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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 年，为了扩大税源的路易十六，不得不在凡尔赛召集了近四百年来的第一次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代表以城市新兴中产为主，希望可以借机推动国家的变革。会议陷入僵局后，第三等级的代表们自行成立了国民议会，随后在皇家室内网球场宣誓，表示国民议会将一直存续到法国宪法的建立。
后来的局势变得混乱，国王调动军队，巴黎发生暴动。巴士底狱被攻占后，国王不得不做出让步，接受国民议会与制宪的目标。法国大革命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尽管大卫时常为宫廷、贵族作画，但他深受启蒙运动与自由派影响，站在革命者的一边。只不过在 1792 年之前，他专注的仍是艺术。1789 年动荡中的沙龙，大卫展出了两幅作品。
一幅是为国王的弟弟阿图瓦伯爵绘制的《帕里斯与海伦之爱》，整体画风柔和，画中微妙的情色意味让一些人猜测其中隐含了对伯爵放荡淫乱生活的讽刺。
帕里斯与海伦之爱，1788
另一幅是为国王绘制的《扈从为布鲁图斯带回他儿子的尸体》，主题是缔造罗马共和国的布鲁图斯为了保卫共和而处死了参与复辟阴谋的两个儿子。大卫选择了布鲁图斯在家中等待儿子尸体被送回的场景：
我正在画一幅自己创造的画。画布鲁图斯，一个男人，一个父亲，处决了自己的孩子，回到家里，孩子们的尸体被送回来埋葬。在罗马雕塑的脚下，沉浸在悲痛中的他被妻子的哭泣、大女儿恐惧得几乎昏倒拉回现实。
扈从为布鲁图斯带回他儿子的尸体，1789
这幅画再次使用了光影对比，布鲁图斯在暗影中似在沉思，妻子与女儿则在亮光中悲伤不已。布鲁图斯的身体姿态可能参照了西斯廷天顶画中的先知以赛亚，面部表情则源于一尊布鲁图斯的古典雕塑。古典风格的家具与服饰都经过细致考证，大卫在写实上下了许多功夫。
与《荷拉斯兄弟之誓》一样，这幅画的主题仍是展现家庭与国家的冲突，推崇为国家利益大义灭亲的行为。只不过在大革命的背景下，更多人看到了其中推翻专制、走向共和的意味。宫廷艺术主管曾试图阻止这幅画在沙龙上展出，但在民众的抗议下只得妥协。当然，此时还无人预料到革命的后续走向。
这一年的沙龙上本来还应该展出大卫的一幅肖像画《拉瓦锡夫妇像》，但因为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是当时的火药监管委员，而在巴黎暴乱的背景下展出军火库管理者的肖像可能有风险，故而被压了下来。
拉瓦锡更知名的身份是化学家，画面中展示了各种实验器材。而占据 C 位的却是拉瓦锡夫人，她直视观众，同时吸引着拉瓦锡的目光。拉瓦锡夫人在大卫这儿学过素描，擅长用绘图的方式记录丈夫的科学实验，是拉瓦锡非常重要的助手。
拉瓦锡夫妇像，1788
这一类画作的出现反映了新崛起的知识精英渴望展示自身的地位。拉瓦锡在科学研究上成果斐然，在政治上也倾向自由派，推崇温和的改良，但因为曾担任过政府的包税官，在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被送上了断头台。
随着大革命的进行，大卫对学院的不满终于得到了发泄的机会。他激进地表示要彻底废除学院制度，在 1790 年 9 月成立了以自己为核心的艺术公社，与学院抗衡。
法国立宪后选出的国民公会要求改革学院、行会等特权团体。成为国民公会委员的大卫在 1793 年 8 月 8 日发表了激情演讲，号召摧毁、消灭邪恶的学院院士。随后国民公会取缔了学院，扣押了所有院士的财产，而大卫正是领导这次行动的委员会成员。
大卫对学院的攻击或多或少有公报私仇的意思。他厌恶的未必是老旧的体制，而是这个体制没有给他足够高的地位。1795 年取代学院的学会仍是一个精英化的团体，只不过大卫作为其创始成员获得了足够的权力。这又是一个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故事。
除了打倒学院，大革命还给大卫带来了一个良机，那就是用历史画的方式记录正在发生的令人激动的大事件：
我视回应爱国主义和荣耀的高贵召唤为我的职责，我的绘画能够将这场最必要又最惊人的大革命的历史神圣化。
《网球场之誓》就来自革命政府的委托，最早由大卫加入的雅各宾俱乐部提出。1790 年，革命者们将网球场宣誓定为革命的开端，并举行了一周年的庆祝。大卫打算将这个主题绘成一幅长达 10 米的史诗画卷。
在 1791 年的沙龙中他展出了这幅画的素描，受到了大众的热烈称颂。这幅素描已相当完善，画中网球场里的代表们激动地挥舞着帽子，场外民众则在窗口探着身子朝里看，大风吹动着窗帘，暗示着一场社会风暴即将来临。
为了完成这幅巨作，大卫光草图就画了两本。他认真琢磨着每个代表的姿态，还专门在报纸上刊载启事，请参加过网球场宣誓的代表将自己的肖像画寄给他或者直接来他的画室。
大卫原本准备用两年时间完成这幅画，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大革命开始走向失控。大卫计划描绘的一些主要人物陆续被送上了断头台，处于边缘的民众则代替中产精英代表们成为大革命所拥抱的对象。这幅未完成的画就此搁置，一直到大卫去世。
如今留存的版本中，只有几个人物轮廓与四位代表的头像，其中的米拉波伯爵（Honoré Gabriel Riqueti, comte de Mirabeau）和巴纳夫（Antoine Pierre Joseph Marie Barnave）都在那两年被革命政府处决。在 1791 年大卫画的自画像里，或许能窥见其在革命风暴中的内心冲突。
1792 年，大卫最后一次接受国王的委托，描绘路易十六向王太子展示宪法。这幅画最终没有完成，只留下了草图。路易十六很快也上了断头台，大卫只得奋力撇清关系。就像未完成的《网球场之誓》一样，当时许多画家的画作都面临一个窘境：画还没完成，题材就已变得不合时宜。
路易十六向王子展示宪法，1792
眼见革命阵势越来越大，大卫决定全力投入政治。1792 年 9 月，他当选为国民公会的巴黎代表。作为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大卫与罗伯斯庇尔（Augustin Bon Joseph de Robespierre）、马拉（Jean-Paul Marat）、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都有往来，时常在演讲中表达山岳派的激进立场。
当艺术家投身政治，激情与狂热似乎要吞噬一切。作为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委员，大卫签署过不少逮捕令。一些他曾经的赞助人此时成了被革命的对象，被大卫无情地送上了断头台。
但人终究是复杂的，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好坏去评价大卫的行为，糟糕的环境可以将一个人的激情转变为恐怖。正如大卫的朋友，美国艺术家约翰·特朗布尔（John Trumbull）所言：
（大卫）天生一副热心肠，温柔友好，他的情感有时热烈，有时甚至是爆裂的，他是罗马共和国的热情崇拜者……这在他的公共生活中留下了凶恶怪兽的烙印，而私下里，他本真的个性发挥着善良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