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怎么做，你才会满意？

北大历来“无小事”，风吹草动都会引发舆论的热潮，一方面显示了北大之于中国的重要地位，不仅集全民“宠爱”，也自然接受媒体和舆论事无巨细的监督与批评，另一方面北大也为自身的标签所累，无论什么决策和行为，都会有人提出批评—— 这样太不“北大”了 ！那么， 究竟什么样的“北大”才符合人们内心的想象？ 究竟什么样的人才配得起“北大人”的称号呢？今日推送钱理群老师的一篇旧文，看看在钱老师眼里北大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同时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讨论你们心目中的“北大”和“北大人”是什么样子的。

如何培养名副其实的“北大人”

下面要讨论的是，北京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诸位要如何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北大人”？这或许也是大家很少思考却应该追究的问题。我讲三点意见。

钱理群老师

其一，我们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曾把大学分为两类： 一类培养“实用型”人才，另一类是培养“研究型”人才的 。在他看来，北大要培养的是“研究型”人才。这里，我想谈谈自己对此的理解，供同学们思考时参考。在我看来，“实用型”人才，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用，能用，是一种工具性的人才，主要担任国家机关、国营或私营企业的职员或雇员， 他最重要的品质与能力是善于领会上级领导或老板的意图，并迅速落实，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其优势是高效率，能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因此最受上司赏识， 缺点是缺乏独立性、主体性和创造性，走到极端就变成国家机器和商业机器里的有用的螺丝钉 。应该说，在我们国家现行国家体制和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最好的学生也大都是这样的人才。

而所谓“研究型”人才，其最大特点，就是 他是研究者、思想者 ，他的思维具有原创性、开拓性、超前性和批判性，因此，永远不满足现状，永不停止思想、学术的探索。北大作为国家的最高学府，就应该培养这样的真正创新型的人才。我曾经提出，北大应该出两类人， 一是思想家，为国家、民族、人类，为学术发展提供新思维、新价值理想；二是能够成为学术带头人的各学科的专家、学者，是本专业新的学术思想、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新的技术和方法的开拓者。 为保证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北大的教育应该有自己的特点，我以为主要应该有三：一是真正发扬北大的“思想自由，学术无禁区”的传统，要保护具有原创性和异质性，喜欢“胡思乱想，胡说八道”，敢于挑战权威的学术新生力量。二要更加注重于基本的学理、基础的理论，北大应该是国家的理论库。三要注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相互吸取和综合，“文理交融”本来就是北大的传统。

1920年3月，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以上所说，作为北大学子的诸位，听起来也大概有听“天方夜谭”的感觉，因为它距离北大的现实实在太远了，今日的北大完全是反方向的运动：越来越向“实用型”大学靠拢，市场需求几乎成了学校一切教育措施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北大越来越向高等职业大学的方向倾斜，越来越成为蔡校长谆谆告诫万不可做的“养成资格之所”，“贩卖知识之所”。我无意贬低实用型大学、职业教育的意义，我反对与警惕的是北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的职业教育化和市场化。但我的反对自然无用，不过是“说了白说，白说也要说”罢了。

其二，关于北大要培养什么人，胡适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就是 要培养“精英”，甚至夸张地说，要当“学霸”，就是要作引领思想、文化、学术潮流的人 。鲁迅也说，北大的传统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但同时他又说，做“天才”固然很好，但当“泥土”却更为切近。人们常说，北大是集天下英才于一校，北大人要做精英，这本身并不错，国家的建设与发展，确实需要精英。问题是，这是怎样的精英？精英与泥土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我说过，真正的民族思想文化的精英，他必然是民族与人类良知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必然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社会关怀，对世界、国家、民族、人民有高度自觉的责任感、承担意识和牺牲精神；同时，又是有着强烈的底层关怀的， 他的目光是既向上也向下的，因此，这样的精英和泥土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渗透的。

林庚先生九十寿辰与季羡林合影

我曾经用“脚踏大地，仰望星空”八个字来概括我心目中的精英的风范、精神和境界，做这样的精英确实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北大人努力的目标，即使达不到，也要心向往之。但现实的所谓“尖子”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往往是一些我所说的“ 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 ”。论知识与能力，他们都属一流，但致命的问题是没有信仰。最大限度地谋求个人利益，成为激烈竞争中的“成功者”，做“人上人”，就是他们唯一的生活目标与动力。这样的人，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 他为别人或社会做的每一件事，包括每一个微笑，都是一种投资，是要收回最大利息的。 他们也会最大限度地利用体制的弊病，迎合体制的一切需要，以谋私利，恰恰是这样的人，最容易成为，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现行体制的接班人，从而成为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根本性的隐患，这也是我在观察北大的教育最感痛心的： 北大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培养这样的“伪精英”。

这个问题，不仅北大的各级领导应该警惕与深思，也和我们每一个北大人，包括我自己，以及在座的诸位，息息相关，我们都应该反躬自问： 在这个价值混乱的时代，我究竟要做什么人，做国家、民族需要的有担当的真精英或泥土，还是危害国家、民族未来的伪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