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路易十六到戈尔巴乔夫，从威廉二世到巴列维，政治风险的迅猛程度与失控速度远远超出决策者和观察家的预料，所以，预先洞察政治风险，并理解其中的具体内涵，乃是决策者处置重大风险过程中最重要的素养。
笔者阅览古今中外革命史，最大的感受就是，治乱交替的不可控及不可预见。即，当寓意着重大政治风险的事件降临的时候，那些身处其间的人，往往根本想象不到其中的后果。
1788年，当法国财政危机走到尽头的时候，路易十六和他的大臣们决心召开三级会议，没有什么人，能够意识到法国的专制王权只剩下不足一年的寿命——当为了解决财政问题而召开的三级会议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这实际上意味着那些对绝对君主权力最不满的精英们突然有机会聚集在一起，并拥有了合法地位来展现他们的号召力了——在1789年的法国，只有塔列朗准确预见了这种重大风险。
我法国大革命的史料看了不下百册，最终不得不承认，路易十六和他的廷臣们没有一个能够预见三级会议的后果是什么，这也表明，当时法国的统治精英并没有预见重大风险的能力——与之相应的是，巴伊、米拉博和拉法叶特这些革命初期的领袖们也不曾预知后续不可避免的对抗和自身的垮塌。
法国大革命史表明，重大政治风险是很难预料的——到底怎样的事件将产生怎样的后果，除了塔列朗和俾斯麦这样罕见的人，大部分人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理解其中的影响，所以在大劫难中，他们的命运往往逃脱不了毁灭。
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垮塌同样如此。
1977年12月31日，美国总统卡特结束完对波兰的访问后，来到了风平浪静的伊朗，这位白宫主人根据情报部门的汇报和布热津斯基的分析，认为“由于国王巴列维的卓越领导，伊朗在多事的世界中无异于一个真正的安全岛”。但事实上，正是从1978年1月初开始，伊朗的局势开始慢慢失控——一场因舆论战而加剧的骚乱点燃了整个国家。
在1977年，没有任何一个情报机构、任何一个伊朗政治观察家，能够预见到巴列维的灰飞烟灭。强大的国家机器，举世无双的军队，雄厚的经济成就，在突如其来的风暴面前被扫荡一空。而霍梅尼，这个伊斯兰世界的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竟然掌握了波斯民族的脉搏。
政治风险是难以预料，难以防范，这不仅仅是因为真正的政治学是一门只有黎塞留、塔列朗和俾斯麦才能够掌握的思维，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往往存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定律。
看似强大的旧秩序在革命风暴面前，并不是一块强壮的木板，即一个点的破碎仅仅只是破碎一个点，事实上，旧秩序是一块看似坚固的玻璃，只需要一个点失控，就会引发失控性的传染，这就使得旧秩序的统治不能不僵硬，不能不将全部的精力用于每一个点的失控。
面对这样的困境，即便是伟大如梅特涅亲王，也终究在这种趋势面前战败。一切恰如他自陈：
“我若早生二十年，则可以尽情享受旧制度的美好，若晚生二十年，则可以扮演一位世界改造者青史留名，然而，命运却把我生于这个旧制度没落但依然有力，新思想成型但不够强大的过渡时代，逼迫我去扮演一位无论多么强悍都注定失去未来的反动政客。
我理解自己命运和时代，不幸于我何？不朽于我何？”
历史让每一个拥有使命的人，经历不幸，迎接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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