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鲁迅的抬棺人为什么都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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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8期（9月下）

主讲人/陈思和   整理/胡元

陈思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巴金文学研究会会长

鲁迅精神饱含战斗性和独立性

从鲁迅到巴金，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特定的精神现象，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五四”新文化一个最核心的精神传统。鲁迅是原创者，而巴金是继承者。巴金所代表的时代，是从“五四”开始形成的知识分子独立战斗、为中国社会进步作出主观努力的时代。而这样一个时代起源于鲁迅，虽不能说终结在巴金，但是我想，这样一个时代跟今天已经有区别了。

什么叫做鲁迅精神？我认为，鲁迅精神里面饱含了一种战斗性和批判性，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斯巴达精神。“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的态度很明确，我必须战斗，哪怕所有的人都不理解，我还是要把“我血”献出来。鲁迅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是不觉悟的，他希望社会变得更合理更进步，但是社会拒绝他的努力，民众也不理解他，在这个时候怎么办？他就耗尽自己的生命去实践理想。

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精神对或不对，但鲁迅的这份执着，代表了民族性格中阳刚的一面。我们的民族性格被专制社会压抑了两千年，面对再残酷的压迫也会忍气吞声，也会逆来顺受，也会向邪恶一步步退让，甚至健忘。而鲁迅身上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像鲁迅这种敢爱敢恨，在今天的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鲁迅的批判精神是非常彻底的，彻底到什么程度？他连自己也批判，主张在批判别人的时候，必须从解剖自己开始，这点很少有人去做。后来发展到巴金身上，也就形成了巴金晚年写《随想录》提出的忏悔精神。

鲁迅精神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不断地自我更新和追求进步。一般人多半在年轻的时候比较激进，中年比较稳定，晚年就成保守了。可鲁迅一生都在追求新的东西，他一直在变，总是站在某个时代的思想最前沿来批判社会。但总不成功，所以晚年又跟左联的领导人周扬闹翻了。这到底是鲁迅走得太前卫，还是那些激进的政治团体本身有问题？

大家都认为鲁迅很孤独，其实错了，晚年鲁迅并不孤独，反而思想更成熟了。左联分离以后，他再也没有转向其他政治团体，而是独立在上海战斗。虽是独立但并不孤立，在他身边团结了一大批青年作家，那些人自认为是鲁迅的学生，实际上鲁迅把他们当成一个新的战斗团体来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胡风和巴金。胡风是左翼作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对鲁迅精神理解得很深，并将这种理解渗透到文艺理论，创造性地形成了胡风的文艺思想。另有一批人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为首的就是巴金。在鲁迅去世的时候，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抬棺人”，大概有十几个。我称这批作家是文学的新生代，他们在30年代掌握了多份文学杂志和出版社，像巴金、吴朗西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赵家璧参与的良友图书公司，像黎烈文主办的《中流》、黄源协助鲁迅主编的《译文》、孟十还主办的《作家》、靳以主办的《文季月刊》等等，还有胡风等左翼作家策划的小刊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都市新媒体。有那么多的媒体都在鲁迅的无形掌控之下，那是很了不起的，所以鲁迅的声音从来就不孤独。

鲁迅与当年的文学新生代之间，构成了一个非常亲密的同构关系，他们既是两代人，又同属一个团体，他们一方面批判国民党政府，另一方面又与当时的左联保持距离。这个团体一形成，最敏感的人就是左翼领导周扬，他一看鲁迅不仅不受他的领导，而且还把那批活跃在文坛的青年作家团结在自己周围，对周扬显然构成威胁，当年的口号之争便是这样挑起来的。当然周扬他们不敢骂鲁迅，也不敢恨鲁迅，于是就恨鲁迅旁边的年轻人，第一恨的人是胡风，第二就是巴金和黄源，所以徐懋庸给鲁迅的信里就集中骂这几个人，而鲁迅则挺身出来保护巴金和胡风。周扬搞了一个文艺家协会，鲁迅不参加，他周围的人也都不参加。以巴金为首的作家们又起草了一份跟文艺家学会对立的宣言，叫《文艺工作者宣言》，表示他们也同样拥护抗日，追求进步。党内的冯雪峰一看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马上通过茅盾去动员大家在两个文件上都签字，既要团结鲁迅这批人，也要拉住左联的人，结果这件事就处理好了。而就在这个时候鲁迅去世了，从整个矛盾爆发到鲁迅去世大概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鲁迅只活了五十六岁。

胡风和巴金继承了鲁迅精神

鲁迅去世以后，紧接着是抗日战争爆发，本来团结在他身边的那些人一下子都散掉了，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帮鲁迅抬棺，这是一个象征。而周扬到延安以后就跟着毛泽东，后来成为党内管理文艺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鲁迅精神被双方都继承下来，一方是把鲁迅高举为旗帜，另一方则在抗战实践中履行鲁迅的精神，后者最典型的人物就是胡风和巴金。

胡风一直认为中国人身上有种被几千年封建专制导致的精神创伤，心灵有一道伤痕，这道伤痕是长期被专制政治制度压制而产生的奴隶习性，这种习性最重要的特点是不敢反抗，逆来顺受。所以，胡风就号召作家首先要高扬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首先是一个战士，才能写出具有战斗性的作品，才能克服心里面奴性的创伤。很多年轻人都按照胡风的理论来写作，写出了一批非常高昂的、具有战斗精神的诗歌、散文、小说，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七月诗派。绿原、牛汉、路翎、贾植芳等，都是七月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后来《七月》杂志停刊以后，胡风又创办了《希望》杂志，还编辑了许多丛书，于是《七月》和《希望》就成为了一个流派。胡风通过他的杂志传播了鲁迅精神，把鲁迅的精神融化到文艺理论当中，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

巴金也同样把鲁迅的精神融到自身的工作当中。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年轻作家都流离失所，到处逃难，巴金就不断搜集他们的作品，借助他所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把他们的作品集结成书，卖掉后再用稿费支持这些作家渡过困境。我曾听吴朗西先生说，抗战中他们出版作家的书从来不拖欠版税，总是千方百计为作家解除困难。有人这样说，如果抗战没有巴金和胡风，大量的文学青年也许就不可能走上文坛。巴金的一个朋友罗淑因为生孩子死了，之后是巴金把她的小说一篇一篇找来之后结集出版，否则这个作家现在可能谁也不会知道。同时，胡风还把延安年轻人的诗歌小说拿到重庆出版，扩大了解放区文艺在大后方的影响。所以慢慢地他们两个人在文坛的地位越来越高。

1949年以后，大批左翼作家掌握了文艺工作的领导权，但对于巴金和老舍两个作家，共产党是保护的，因为他们在文坛有领头羊的作用。老舍在抗战时期是文艺家抗敌协会的实际领导人，领导着整个文艺界的抗战活动。老舍其实是个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左翼作家，早年写小说还骂过共产党，但是共产党团结他，老舍去美国之后，周恩来一次一次叫人带口信让老舍回来，之后他就真的回来了，还担任了北京市文联主席，当过模范。而巴金同样如此，我自己也问过巴金，问他为什么没有走？共产党有没有做过工作？他说有过，当年夏衍要佐临带口信给他，让他留下来不要走，所以巴金吃了定心丸，知道共产党不会对他怎么样。我觉得当时共产党政权对巴金、老舍是非常尊重的，他们都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而胡风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本身是左翼作家，所以胡风没有料到将来自己会在政治上出现问题，并一直认为自己是鲁迅的传人、鲁迅最信任的人，鲁迅很多精神是通过他的努力实践体现出来，保持了鲁迅的先锋精神。而巴金则是把鲁迅那些先锋、前卫的思想通俗化、大众化。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的时候，最初讲的是每个人都会吃人，连狂人自己也意识到吃了人，所以要救救还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但按照“五四”时期的一般人的认识水平，大家所能够理解《狂人日记》里的吃人问题就是封建礼教吃人，而拒绝承认自己也会吃人，老百姓接受的是通俗化的理解，封建礼教吃人，吃人的是一种叫“礼教”的东西，跟自己没有关系。而“礼教吃人”的观念传播者是巴金，巴金的《家》其实就是把鲁迅说的吃人变成了一个礼教吃人，把自我吃人变成礼教吃人，描写封建大家庭中一个一个美丽的女性被礼教吃掉了。

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以后，鲁迅的精神被保留下来。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官方教科书把鲁迅变成伟大的“革命家”，其实在胡风的身上，也体现了鲁迅这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巴金身上体现着很深刻的自我反省。但是后来，第一个倒霉的就是胡风，那就是1955年的所谓反胡风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中，鲁迅周围的年青人中冯雪峰、黄源等都被批判了，被打成右派，萧军等人又被重新揪出来“再批判”。黎烈文、孟十还等人在台湾，也被带上了“反动文人”的帽子。所以后来仔细想想，鲁迅身边的人不是“反革命”就是“右派”，都倒下去了，鲁迅也成为一面空洞的旗帜。

巴金认识到革命后必有镇压

复旦大学教授吴中杰写过一本书叫《鲁迅的抬棺人》，说的是当年为鲁迅抬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1949年以后都变成“反革命”和“右派”，这里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周扬根本不能原谅30年代团结在鲁迅身边的这帮年青人。这批继承鲁迅特立独行风骨的人都被打倒了，唯一的侥幸者是巴金，既没有成为“反革命”，也没有成为“右派”，虽然在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受了一些批判，但没有影响他的政治待遇，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巴金14卷文集。那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周扬曾在一次文代会上一口气推出了中国五个语言大师，巴金就是其中一个，此外还有老舍、茅盾、曹禺和赵树理。

1927年，巴金看到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时候，他感觉很奇怪，为什么北伐革命胜利了，军阀被打倒了，中国人民应该过好日子了，可国民党却开始杀共产党了？为什么每当革命成功了，看到的不是欢乐，而是看到了大屠杀？1949年以后，实际上他是很明白的，革命成功后必然会镇压大批敌对势力，他早有警惕，所以他马上就屈服了。而胡风就一直没有屈服，总觉得自己是革命者，就跟周扬不停地斗，还给毛泽东写了30万字的信，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周扬是错的。结果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非但没有理解胡风，反而进一步把胡风打成反革命分子。巴金开始害怕了，他跟胡风是朋友，大家也知道胡风和巴金都是鲁迅的学生，但巴金就被迫写了文章批判胡风和路翎，于是巴金就过关了。

其实在1949年以后，像巴金这类知识分子是必须要改造思想的，巴金就先后两次到朝鲜前线去体验生活，回来之后写了很多歌颂抗美援朝的文章，慢慢地屈服于政治上的强权势力，在某种程度上，巴金内心非常痛苦。但是他太了解历史了，从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他就知道，革命一旦成功肯定要有镇压，但这个时候很多知识分子还不知道，总以为当家作主了，就应该无所顾忌，心里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结果一说话就倒霉了。巴金深知这个危险性，就把自己放低，放成一个整天改造自我的人，但是他心里面很明白，这样的做法是违背自己良心的，也违背了鲁迅这种硬骨头的精神。

“文革”时期“极左”路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老舍自杀了，胡风得了精神病，巴金既不自杀，也没有得精神病，平平安安过去了，但同时也受了很多苦，被批判，被劳改，可是他坚持下来了，他太太顶不住了，生癌死掉了。有很多人不了解巴金，觉得巴金和鲁迅距离很远，其实并不远，因为巴金太了解这个社会，鲁迅也了解，鲁迅既了解这个社会，又敢斗争；巴金了解这个社会却不敢斗争，但并不代表他内心没有是非，所以就非常痛苦。但巴金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坚韧的精神，能够忍受各种痛苦，也有鲁迅精神的内涵。

晚年巴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独立精神又一次爆发出来，他痛定思痛，觉得自己不能再沉默，于是就产生了巴金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随想录》。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鲁迅对他的影响，巴金从自我忏悔开始讲自己为什么会屈服，为什么会不讲原则，为什么不敢斗争。巴金不敢战斗是因为在他内心深处就有这个毛病，就像《家》、《春》、《秋》里面的觉新，忍辱负重、不敢抗争，却牺牲了很多善良的人。巴金对觉新这样的人写得非常好，就是因为他内心深处非常了解，自己身上也有这种东西。到了晚年，他大声疾呼要自我忏悔。很多人当时都说自己是“文革”当中的受害者，都是“四人帮”叫他做这做那。可巴金说如果仅仅是“四人帮”，中华民族不会受那么大的伤害，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我们都曾举手，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奴性。当巴金大胆站起来开始忏悔的时候，恰恰复活了鲁迅的精神。

从鲁迅到巴金，这当中有曲折，比如胡风就被打倒了；也有屈服，比如像巴金的状态，但是最终巴金通过自己的忏悔，通过一代知识分子的教训，终于站出来恢复了鲁迅精神。我把从鲁迅到巴金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精神过程，今天在我们的面前是完成了，至于这个精神以后能否成为知识分子、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就要靠我们一代代人的继承学习和发扬，靠我们后代人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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