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走团”们的“幸福”困境

看起来，这几件事都和“代际”差异或群体差异有关，如“广场舞”大妈和打篮球少年关于场地的冲突，就具有很鲜明的“代际”特色。“广场舞”是中老年人的活动，打篮球是少年的生活， 他们之间的矛盾其实是一种对于休闲空间的争夺。 而“暴走团”和开车人之间的争议，则凸显为不同群体对于路权的不同要求。暴走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而开车人则需要更顺畅的道路。

这些争议相对看来都属于社会在经济成长、温饱等基本生活问题完全解决之后，出现的新情况。 这些要求都没有具体的经济性质，也不涉及具体的经济利益分配或明确经济方面的收益等，也和职场的升迁或发展等无关，而是在现实中凸显了某种精神需求和“幸福感”的追求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新问题对于社会来说既是明显的进步成果，也构成了新的挑战。 这其实也是社会“中产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人们越发注重自我实现和满足，在文化或精神领域向社会提出更多要求。

这些年，随着国家快速发展，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在水涨船高。 由其所形成的新社会诉求，性质多样且更加集中在精神领域，常常是在文化生活、休闲娱乐和运动等领域中表现出来。 但由于社会在这些方面的供给跟不上现在快速增长的需求，因此产生矛盾。

这些需求形态复杂，各个群体的要求也并不相同。 而在以前，这方面的需求并不占据主要地位，且能够通过个人来获得某种程度的满足。经济地位的提升和收入的增长就足以让人相对比较满意了，而精神的需求往往通过个体的自我满足来得到解决。而在当下这种情况发生了深刻变化，更多样的精神需求构成了更多样的活动。由此形成了有不同爱好和兴趣的群体之间，各种不同文化选择的人们之间的新矛盾。

这种矛盾的出现显然是中国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新现象，它喻示社会在发展中已经突破了仅注重物质的限制，正向精神层面扩展，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但这些矛盾的复杂性在于它主要涉及精神领域，同时具有相对分散和复杂的特性，因而更难以为社会有效地把握和回应。而且这些诉求往往表现为社会不同群体的不同要求同时呈现在社会面前，相互之间有某种竞争的关系，都要求社会资源向他们倾斜，而现实的物质条件又不可能完全满足。这些年来公共文化和体育设施都在高速建设，为满足这些新的需求而进行的努力已经在加快。但现实地看，这种需求增长之强劲，其彰显自己的意愿之强，都让目前的供给难以满足。这也就形成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这就需要一方面加快步伐满足这些需求，另一方面化解这些需求呈现的社会内部矛盾。 政府和社会一方面要激发相关群体的社群凝聚力和沟通活力，让这样的精神要求化为社会上升的动力；另一方面也要正视其间出现的新困难和挑战，对其给社会形成的压力有更明智的认知。这既需要构建一种相互包容和沟通的文化，也需要理解不同群体的需求和精神要求，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提升。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 张颐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