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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遵义:亚洲经济体增长最快的时候都是一党执政

铅笔经济学  · 公众号  · 社会  · 2017-03-26 23:15

正文


作者:刘遵义 I 来源:经济学家圈

本文共计3980字,建议阅读时间12分钟。


刘遵义在《跨越2020: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阅。


刘世锦提出来五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是我想提出一些方向。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增长率会下降?有个很简单的办法,一个经济体的成长率等于所有加权投入的成长率,再加上TFP,其实你看得出来,劳动力的增长不会很快,可能已经负了,资本的增长率就是因为资本的存量已经很大了,所以成长率不可能快,全部GDP放下去都不可能快的,一定要下来。所以到了最后,可以说慢下来基本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第一点,当然中间方向要研究一下。

第二个问题,规模报酬。这个非常重要,这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也有很大的效应,在美国也有很大的效应,在香港就没有。规模报酬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算TFP都不对的。另外,规模报酬要实现的话,主要是在资本上反映出来的,因为劳动力是没有报酬的,所以只能是在基建和资本方面。所以这也是要考虑的,当然对中国有很多好处。

第三个问题,世锦主任也提到开放。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开放对中国很多好处,中国假如不开放改革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你要想到了今天,中国出口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同时也差不多达到日本的程度,也差不多达到美国的程度,美国和日本都是很低的,所有大的经济体都是会很低的,所以不能只看出口对GDP的比例来衡量一个经济体是不是开放,这个是重要的。到了最后这些大的经济体总的来说都不会受外部的冲击太大,因为主要到了最后都是靠自己内部的需求、自己内部的供给。

第四个问题,讲到所得分配。所得分配是非常重要的,你交给市场是解决不了的,所得分配政府要做种种的政策。但是我想讲一个体现,所得分配不平均,在开始的时候其实对成长有利,因为你的储蓄率就会增加的很快,但是到后期需求就赶不上了,因为只是一些很有钱的人在上面赚钱,下面没有钱消费,带不动消费,所以所得分配到现在也是一个大问题,做得好可以增加中国的总需求,民众大家也会很欢迎,因为它有这个特点,有钱人是储蓄率最高的,要了解这一点。常常讲“只是资本家才会储蓄”。

第五个问题,政治方面。这个我没有太大的想法,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一直都是在执政,1978年改革之后一直都朝这个方向走,所以就有一个很大的持续性,这个是重要的,同时他要有能力,要干什么就要干什么。美国奥巴马总统可怜得很,他要干什么国会就不让他干,所以是有很大的问题。这是中国的优势。你回头想,亚洲所有的经济体发展,日本、香港、台湾、南韩、新加坡,他们大部分最快成长的时期都是在一党主政的时期,这是老实话,所以有很强的持续性,也有能力推动,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也是中国的优势,所以这个也可以研究。

我们达到小康社会之后应该怎么干,怎么样走下一步,我现在就提出几个方向我的看法,也是在2020之后应该有什么值得做的。

第一,我们其实要了解两只手做事。为什么两只手呢?这个市场是无形的手,政府是有形的手,其实真的要两只手携手合作才能做得成功,时间不够我不讲太多。你说现在我们要去产能,去产能其实最大的障碍是在地方政府方面,这个不是市场能解决的,市场能解决的早就解决了,除了市场要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中央政府也得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僵尸企业才能消掉,你给地方政府他一定不愿意干,你让他破产,减GDP,有人下岗,他绝对不会干,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怎么样维持呢?中国维持的办法就是用地方保护主义,大家知道这个在中国来讲原则上是完全不合法的,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在做,你有地方保护主义的话市场是发挥不了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两只手往前走。同时,中央政府要维持市场有一定的竞争性,因为企业做生意的人都想自己做寡头,因为那个赚钱容易,要么就是大家来勾结做一个联合。维持竞争只能是政府的责任。

举个例子,假如当年美国的IBM不是为政府有所限制的话,可能今天就没有苹果,这个很现实的,做生意的人一定是想寡头,因为这样好做,钱赚得多。所以一定要双手。所以,分权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不一定是好事,其实是需要再集权。

另外一个例子,在法院方面,我最近看中国法院开始在省里可以跨行政区域的,这也是一个好事,为什么呢?法院就可以避开地方政府的影响,所以分权不一定是好,所以这个也要好好的考虑。所以总之,有形手、无形手要合作。

另外,比如说要扶贫、脱贫、清理环境,这些都不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公共消费品绝对要政府牵头的,但是公共消费品又正是我们增加总需求主要的源头。早上很多人讲,你要清洁空气,很多发电厂、工厂都要改造,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总需求的源头。

第二,适当增加总需求。中国其实供给不是问题,现在供给是新增的产能要走到有用、有效的地方,因为钢铁、水泥什么东西都是过剩了。所以,其实需要的就是维持适当的总需求,生产不是问题。需求方面什么地方可以增加呢?出口已经是达到一个地步不可能增加,世界贸易也在下降,制造业投资也不行了。住房除了在一线城市里面其实也都是大量过剩,因为这个投不下去的,再投下去是重复浪费建设,所以什么地方可以做呢?因为当时看准公共消费品,公共消费品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够把收入的差距缩小,什么道理呢?因为你很有钱,你呼吸的空气跟我呼吸的空气一样,你喝的水跟我喝的水一样,其实这个是真正能够把实际收入的差距拉小,你能够治理雾霾我觉得是全北京的人都很高兴的。

我们总需求是要维持,能够维持的话,我觉得6%左右的增长不是问题,维持不了就很难说了。我也不赞成再去做一个很大的投资动作,因为再投资也是浪费掉了,不要做了。

第三,降低收入不均。小平先生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到了2020年应该让大家都富起来了。怎么样做呢?我想要开始考虑个人所得税,我个人赞成是做一个全面综合递进的个人所得税,全面综合是什么意思?就是所有各种不同的收入加总,再来一个递进,因为现在其实最不公平的就是说,你是雇员一年赚四五十万人民币,你的边际税率就是45%了,很高。你的老板他不拿薪水,他只能股息,他的税率是20%。我觉得这个完全不公平。所以如果真的加总的话,可以把这个45%拉出去,不需要太早。其实你赚50万我觉得20%也够了,这样的话社会就会更公平。

另外,还有资本增值税,尤其是对短期的可以加总,这样就更加稳健,不会有太多的投机活动。另外要做得好的是社会安全网,2020年让全部人都脱贫这个对,但是贫穷是一个相对的指标,不是一个绝对的指标,可能有很多人也觉得自己贫穷了,所以这个也还是要做的工作。

第四,我们这个社会是老化的社会。老化的社会要做什么呢?第一我们应当把退休年龄延后,因为不延后有个问题,我们做事的年份比起退休后的年份后面太长了,做事的储蓄不够支持你退休后的储蓄,我们现在的退休年龄据我了解是1950年定的,男的60,女的55岁,当时据我了解男性预期寿命是62岁,所以你退休之后养你两年就完了,现在预期寿命差不多达到80岁了,好像是78、79左右,这个差得很远的。同时大家也很健康,我72岁了。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对55岁以上的人让他选择,你喜欢60退休可以,你喜欢65岁退休也可以,就是新办法、旧办法都可以,男士一律65岁,女士就55岁也可以到65岁,如果她需要的话,但是55岁以下的人一刀切就算了。我觉得这样一来,同时也解决了所谓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因为很多人60岁还可以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一孩政策已经取消了,但是真正要那个对我们劳动力有贡献的话是起码20年以后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要做。你这样做了之后就变成做事时的年龄拉长,我们退休年龄之后的储蓄就可以够了。当然我们社保系统要改,我觉得应该是作为一个全国统一的系统,让大家能够到处流动没有问题。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不然的话做不起来。

第五,降低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要做的话有两个不同的工具,第一个就是降低杠杆率,比如你买股票,假如说他说杠杆率只有50%,跟有10%是差很远的。我觉得杠杆率是一定要利用的,要降低。我觉得杠杆率的时候有个办法是可以用的,就是说你改变的时候不要追溯以往,只是向前。这个是什么道理呢?你以前买的,比如说可以杠杆率90%,我现在改到50%,你以前买下的不动,不需要改,新买的要动。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们也不想把这个泡沫挤破,只是不想这个泡沫太大。这样一来,假如本来是90%现在变成50%,他肯定要卖,这个泡沫肯定会马上破了。

另外一个当然是税了,你把短期的资本增殖税率提高一点,鼓励大家长期持有资产,这个我想也是减少爆破泡沫的机会。当然政府应该加快公司上市,因为中国来讲企业杠杆率很高,为什么高?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有些等了七年。假如你能让多一些企业上市,或者多开一个交易所在重庆,其实真的是杠杆率会降低,资本率会提高。

我最近刚刚看到一个消息,中国有些企业开始增加股息了,这个也是我鼓吹了很久,现金股息,现金股息的好处是政府会多拿钱,家庭多消费,最重要的是把这个股息发出去,企业就不能再不务正业,很多企业钱太多,就不做主业做其他东西,现在把钱分出去再做时还是要经过一个审查。


刘遵义简介:


1944年12月出生于贵州遵义,籍贯广东潮州,后移居香港。他的外祖父是已故中国国民党元老于右任 。刘遵义在计量经济学、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特别是东亚经济研究方面成就卓著,被誉为世界级经济学大师  。早在1966年,刘遵义已建立第一个中国计量经济模型,是东亚经济发展动力论点“流汗多于用脑”的最早提出者 。


1964年取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及经济学理学学士学位,并先后取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1966年起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经济系,1976年晋升为讲座教授,1992年出任该系首任李国鼎经济发展讲座教授。1992年至1996年,担任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的共同主任(Co-Director)。1997年至1999年,出任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主任。2006年获斯坦福大学颁授李国鼎经济发展荣休讲座教授衔。


2004年至2010年,刘遵义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现兼任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 。2010年至2014年任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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