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伯牛，历史写作者，著有《战天京》《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等。
该看的书一本都不能少，该抱有的同情一点都不能狗血，该做的考证每个地方都不要含糊，这个就是所谓的技术的训练。但是你把这些东西全做完，我也不敢说这就是所谓历史的真相，这个只是我看到的一场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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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一席与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历史的一些看法。
现在有一个词叫“吃瓜群众”，我的历史观就是看热闹，这个“吃瓜群众”特别符合我的史观。但是吃瓜群众看完之后一般是发一条微博，我吃完瓜之后可能会写一篇文章，甚至是写一本书。
前几天在微博上有个网友给我发了一个私信，这位网友是学历史的，应该是今年秋天做研究生。他想做的是中国革命史，尽管很多本科的同学对这个课程不说反感吧，至少不会觉得它特别有意思，但是如果真的进入到党史或者现代史的研究，也会是一个非常有趣味的事情。但是这位网友不是问我具体怎么研究革命史，他问我做学问、进入治学的道路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种问题非常难以回答，但是我那天正好夜里看到这一条私信，我就给他回了，非常认真地、坦诚地，而且我认为是非常到位地给了他一个回答，我说最重要的是开心。我是真这么想的，虽然这个词经常出现在香港电视剧里面，但是我认为这句话非常重要。
前一阵我又出了新书，然后就做了一些访谈。其中有一个访谈是一个朋友做的，那个题目就类似于“你是怎么走上这条研究清史的道路”这种话，一般都是说“你怎么走上犯罪道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最开始我并不是要研究历史，最开始我只是一个很单纯很朴素的想法，觉得读书非常快乐。
最开始我是读龚自珍的书，那个时候就像今天的粉丝追明星追偶像一样，觉得这个人太牛了、太棒了。读了他的诗和文章，非常佩服，而且让人感动。那么接下来的行为就跟今天的粉丝没有什么区别了，除了要看他的作品，还需要了解他最喜欢什么颜色，最喜欢吃什么菜系，最喜欢看什么电影；有没有女朋友，有没有男朋友，他的父母怎么样，他的子女怎么样，他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跟江湖上有什么恩怨——就想把这一切都了解清楚。
那要了解这一切很简单，你就要读非常多的书。他自己的书你要看一遍，他朋友的书你要看一遍。他是一个清朝的人，我如果要了解他的思想、他的行为，又不可避免地需要去了解清代的制度、文化，包括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稀里糊涂就读了很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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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行书《珠镜吉祥龛心课册》 国家博物馆藏
严格地说那个时候我对他了解得还是比较多，但是有的时候，你对他的行为了解得多其实还不够，就像谈恋爱一样，得到了TA的身体还想得到TA的心，但是得到他的心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首先你要知道他那颗心是怎么长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那思想史、学术史这些东西你又得去了解。你不仅仅要读他写的书，还要读他看过的书、他听说过的书，包括在他那个时代流行的一些畅销书，什么样的书不那么畅销但是对他又有影响，你就要把这些东西全部过一遍。
如果说我是怎么走上研究历史的道路，我觉得就从阅读开始，我就从那一天开始走上了这个道路。
很多时候人家认为你写历史书，你研究历史，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史观？这就像你讲了一个段子给别人听，讲完之后他就问你，你这个段子笑点在哪里？这种人最讨厌。我一般回答说没有什么史观，反而问这种问题的人他有很多史观。他会把我写的故事看一遍，然后给我分析一遍。他说你看这里面，如果曾国藩如何如何，如果洪秀全如何如何，如果孙中山如何如何——假设了一遍，然后一直讲到今天。他的意思就是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今天就不是这个样子。
我后来听明白了，我说你们这不是要什么史观，你们这是属于算命的那一套。因为你们总是认为历史有一个规律、有一个目的，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必然性。我说你三四十岁了，你想想自己的一生有没有太大的必然性呢？你活到今天这个样子真是每一步都是那么必然的吗？父母生下你难道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一个人尚且如此，几千万几亿人组成的一个国家到今天这个样子难道有那么强的必然性吗？
当然这种问题对方肯定是回答不了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好像也没有太多人能回答得了，如果能回答得了的话，我们就会有一种统一的史观。
早期有人给我写书评的时候就讲，说谭伯牛这个书还可以，它有点像《万历十五年》；又有人讲我的写法有点像唐德刚。《万历十五年》虽然是一个专业的史学著述，但是在舆论界也非常有名气，最主要的是因为它流畅优美的文笔，这个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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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就读于南开大学时的黄仁宇
但我要讲一下，它的文笔这么优美流畅并不是黄仁宇的初稿就是这样。那个时候中华书局接到书稿之后，让社科院文学所的沈玉成先生给它润色，如果把黄仁宇先生的初稿和润色稿放在一块看，你们就知道润色的功夫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沈先生加入的文学修饰，那本著作估计行之不远。
黄仁宇先生不像我，他不是看热闹的历史观，他是有历史观的，叫大历史观，叫数目字管理。但是那个大历史观其实很简单，如果要总结的话，他的大历史观就是对近代史的一个认识。就是说国民党用北伐和抗战解决了中国的高层结构的问题，共产党用土地革命解决了基层结构的问题，再在七八年之后，大陆政府用已经整合好的高层与低层，重新带领中国走上一条向往民主、自由、法治的道路。这是他的大历史观，为什么呢，因为整合了高层结构与低层结构之后，才能让中国进入一个可以进行数目字管理的国家，这就是黄先生的史观。
唐德刚先生的文笔非常风趣生动，但是他也有史观，他的史观叫“历史的三峡”。就是说中国从秦代开始一直到辛亥，就出现了三种制度：封建、帝制，然后要进入民治。但是从1840年近代史开始，帝制转向民主政治的过程非常长，有很多反复。按他的算法，要200年，也就是要到2040年才能够完成。如果说史观都能把具体的年月日算出来，就像我刚才开玩笑讲过的，那就不知道是史观还是在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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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左）与胡适
我没有什么不敬的意思，我是认为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喜欢历史，除了看学者写的那些书，尤其吸引人的是那些生动的、描述得非常好的、很具有文学性的历史作品。但是大家看了之后总是有一个疑惑：你讲了前面这么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的历史，那你告诉我明天会怎么样？
其实不要说读者，作者自己也不知道。但是这个东西一定需要，不能说我看了这一本书我对未来毫无展望，对过去也没有深刻的认识，那我就会觉得时间、精力和金钱花错地方了，这是一种普遍的欲望。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黄先生、唐先生，他们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史观的问题，多多少少地安慰一下你：我给你写了这么多，你看完之后还是一脸茫然，觉得有点失望，为了不让你失望，我告诉你这个历史虽然很复杂，但是它有它的规律，而且还有它的方向——这是大众史学甚至专业史学里面都出现的史观，为大众所知的。
还有一种史观是跟政治有关的，不要听到政治就害怕，因为我们政治部门无所不在，我们的家庭之中也有政治，也有权力。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两个人谈恋爱，总有一个问题萦绕不去，不管是这个男的要问那位女士，还是这位女的要问那位男的，就是为什么是你？你爱我什么？这都是永恒的难题，没法回答的。可是在政治里面就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是我执政？我们现在当然知道，有的是出于选票，有的是出于……像清代是出于收拾残局。
清代的康熙皇帝，他也要回答这个合法性的问题，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朝得天下之政亘古未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清代原来在东三省、在满洲地区，我们并不要中原这块土地，并不要过来把明朝的皇帝赶走，事实上也不是我们赶走的，是因为你们那边出了一个人叫李自成、闯王，他打进了北京，把你们的皇帝逼得上吊。然后中原一片鼎沸，如果我们不出来帮你们收拾残局，那你们老百姓不要受很多苦吗？所以他说清代得天下之政是从秦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当然这只能听他说，这不一定是历史事实，而且他也知道这只是一个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