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流行站在路边搭便车，我常常看，也很羡慕，但是我不敢做这件事。他们13岁就开始跑遍整个欧洲，身上一毛钱都没有，我忽然发现华人的安全感跟我认识的这些朋友的安全感距离那么大。
华人社会注重伦理，所以会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母在、不远游”这样的句子。台湾文学家蒋勋近日在中欧EMBA人文艺术讲座上称：“母爱有时候也是一种暴力，尽管我和我的妈妈很亲，但母爱有的时候真是暴力，因为她不知道这个爱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是多大的负担。”
蒋勋的演讲题目为“孤独六讲”，他认为人生的第一个孤独就是“伦理孤独”，以爱的名义捆缚与被捆缚。他不主张消除孤独，而是讲如何完成孤独，如何给予孤独，如何尊重孤独。
走出家庭，第二次剪断脐带
伦理是华人最熟的，因为我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们好像很少谈个人的价值，我们总是谈个人在一个大的群体里的价值，所以会觉得如果我只有在群体里有价值。
那我个人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我觉得自己在青少年时代是很叛逆的小孩，喜欢躲在一个角落里自己读自己的书，那些书基本上是不准你看的，连《红楼梦》都不准你看。后来我知道其实我父母不准我读红楼，是因为自古有句话叫“少不读红楼”，《红楼梦》大概就在讲青春期的事，然后我就躲在棉被里用手电筒照着《红楼梦》看。
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本书跟自己那么靠近，它讲12岁、13岁身体发育，身体有一种恐惧，不晓得这种变化是从何而来，其实是没有答案的，可是你不能跟父母讲，也没有办法在学校里跟老师讲，现在也许好一点点，那个时候的教育很保守，根本没有机会跟一个比你年长的人谈论你自己身体上的很多困惑、焦虑。所以那时候帮助我最大的就是书。
我躲在房间里看《红楼梦》的时候还要战战兢兢，因为怕爸爸看到。其实他后来看到我说，我没有反对你读《红楼梦》，你的功课因为读《红楼梦》变得一塌糊涂，也是事实。他一直觉得我原来在学校的功课很好，可是因为读了这些小说，慢慢学校的功课就退步了。可是我想今天的父母也未必没有这个压力，好像希望这个孩子接受社会给他的一个安排，学校里做一个好学生是多么重要的事，那个好学生的标准其实就是第一名、第二名。
我印象里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爸爸，因为他工作很忙，见到他，他一定问说，这个月考第几名?我就说第二名，他一定是说，为什么不考第一?我忽然觉得很有趣，在父亲走了之后我在想，他跟孩子对话的语言其实是一个很固定的模式，如果我考了第一名，不晓得他会讲什么，他永远觉得你目前做得不够，你应该做得更好。
那时母亲和父亲的角色不太一样，我妈妈没事就敲门，我知道她很担心，她不知道我一个在房间里干什么，说你会不会不舒服，要不要吃点药，我说没事，我的脸一定很臭地把门关了。过一会儿她又来了，说：“我炖了鸡汤，要不要喝一点?”。大概一天会很多次，所以我在《孤独六讲》里面有一句话“母爱有时候也是一种暴力。”
其实我跟我母亲很亲很亲，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青少年的时候我在日记里真的写了这句话——“母爱有的时候真是暴力。”我觉得人有两次脐带的剪断，大概第一次是出生的时候，第二次是你发育的时候，我希望跟母亲脱离一个关系，因为只有脱离才能证明我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现在当然自己到了这个年纪，我跟学生相处，我也知道爱大概是给对方最大的自由，如何去祝福他走得更远。
我曾经看到有一种青枫，日本的枫树，大概这个季节快要红了，青枫的种子有两个翅膀，我看到以后很感动，我觉得在大自然里，一个母体的树它结了种子，它是祝福这个种子能够飞得很远，所以送它一对翅膀。因为如果这个种子落在母体的树脚下是长不成大树的。
可是又觉得很残忍，我怎么跟这么爱我的母亲讲这句话——我要离你很远。所以在25岁离开台湾到巴黎去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兴奋得不得了，觉得整个人都飞起来了，因为爸爸妈妈，六个兄弟姐妹，一大堆的阿姨、婶婶、伯父、叔叔，那个家庭聚会是我最头疼的事情，当然现在这种家族也越来越少了。
在台湾，家族又很爱聚会，每次聚会我就觉得很虚伪，大人在那里一直让，12个人一桌，让来让去都坐不来，我看了就很烦，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叛逆，我就一屁股坐下去，回去当然是被痛打一顿。因为我爸爸跟我说，你知道吗，每个人都知道坐在哪里，他们是故意在让。我听了好奇怪，为什么他们要故意让，我想儒家的家族关系在测试你有没有教养，你懂不懂礼貌，人们可以半个小时坐不下来。我现在跟学生出去，他们一屁股就坐下来，我觉得又好像怅然若失。我的意思是说，人总是两难，不知道我们得到什么，又失去什么。
那时候我开始希望自己有一个很孤独的时刻，甚至读大学的时候会跑到庙里住很长的时间，我妈妈吓坏了，因为你到庙里去住，去挂单，捐一点钱给庙里，它就会寄他们的通知给你，上面就写蒋勋居士，我妈妈看到居士就觉得我已经出家了，我跟她说我还早得很，我说我六根不净，还不能立刻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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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赖朋友，行走中感受孤独
我到巴黎以后发现同龄的青年朋友好像没有跟家里有这些冲突或者困扰。我忽然发现，他们可能13岁、14岁背着一个背包就出走了，但我不敢走出去，因为家里告诉你，你走出去就是危险，尤其我父母是战乱的那一代，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
那个时候我的法国朋友跟我说，法国流行站在路边搭便车，我常常看，也很羡慕，但是我不敢做这件事。法国朋友说，他们13岁就开始跑遍整个欧洲，身上一毛钱都没有，我忽然发现华人的安全感跟我认识的这些朋友的安全感距离那么大。
有一次我的好朋友开车带我去法国的东南边，靠近阿尔卑斯山的地方，叫白山，因为终年积雪不化。他们把我带到这个地方，这地方是通向意大利的通道，他们说我们把你丢在这里，你今天就往意大利走。因为我跟他们讲了很多次我多么想去意大利。
他们走了以后，我简直是心乱如麻，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文化在你身上的包袱是你意识不到的，我一直觉得我叛逆，我想寻找我自己的孤独，其实我没有办法走出去，然后紧张得不得了，有一部车停在我面前，我拉开门立刻就钻进去，因为五点钟了，入夜后我大概会在山里被冻死，我想到的全是坏事，我两个朋友其实没有走，他们躲着远远地在看。
一个月以后我回到巴黎，他们说其实那样很危险，因为你至少要看看这个人是什么长相，来者善还是不善。我上车才发现这是一个意大利威尼斯人，在瑞士工作，所以他每个周末都回他威尼斯的家，他已经喝醉了，开着车在阿尔卑斯的山路上一路唱歌曲，可是很奇怪，反而那个时候坐上去，我忽然觉得“豁达”这两个字好美，其实豁达就是把你放在边缘的临界，你大概就豁达了。
其实所有的害怕和恐惧都在想象中，一旦跨出那一步以后，那个恐惧忽然不见了，我也跟他唱歌，我也不会唱，就跟着他哼，他就很兴奋，还请我吃了一个晚饭，我们聊得很好。他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威尼斯，我忽然很大胆地说我不要，我说要到米兰，要看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就是达芬奇那张百年前的壁画，已经残破不堪，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修那张画。
他说：“好，我把你放在米兰，因为米兰是很大的城市，我进去出来大概要很久，我就把你放在高速公路上，你自己走进去。”我说:“好啊。”我就下了车，背着一个背包就走了。
那个时候我们很喜欢唱一首英文歌《离家五百里》，然后我就开始唱那个歌，忽然觉得好快乐，就是所有原来捆绑你的不只是家族的关系，还有朋友的关系，社区的关系，全部不见了，就是你一个人，然后拿着一个青年旅馆的地址开始走。因为那个人开车之前指着那片灯光说，那就是米兰，就像今天你在上海的边缘，有人把你放下来，说那就是上海，就往那边走。
我跟很多朋友和学生讲，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做一次这种事。
后来台湾有一个流浪者计划，每年鼓励年轻人去他想去的地方。我有一个学生后来就去西藏骑了三个月的单车，我一直觉得那个东西很可能是我自己身上一直缺乏的，所以今天很想跟大家谈一谈，孤独这个字在我们身上发生了多大的影响，在西方，孤独的意义又是什么?
孤独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从“孤独”两个字的字源来讲，大家一定很熟悉《礼运大同篇》，这是儒家最喜欢的经典，孙中山认为是人类大同世界最伟大的一个理想，就是鳏、寡、孤、独、废、疾六种社会里面的人，最后都有人照顾。孙中山革命的时候一直把这个当成一个最高的理想。
我们小时候考试都考这个东西，但是也搞不清楚里面讲什么。鳏，这个字我们现在比较不熟了，就是太太去世以后的单身的男子，就叫鳏夫。寡，大家一定很熟，就是寡妇，丈夫去世以后，这个妻子叫寡妇。
为什么寡妇这个字我们很熟，为什么鳏夫我们很少听到，文字本身有社会的含义在里面，因为我们上千年的父权社会，男性可以再续弦的，女性要等贞节牌坊，所以最后寡妇很多，鳏夫很少。接下来看“孤”和“独”，“孤”这个字我们现在也常用，就是孤儿，“独”是没有年轻人照顾的老人，叫独居老人，像台湾有一些专门照顾独居老人的社会组织。
如果从《礼运大同篇》的孤和独出来，其实有很可怜的含义，在汉字里我们想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有一点荒凉，有一点悲哀，有一点感伤。因为华人认为，不管你年轻还是老，你应该被照顾，应该在一个大的家族，一个很和睦的家族，孤独是不好的。
废疾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残障，身体的残障，生病的人。所以孙中山在他的革命里讲到鳏寡孤独废疾，讲到《礼运大同篇》曾经在数千年前是华人社会这么伟大的理想，西方社会就在往这个理想走，就是福利国的概念，我们纳税，其实我们有很多税在帮助孤儿院的人，或者独居老人，或者残障的朋友，所以它是一个很伟大的理想。你从这个字意来讲，孤和独被照顾到，没有什么不好，所以我先把这个部分拿出来给大家看。
其实独居老人的问题在全世界都是越来越棘手的问题，日本的独居老人问题严重，台湾非常严重。大家已经在警告，再过多少年，2020年，一个年轻人要养多少个独居老人，问题已经变成社会福利中非常大的压力。
台湾已过世的王永庆先生，他在林口设了养生村，他是很有远见的，早就发现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因为年轻人无法照顾这些老人，他很早就做了养生村。我有一个很敬重的前辈，写了《巨流河》的齐邦媛老师，我去养生村看她几次，她在那里好快乐，跟我想象中的独居老人的养生村完全不一样，我总觉得那个地方很荒凉，因为我在西方也去过老人院，她有一点不同，她很开心，她就跟我说，你们这一代不了解，因为她现在近90了，她说：“我们那一代的女性没有自己。”
我说：“怎么解释?”她说：“我是台大教授，我一辈子在台大教书，一直到退休，我连我自己的书房都没有。”这个真的让我吓了一跳，她没有自己的空间，因为她所有的生活都是丈夫和孩子，其实我后来想，我的母亲也是这样。所以我想这里面也可以看到她后来住在那个养生村是多么开心，写出她伟大的《巨流河》著作，因为她终于有一个书桌了，然后有一个自己不被打扰的空间。
我一方面讲“孤独”这两个字，一方面我们不妨从现实社会里找出一些实例帮助我们解答，人对人的关心应该如何达到平衡?关心、爱都没有错，可是如何适度的问题，我想尤其在华人的伦理社会。
在《孤独六讲》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讲“伦理孤独”，伦理是儒家文化最擅长的，孔子几乎一生都在讲人与人的关系，甚至我在小学的时候我读到的孔子哲学里最重要的一个字——“仁”，他的解读是，因为“仁”是人字边加一个二，就是人对人好叫做“仁”。
可是我后来在台湾碰到一位清朝的礼亲王毓老师，他对这个字的解读很不一样，他说现实的瓜子仁就是“仁”，我吓了一大跳，因为这是种子发芽的部分，如果我们把“仁”解读成种子发芽的过程，杏仁的仁，瓜子仁的仁，它就是大自然要发生生命的部位，所以孔子喜欢的“仁”到底是另外一个仁，还是还原到大自然植物界种子发芽的生命的部分。
庄子其实对孔子这样的仁有很多批判，大家知道他讲的最动人的故事——两条鱼都被吊起来快死之前，彼此吐口水，去湿润对方，相濡以沫，他认为那是很悲哀的事。
他说“何不相忘于江湖”，相忘于江湖，相对来讲是一种孤独感。我在一个大河里，你在江湖里，你游你的，我游我的，相忘于江湖。所以庄子跟儒家对待人与人的关系就不太一样，所以从伦理孤独来讲，儒家后来环环相扣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把人放进这个框架里去，你离开这个框架，你找不到这个价值。
《红楼梦》的讲法最明显，因为他(贾宝玉)永远怕他爸爸，他爸爸跟我父亲也差不多，老是问第一名、第二名的问题，《红楼梦》那时候我读到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小孩一岁时要抓周，周岁那天，家长在桌子上摆满了东西让他去抓，他爸爸当时希望他抓官印，因为他们是做官的家庭，至少抓毛笔，将来考科举，抓书都好，这个小男孩爬来爬去，什么都不抓，抓了女人头上的胭脂、钗、环，爸爸拂袖而去，将来色鬼无疑。我觉得很可怕的事情，一个孩子一岁就被决定了，所以他爸爸从来不喜欢这个孩子。
我最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可不可以不要去测试一岁孩子未来的指向，或者说，如果你测试，你至少心性宽厚一点，如果他抓了钗、环、胭脂，在今天的社会做一个美妆师、发型设计师，好像也没什么不好。
台湾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对孩子的限制，甚至以爱之名，大概在骂孩子的时候说，我爱你我才骂你。我不晓得，爱是不是可以建立在一个人与人平等的基础上。我自己家里的兄弟姐妹后来移民到加拿大，他们会骂孩子说，你再这么顽皮，我要把你打死。没多久，社会福利局的人就来敲门，因为小孩子每天在看电视，上面有电话，如果有家庭暴力，可以打电话，然后那个亲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觉得自己好可怜。
你要知道孩子已经接受了一个观念，他是公民，你不能以父母的爱的名义去打一个公民，我相信华人社会还在反思这一类的问题。
在台湾这几年我们都发现，家族共犯结构非常严重，如果在西方以法制的观念建立的话，它不会有这么严重的家族共犯，或者是父子，或者是兄弟，你碰到一连串作恶的事情，几乎都是家族共犯，而这东西始终都破不了。
我也在思考，儒家一直口口声声讲的伦理到底是什么？当它面对这么现实的利益的时候，那个伦理是可以不顾的。
我亲眼看到母子两个人，一个台湾最有名的公司上了法庭，简直撕破脸。这个故事的背后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以西方来讲，建立在个体的、独立的公民权上，它的家族，这个共犯的形式比较不容易形成，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可是它会比较防范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一直分析到两个不同的社会，它最后导向的东西不同，我们不在这里立刻下结论，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社会都不是绝对完美的，他一定需要我们去思考和平衡。
刚好我们在华人社会，因为它在转型过程，所以华人的社会不管是台湾、香港、中国大陆，还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区，其实结构也不完全相同，改变的历程也不一样，所以要有更多的耐心去让这个传统的包袱过渡到现代社会，我们讲的法制社会里，它至少有一个转型的过程，我相信它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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