)，则我们观测不到分裂。
我们还可以用反证法说明世界分裂是不可观察的。设世界波函数为
当|O1> = |O2> ，观察者O不能区分|S1> 和|S2> ，因此看到了世界的分裂，或
代表着观察者O看到世界分裂，因为它不能区分|S1> 和|S2> 。这时，
非对角项的存在意味着仪器和系统之间不能形成很好的经典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