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人的成长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塑造，这个环境，主要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人又具备两种特别重要的能力，一种是模仿和学习的能力，一种是共情的能力，这两种能力使得我们能够被环境所影响，反过来又影响环境。本文将从以上最基本的两个能力，结合自身经历，来探讨歧视和反歧视的形成和发展。
本文原题《
为什么反对歧视
》
嗯，面对这样一个大问题，毫无疑问，我可以利用自己的心理学背景，轻巧地写出一篇引用八十篇参考文献的五千字综述。可是，我并没有打算这么做。我相信，随便谷歌一下关键词，应该可以在英语世界搜到一打关于这个问题的高质量说理文，只要你有意愿和能力去阅读。而本文来个反其道，只想从一个非常朴素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而且尽量不涉及学术理论，它会是一般人最能理解的一个切入点。
人的成长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塑造，这个环境，主要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人又具备两种特别重要的能力，一种是模仿和学习（一般意义上的learn，不是更具体的study）的能力，一种是共情（empathy，同理心）的能力，这两种能力使得我们能够被环境所影响，反过来又影响环境。在本文里，让我们抛却掉先天的预置基因、人脑的各种高级认知功能和后天习得的各种关于歧视的社科知识（这些毫无疑问都会影响一个人对歧视的认知和态度），仅仅从以上最基本的两个能力，结合自身经历，来探讨歧视和反歧视的形成和发展。
我是怎么成长为一个反对歧视的小盆友的呢？在我的记忆里，读小学之前的时光都是快乐的，或者说那个时候心智还没有发展到对歧视相关的现象有感受的程度，于是，我能追溯到的我反歧视的起点，始于上小学这一社会化过程的起点（幼儿园学前班对于社会化的贡献实在太低）。
小学一年级，随机分班，班主任把那些家里有关系和送过礼的同学，安排在教室里最中心的座位，在课堂上也和他们互动最多。然后我深刻地记得有一次，语文课上讲大概是《春天来了》之类的课文，班主任指着课本前面的彩页提问，为什么画中的土地有些颜色深有些颜色浅呢？我不知道我是根据哪里的经验或知识来源，反正我一看就知道了答案。我抬头看了一眼，发现班主任只把目光聚焦在她身边最中心的那些座位，可是那些平时回答问题很活跃的同学却没有一人举手。我也没有举手，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心理活动：“坐在后面或边上的同学肯定有不少知道答案的，但是因为得不到老师的关注，所以他们不愿意回答。如果我将来当了老师，我一定不会这样区别对待自己的学生。”（我相信此处很可能含有日后不断自我讲述时的记忆变形，但基本面不会错。）
——这里的朴素道理是，因为我受到了歧视和由此带来的不公正待遇，所以我不认同并且反对这样的做法。
小学二年级，身为好学生和乖孩子的我，自然没受过老师无论言语上或身体上的惩罚。但我清晰地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学大概是上课调皮，被脾气本来就火爆的数学老师拿着竹条教鞭上去就是几鞭子，还把那位同学拉到教室最后头面壁，完了她还说了一句，“你这样的差生就是欠扁。”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作为动词的“扁”的用法（我们的方言里好像不用这个动词），那个场景和那句话都让我感到不舒服，我觉得老师这样当众羞辱一个学生是不对的。
——这里的朴素道理是，当我看到别人受到歧视而感同身受，我会认为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
小学三年级，风水轮流转，重新分班，班主任正好是我爸一个好朋友的妻子，对我自然是照顾有加，于是心理学上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出现在了我身上。我从一个不怎么爱举手回答问题的好学生变成了非常踊跃回答问题的好学生，这样的曝光率加老师的持续表扬引来了同学们的认可，以至于在半学期后，本人经历过的生平第一次竞选中，我以仅有三人弃权或反对的高票当选班长。然后班干部中午要值日嘛，督促大家午睡，有一次，我的一个好朋友看见是我值日，故意在下面捣乱，于是我把他的名字挂在了黑板上，写完名字全班哄堂大笑，原来，我误把他的名字“京园”写成了“京花”，他感到很难堪，我也很不好意思，我大概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权威，没有改掉这个笔误。但我真的非常过意不去，事后跟他道了歉。
——这里的朴素道理是，当自己有意无意地对他人造成了歧视时，不仅别人难受，自己也难受，主动道歉是消除双方难受的有效方式。
小学四年级，新换的数学老师大概是把我当成她儿子一样在宠爱，以至于有一次，我因为功课表现特别好，她竟然在放学之前，当着全班同学以及教室外那么多家长的面，直接把我抱到了讲台前的讲桌上站着，要知道讲桌是班级里最神圣的位置，就连《死亡诗社》里无论老师还是学生，也只是站在课桌上啊。那种万众瞩目的崇高感我至今想起都还脸红，毫无疑问，在那样一个时刻，我有过一种满足感，但我也清晰地记得，我更多的是不自在感，我不认同应该用这样过度的方式来表达对某个学生对偏爱。
——这里的朴素道理是，当自己主动或被动地处于了一个不平等情境中较有利的一端时，要意识到自己的受益可能是以更多人的受损为代价的，其中有一些并非自己应该得到的。
小学五年级，小伙伴们开始进入青春期了。我的一个发小，因为他的爸妈个子都比较小，所以他从小就担心自己长不高，对身高问题也很敏感，我自然也从来没有碰触过这个话题。因为他比我大一岁，也就先于我开始了发育，没几个月，一直比我矮的他突然就高了我几公分，然后他就特别高兴，老是在我面前显摆他比我高，我心里当然不舒服，但也从来没有因此指责过他。等到第二年，发育了的我又超过他的身高时，他自然是没话说了，而我甚至连反讽都没有表达过，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
—这里的朴素道理同一年级。在此更具体地可以指出，我们不应该基于一些先天就存在的差异施行歧视，这些差异不是当事人可以选择的。（但不是说对待后天的差异就可以歧视，这一点比较复杂，难以在此非学理地阐述。）
初中一年级，与市长和副市长的儿子同班。说白了，这个班就是学校专为俩儿子打造的最强阵容，而能进这个班的都是关系户。以至于这班上设置了多如牛毛的班干部，小到收作业的组长都是每门课设一人，我就是个数学小组长。这样一个班就是这个社会的生动缩影，能不能当班干部主要靠关系。好在大家都是小盆友，平时交往都很自然融洽，再说干部跟成绩又不是线性正相关，所以也不至有什么实际影响。事实上，大部分同学表现都很正常，唯独两位市长的公子时不时会表现出骄横跋扈的一面，再有就是教导主任的儿子性格上也有点邪。再回想一下，从小学到高中，真的遇到了不少这样的同学，因为家长是校领导，所以性格上会有霸道的一面。我当时就跟自己说，如果我将来怎么出息了，我一定不能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一个有着这些性格缺陷的人。
——这里的朴素道理是，包括歧视在内的很多不良性格和态度，很大程度上都是后天环境塑造而成的。
初中二年级，班上有一位长得很黑的女生，事实上这位女生小学二年级还跟我同过桌，按说多年来也没人因为黑而嘲笑她，至少没有太过分的举动。不幸的是，大概是青春期普遍被压抑的荷尔蒙以某种扭曲的方式作祟，市长公子盯上了她，觉得她又黑又丑，然后就有一帮跟着市长公子玩的男生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的行为越来越过分，从背后的嘲笑转为公然言语侮辱，有一次副市长公子直接拿只天牛放进了她的课桌里。除了个别女生，没有人站出来维护过她。直到最后老师知道了，才公开批评并终止了这场持久的恶作剧。我毫无疑问同情她，但我没有站出来过，倒不是因为权力因素，而是承受不了可能的后果：受到占班级主流的一帮男生孤立，何况其中包括市长公子在内的大多数都跟我关系不错。（顺带想起，班上还有位长得很秀气的男生，时不时也会被大家调戏，但总归没有过火，而我最后知道他的消息，是他在大学里跳楼自杀了。）
——这里的朴素道理是，看到别人遭受歧视，我不仅会感同身受，还会因为自己不能去反对这种歧视而感到内疚。
初中三年级，数学老师常常让我们这些数学成绩很好的同学给那些数学成绩很差的同学辅导功课，这时，我就在践行小学一年级的那个想法了。别的同学讲题，都像是在交差，更别提有的同学表情上就显得不愿意跟成绩不好的同学接触。他们巴拉巴拉几下子就把一道题讲完了，也不管同学听懂了没有，反正替他把题目解出来了就行。而我去讲题，一定是非常耐心地循循善诱，我要达成的目标是，最终你是完全凭你的理解一步步解出了这道题，从中获得成就感和信心，而我只是给予必要的点拨。
——这里的朴素道理是，尊重并善待他人，自己心里也踏实。
高中一年级，关系户时代结束，我因为数学成绩好而做了数学科代表。科代表最累的工作就是收作业，因为各组组长只管按时交作业的，剩下没按时交的都是我一个个去催。渐渐地我就发现，很多同学之所以作业总是迟交，是因为作业量太多了。对于成绩好的同学而言，因为做得快所以没感觉，但对于成绩不好的同学，每一题都要花更多的时间，合起来就慢了许多。看到这样的情况，我给数学老师写了满满两页的一封信，夹在作业本里交上去了，我的建议是，作业布置太多，导致一些同学无法按时完成，最后不得不抄作业反而无益，应该删掉一些考查点太相似的题目。第二天晚自习时，数学老师把我喊了出去，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之后，他走进教室，向全班同学道歉，并鞠了一躬。我相信，很多同学如今早就忘了那些代数几何公式、甚至也未必对这次道歉有太多印象，但是这位老师的好名声留在了他们的脑海里。
——这里的朴素道理是，虽然有很多事情跟自己毫无关系，但不妨试着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的难处，感同身受之后去帮助他人改善处境。另外，及时承认自己的错误，会赢得他人的尊重。
高中二年级，新来的语文老师是刚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年轻人，思想是比较激进的，因此常常在上课时说一些言论。我当时因为常常读报的缘故，已经形成了初代价值观，总体上是偏保守的，为此还给他写过一封信，此事不表。他的这种“启蒙”还是起到了作用的，有一次讲评作文，他就特地选读了一位女生的议论文，因为她关注到了学校门口城管驱逐小摊贩的事情，对小摊贩予以同情。老实说，我当时虽然常常在报纸上去了解一些远方的、宏大的社会事件，还就真没有关注过身边的社会，比如她看到的城管赶人，我就好像从未注意过。
——这里的朴素道理是，他人讨论和展现的反歧视的经验，也可以成为我的间接经验，并触动我去直接关注这方面。
高中三年级，数学老师换成了全校资历最老的特级教师，退休返聘的，老人家脾气特别不好，而我仍然是科代表。结果有一回，他在课堂上讲题目时突然发起了无明业火，我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他的发火对象，他用非常难听的一些话骂了我，全班目光都向我涌来，而我只好保持镇定。下课之后，好朋友都跟我讲，如果是他这样遭骂脸上肯定挂不住，说不定就当场干上了。我说，算了算了。结果第二天，老人家特地在一次课间来班上把我喊出去，私下跟我道了歉，说不要因此影响复习备考。
——这里的朴素道理是，跟小学三年级那次类似，但换了个位置，有些情况下，在自己遭遇歧视时予以必要的宽容，对方会认识到错误并加以改正。
自进入大学以来到现在，可能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接触的人素质也普遍很高，仅就我个人的经历来回顾，好像还真想不起自己遇到过或目睹过什么歧视的发生（唯一一件擦边的是在纽约地铁上遇到一个疯黑人妇女不具体针对谁地骂chinaman，没人理她）。于是要说一个贯穿一生的问题：外号。我大学之前用的名字是我爸取的一个生僻字，99.9%的人不认识，剩下0.1%是语文老师，但他们也是开学前一天查过字典以便于第二天给学生露一手。于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由老师念错名字而引发第一个外号，一直到高中，大概我一共有十几个外号。这其中有正面的、有中性的，也有带着负面意味的，有我能接受和认可的，也有我不喜欢的。但不论是哪种情况，我是个有名有姓的人，我还是希望你喊我的名字啊。
所以差不多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我就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从不喊身边的人的外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