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妮：眼下的中国，最焦虑的是年轻人

文 | 王小妮

去年夏天，因为《上课记》的再版，我约了已经毕业的十几个学生写写离开大学这几年的感受，十天要交稿，催得有点紧。

起初我有担心，他们都刚工作不久，早出晚归，恐怕很难挤出时间写点什么。没想到他们应承得很痛快，随后就有文字发过来，比想象快多了。

我想，他们正是有话要说呀。

这些文字都收在新版《上课记》里了（个别有删减），读者看书的时候，不会有和我相似的感慨，因为我和他们每一个都曾经熟悉，不过几年的时间，他们的文字变得务实，有内容，明显少了辞藻和大话空话，多了非常具体的选择，困惑，疑虑，大家都活得不轻松。

几个月后，拿到印好的《上课记》，一段一段再读新增加的部分，好像他们一个个轮番坐到对面来和我说话，有时候，我们之间只隔着冒热气的茶杯。

再细读他们的这几年，多坎坷多波折，白纸黑字正低声又执拗地印证那个说法：眼下的中国，最焦虑的是年轻人。

我想我不能就这么沉默以对，得跟他们说点什么，可说什么呢？

常常放下又想起来，一拖过去了两个多月，那种面对面的静默无语和咄咄对视，一直没法儿从脑子里清除掉。

春天了，如果必须说话，该说什么？

▍1.你相信未来吗？

几年前一次诗歌课上，一个男生走到讲台前面来，他说，他每天一大早都会跑到学校的大草坪，大声背诵食指的诗《相信未来》，一口气背十遍。

那天，他当着众人走到台前的步伐和神态，应该就是很多人最渴望的“满满的正能量”吧，器宇轩昂的，像是对着几十个同学发布他的个人宣言。

大学生容易被这种情景打动，大家很热烈地给他鼓掌。

现在，这个班毕业快三年，不知道这男生在什么地方做着什么工作，是不是还会每天早起背《相信未来》给自己鼓劲，又是几年过去，那个未来离他近了吗？

未来，它究竟在哪儿，谁能确切给出它的方位，测量得到它和一个人之间的准确距离，找得到只通往它而不走冤枉路的捷径？

这是谁也回答不了的。

未来是个空洞的概念，它标示着不具体，遥不可及，没有边际可循。所以它外表昂扬向上或者叫很“正能量”的背后，更接近一个常用常新的托词和自欺欺人的延宕。

一个人可以认为今天和眼下似乎不那么重要，反正远方总有未来在。

曾经有个大一女生在下课路上问我：老师你相信未来吗？

我说，我不信。

她说她信。

随后她又补充说：我什么也没有，只有拼未来。

这话我一直记着。

越年轻越两手空空，越容易被“相信未来”的承诺所鼓舞。前面的路途还长，太多的未知和变数，对那个看不见的“远方”他们能做的好像只有向往期待，一厢情愿地把那个远大的未来和自己联系起来。

最初看到包括《相信未来》在内的朦胧诗，我在上大学，大约是1979年年末，那时候的我会被“相信未来”鼓舞吗？好像没有，好像对类似的高调口号，经历给了我免疫力。

我是七七级大学生，在乡下插队三年后进大学。在乡下干活的时候最理解未来的不可知，每个明天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会下暴雨吗？会传出招工招生消息？队里的耕牛能不能陷进烂泥里，运气好就能杀牛分牛肉吃了。

正是那三年，让人知道了，只有看得见摸得到的才真实可靠。腰酸背痛，困累饿冷，哪一样都不含糊，都无比真切，全要自己顶着，没有任何人能帮忙分担。

拖着无比沉重的腿从玉米地里回来，谁要是背一段《相信未来》，挨骂是躲不了的：装什么装，缺打了，还是欠揍了，扯什么未来，未来是个啥，顶吃还是顶喝？

▍2.《相信未来》的由来

偶然看见电视里几个跳广场舞的老人在争话筒，齐声背了一大段《相信未来》。

一首诗在公开传播以后，谁都可以喜欢可以背诵，可以衍生出励志版甚至搞笑版，可以随意脱离诗人最初写它的情景，不问这首诗是怎么被写出来的。

食指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过：

“相信未来”是写在火红的1968年，源于一个来自朋友的传说：王东白说，朗朗（张朗朗，著有《宁静的地平线》）逃往外地之前在他的本子上“歪歪斜斜地”写下“相信未来”，“相信未来”正合我当时不好的心情，原来还想写“用孩子的笔体歪歪斜斜地写下相信未来”，后觉字太多了，不合节拍。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

相信未来。

这心境是非常凄凉的。曾经有一段高亢的句子，删掉了，而直接转向了低沉的：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用孩子的笔体则是充满向往，但却是不着边际的，这才符合当时的情况”。

这是这首诗的缘起。

食指很明确地说它是凄凉的，低沉的，是孩子般“不着边际的”。

早在写出《相信未来》之前，还是个中学生的食指已经经历过一次人生的凄凉和低沉，在他的长篇回忆录《生活创作大事记》中他有写到，在1963年，中考发挥失常后，他去函授学校补习准备复读，他的班主任老师要求他在学校“反修防修”反对“自来红”的思想教育活动中，做揭批自己的典型发言，要求他痛批自己爱看外国小说，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虽然只是个中学生，食指也很清楚，“资产阶级思想”这顶帽子太沉太大，绝不能自己给自己往头上扣，他的反感和抗拒得罪了班主任老师，随后，老师联合了团干部开始整他。

食指说被“整得很厉害”，他一冲动，提出退出团组织。这么明目张胆的对抗造成的压力，使这个中学生承受不了：

“曾在一天夜里走到复兴桥上，想投护城河自杀，前思后想，最终获解脱”。

想到放弃生命的食指一个人在深夜里徘徊，一直犹豫到天快亮，桥的另一侧出现了从乡下进城拉粪的马车，马脖子上挂着的清脆铃声搭救了这个要跳河自尽的年轻人：

“马铃声将我从黑暗中唤回。”

谁能预测拉粪车马铃声有那个力量，食指的心情忽然变得“和阳光一样灿烂”，他的得救又神奇又快捷，骑车离开纠结了一夜的复兴桥，他还想出了四句诗：

喜逢朝阳送，清风款款从。飘然辞嚣市，田园育乡童。

这是1964年底或1965年初的事情，食指16岁，比写《相信未来》早了好几年。

后来，这个中学生的“负面”档案始终像阴影一样，跟着食指去当兵，又跟着他退役，直到渐渐丧失了威慑力。也许正是这段在马铃声里获救的经历让食指非常清醒：“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其实是不着边际的。”

也就是说在励志版的《相信未来》背后，其实潜伏着一个不相信版的《相信未来》。

凡是热心高调宣称相信未来的，常常是在完成自己的内心需要，向人生的不可知发出茫然的示威，是在自我暗示，管它什么狂风骤雨，我是有未来的。

其实，可能只是你往眼睛里装进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东西：未来。

▍3.什么才可信赖

我的一个学生从南方去北京，刚开始借住在远郊亲戚家，找工作四处碰壁，遭遇各种冷漠，让她心存感激的是一个老板在面试时和她闲聊了几句：

老板问：来北京去过什么地方了。

她说：天安门。

老板又问：感觉北京怎么样？

她回答：大。

这对话太平常又太简单，可她的感受完全不同：“第一次，面试时有人跟我聊天，我感觉到了信任和关怀。”几天后公司通知复试，她说，她是蹦着去的。

后来，这个老板给了她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亲自带她去办公室，把她介绍给同事们，她被激动得眼泪打转，因为“大家都冲我笑，拍着手，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不过是表面上看来很普通的闲聊，微笑，拍手，却触动了一个北漂的年轻人。

常常是那些离我们最近的，能被我们感知到的，细碎的转瞬即逝的片段，才真切实在，抚慰人心。一阵风一道光一棵草一朵花，远比高声背诵的“未来”信得过。尽管对另一个人它可能微不足道，简直什么也不是。

谁能体会到那其中的美妙，谁能幸运地感知近在前后的一瞬间的碰触后所发生的，谁就拿得生活里自有的正能量。

春天来了，野花会开，溪水会暖，即使一辆拉粪车，拉车的马也可能被拴上铜铃铛。

生活拿这些微小到不值一提的事物填充补偿我们的日常，用心弥补无数人的无力无望，我们得更主动地去感受它，俯身留意和体会那些毫不起眼的细节，不要让这很可能唯一的细碎的美妙溜掉，不再好高骛远，把自己寄予给完全不可控的未来。

人生苦短，我们能做的不多，这个最便捷容易了。

本文原标题《真值得相信的，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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