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之林
当前传播研究中关于劳动问题的概念混乱，在前文中已有体现，实际情况则远非如此简单，许多研究所使用之概念皆有交叉关系，并且针对同一现象，研究者往往各自持有不同且不具备排他性的分析工具。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将所有概念都追根溯源，此处仅以知识劳工与数位劳工的关系為例展开讨论。
首先，理论层面的混乱。如 Sandoval（2013）认为，数位劳工应包括将资讯 与传播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数位技术作为生产资料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数位劳工研究不仅应聚焦于对工程师、设计师或是媒体从业人员的工作和日常生活，而且也不能忽视工厂中生产科技产品的产业工人。因此，在她看来，数位劳工研究应扩大其研究外延，而非使用强化脑体之分的「非物质劳动」概念。但梁萌（2014）则反过来认为，当前的情况是由于网路技术的发展，导致知识劳工概念本身的模糊与外延庞大，知识劳工既包含了传统行业的白领精英，又囊括了资讯产业中的新型知识工作者。这一论述的著力点与 Sandoval 完全相反，在理论上形成了数位劳工与知识劳工到底是谁包含谁的僵局。
其次，经验研究中的混乱。大量扎实的实证研究关注了不同行业中受到数位技术影响的劳动者，但在概念选择上却未经讨论地使用某一种既定理论。比如，胡綺珍（2009）将字幕组的劳动理解为非物质劳动与免费劳动，显然是在 Terranova 的数位劳动的脉络之中，而曹晋与张楠华（2012）的研究则将从事字幕组这种弹性兴趣劳动的人称为知识劳工，显然坚持的仍然是资讯社会理论中知识劳动的认识论。那么，翻译字幕究竟是数位劳动还是知识劳动呢？再如，因为自觉自愿地以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成果参与「群众外包」（crowdsourcing）新闻生产，「公民记者」在吴鼎铭（2015a）的研究中被称为数位劳工，而在建制化媒体中遭遇新贫问题的网路编辑则依然是知识劳工（曹晋、许秀云，2014）。很明显，网路编辑这一职业本身是「数位化」的，而公民记者的劳动也不可能离开大脑中储备的知识，那么网路编辑也应当是数位劳工，而公民记者同样不能被排除出知识劳工的范围。又如，为网路平台供稿和为传统报纸供稿的自由撰稿人并不能被截然地分为数位劳工和知识劳工，后者如今也使用电脑进行写作。
最后，概念混乱还表现在行文之中「数位劳工」和「知识劳工」这两个词同时出现。贾南（2015 年 12 月，页 60-69）在分析「网红经济」时，以「社交媒体的赋权与数位劳工」为分析切入点，然而接下来使用的却是 Mosco 的知识劳工论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生产网路文化资讯的知识劳工能动性的提高是一种赋权的体现」。他在阐述的过程中，虽有提及 Dyer-Witheford（2015）的数位劳工理论，但并未辨析与比较「数位劳工」和「知识劳工」二者之间的差异，浑然不觉地将它们直接混用在一起。
如前所述，如果一个学术概念没有清晰的「问题域」和边界，无法很好地将其研究对象囊括在内，也无法对其他竞争性概念形成排他性的优势，那么其作为一种理论工具是否成立就值得推敲了。何况，除了前文提及的「脑力劳动」与「非物质劳动」，在传播劳动的研究领域内，还有诸多纷杂的具体概念同时存在，如 Huws（2003）的「高科技无产者 」 和 「 创 意 劳 工 」 、 Castells 的 「 自 我 程 式 控 制 劳 工 」 （ self-programmable labor）（1996／夏铸九、王志弘等译，2000）、邱林川（2009 ）的「网路劳工」与「灰领」等。杨杰、凌文辁与方俐洛（2004）调查发现：在中国人的判断中，知识工作者、脑力劳动者、知识份子、白领工人等这些看似无甚差别的概念尚且不是一回事，彼此之间存在细微差异，若要确定某一概念与其他概念之间清晰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难度极大。因此，本文认为，继续陷在概念之林中，纠缠于「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文字游戏，是很难为数位劳工确立概念之主体位置的，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传播劳动研究需要与传播学中的其他脉络和路径展开对话。
（二）劳动的「媒介化」
1、媒介化研究简述
近年来，吸取了 Castells 所定义的「资讯化社会」（informational society）与 Simmel 的形式社会学（formal sociology）两大理论资源，欧洲传播研究经历了一轮「媒介化转向」，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媒介化研究学派」（戴宇辰，2016，页 47-57）。
其核心问题意识在于，媒介作为一种制度化要素开始独立作用于社会文化变革，资讯传递的中介物不再是完全「中空」的管道，开始逐渐地「影响」乃至「控制」社会形态的形构过程。
在此过程中，「技术」不再是功能主义传播研究中被置于中立位置的工具，而是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进而，当媒介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也开始依据当前媒介与传播手段来重新组织其关联方式。
按照 Couldry（2008）等人的理解，现在是媒介在引发其他社会场域中特定制度化实践的重塑。媒介化作为一种元过程（meta-process），与个人化、全球化、商业化等过程一起成为推动当代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其他生活领域变革的根本驱动力（Krotz, 2008）。
眼下，媒介化研究方兴未艾，如媒介化政治。黄旦（ 2016，页22）对 1903 年的《苏报》实践进行了研究，提出「『媒介化政治』包括媒介在政治沟通中的中介作用，又着意媒介自身逻辑是如何改变并形塑政治的」。而唐士哲（2014）直指当代媒介化政治研究多数的重点在于关切媒介对于政治过程的扭曲效应，比如政治的运作过程必须仰赖更多商业行销的手段，试图截取选民愈来愈涣散的议题关注力以及政治认同。周翔与李镓（2017）也认为，在媒介化政治中，政治力量通过设计渲染事件，以戏剧化的故事进行呈现，运用现代化的传媒手段，将社会情绪与政治议题「打包」揉合到资讯传递中去。此外，学者们还聚焦了音乐的媒介化（Auslander, 1999）、游戏的媒介化（Schulz, 2004）、文学 的 媒 介 化 （ 蒙 冬 英 ， 2017 ） 、 社 会 运 动 的 媒 介 化 （ Gamson & Wolfsfeld, 1993），甚至战争的媒介化，如军队安排随营记者（Cottle, 2006）等。
2.理论相遇：数位劳动与媒介化
遗憾的是，丰富多彩的媒介化研究似乎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维度——劳动的媒介化。媒介化理论家 Hjarvard（2004, p. 48）强调：「媒介化是这样一种发展进程，社会或文化活动（诸如工作、休闲、游戏等）中的核心要素采取了媒介的形式」。在这里，他提及了「工作」，但其后的诸多研究却绕开了这一重要议题，似乎劳动与媒介是两条「平行线」。
如果我们认同 Livingstone（2009, p. 1）的观点，「如今是所有事物都媒介化了的时代」，那么当我们在探究媒介对于既有建制化权力过程的影响时，没有理由忽视「劳动」这一人类赖以存续与发展的最基本实践，「劳动」可以说是当前媒介化研究的空白和盲点。
与此同时，媒介化理论也恰能构成数位劳动研究得以成立的自洽性基础，改变当前数位劳动研究的「媒介学无意识」（陈卫星、雷吉斯‧德佈雷，2015，页 103）。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理论武器的数位劳动研究，揭示了数位劳工「不幸」的境遇：他们收入微薄、工作不稳定、缺乏训练和技能（Dyer-Witheford, 1999），他们成为高压和监视下的生产线工人，被剥夺了休息时间与私人空间，并遭受精神与体力的双重压力，他们上至自喻為白领的精英阶层，下至尚未走出校园的媒体公司免费实习生（Mayer & Horner, 2015），他们的弹性兴趣劳动被无偿占有和商品化（曹晋、张楠华，2012）。
诚然，这些成果十分重要，然而学者们在进行归因的过程中，却将造成这些问题的「元凶」抽象化为轮廓模糊的「资本」。
现在的问题是：难道「资本」是「赤手空拳」地造成了数位劳工目前的困窘吗？恐怕不是，
这一切与 19 世纪血汗工厂中「面对面」发生的资本家对劳工的压迫（当然，肉身在场的劳动压迫如今依然没有绝迹，如存在於富士康企业中的辱骂、体罚、关禁闭）看似具有延续性，实际上其实现方式上已经发生了某种重要的变化——劳动控制如今也被媒介技术所「中介」化了。
最明显的莫过于 ICTs 在有偿劳动领域的应用使工作强度在不知不觉中变大（Manzerolle, 2010），它使得马克思（Karl Marx, 186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2004）所言的产生剩余价值的工人之间的「协作」效率更高，但最终成果仍然为资本所截获。再如工作场所中无所不在的监控设备等，本文将在下一部分予以展开。Couldry（2006, p. 47）的提醒极为重 要 ，「 我 们 需 要 探 索 是 否 有 特 定 的 『 行 动 的 场 域 』 （ fields of action），因为媒介而展开或者关闭」。当然，并不是说当前的数位劳动研究不关注技术，只是众多研究将网路及数位技术的普及当成一种背景，以此作为不需要加以讨论的先验性前提展开后续的论述，得出的结论无外乎资本直接造成了所有的后果，然而媒介技术对劳动过程的重构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考察，亟待打破「思维主体在上，物质客体在下」的二元论，强调思维主体和物质客体的平等关系（陈卫星、雷吉斯‧德佈雷，2015，页 102）。毕竟，资本单靠主观的剥削意愿，是无法造成当下的全部后果的。
因此，
本文认为，媒介化理论与数位劳动研究之间可以产生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对话：前者的研究仍存在重要缺憾——没有关注媒介化过程对当代劳动的重塑意义，以及它是如何与政经权力构连（ articulating）的；而后者完全可以将媒介化理论作為自身区别于知识劳动、非物质劳动、脑力劳动等概念的立身之本。即数位劳动作为学术概念和分析范畴的主体性，在于探讨传播新科技如何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既嵌入于既有的社会场域中，又以自己的逻辑重塑与劳动相关的政治经济环境、劳动过程、劳动控制、生产政体、雇佣模式，甚至劳动者的意识形态。
3.劳动如何媒介化？
陈卫星（2016，页 114）论述道：「从重新塑造社会生态和产业结构开始，当今时代的新媒体正在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介入」。围绕数位媒介所依托的中介物和载体所产生的新的组织性和结构性实践，已经按照媒介逻辑重新结构化或正在结构化生产关系（Altheide & Snow, 1979）。邱林川（2009）提出「网路化劳工」，也就是指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过程随资讯技术普及和全球化程度的提高，而被日益网路化，这里的「网路」是指新的生产工具。
以媒介产业為例，大量的经验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García-Avilés 等学者（2004）对新闻编辑室的研究发现，随着数位化新闻运作方式的普及，新闻工作真正成为 24 小时不间断的劳动，固定的截稿时间不复存在，记者疲于奔命，随时接到任务，随时采、写、编、发，致使「创造性」的能力被机械「操作性」的能力所取代。同时，专业主义精神与技术角色的界限被模糊，工作与休假、办公室与家庭之间的界限也被消泯。曹晋与许秀云（2014，页 98）则调查了网站编辑群体，在其考察的网站，89% 的编辑表示曾将工作带回家进行。她们认为工作时间的弹性反映在工作时间的免费延伸以及工作对于家庭生活的侵占。在传播新科技的助力下，市场逻辑如虎添翼，延伸到生活中的各个空间中，并且俘获了家庭，「而唯一的获益方仍是雇主，因為他们不需要为编辑在家中的工作时间支付工资」。周鹏（2017，页 18-19）发现新技术全面渗透到新闻劳动之中的结果是使新闻记者沦为技术的奴隶。这表现在，一方面，新闻劳动被行动网路「异化」成无时间、无空间限制的生产活动，无限增加了新闻记者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雇主高举「数位汇流」的大旗，最终的负担实际上亦落到新闻记者身上，数位汇流不仅是媒介的汇流，更是记者本身的各种新媒介技能的汇流。以往是多部门和多人协作的任务，现在一个人就能完成，文字记者需要承担写稿、摄影、出镜、运营新媒体平台等诸多不同的工作，成为「气喘吁吁的全媒体记者」（陈国权，2011，页 52）。陈甜甜（2018，页 40）通过研究游戏产业的美术工作者发现，「新技术的不断发展重新界定着劳动过程，并因此界定着劳动者的职业结构，适应性和多技能成为对劳动者的内在要求」。具体而言，游戏产业的美术工作者在学习新的绘图软体同时，又在重复著大量程式化、生产线化的工作，工作的艺术性和创意性被不断牺牲，时刻处于过度的身体劳累与去技能化（deskilled）的危险之中。除此之外，Mayer（2011）通过在美国、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大量的民族志研究，揭示出新电视经济中内容的主要生产者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专业导演或团队，而是大量非专业，但颇具创造性的个体，如DIY 摄影师、真人秀节目制作人等。一方面，他们从事着大量「隐形的劳动」（invisible work），即他们的劳动不是被低估，就是被视而不见，因此他们缺乏必要的劳动保障且工作日趋弹性化。另一方面，他们的劳动成果和专业人员的劳动成果一样都进入商品流通体系，为资本积累做出同样的贡献，同时加速资本在全球电视行业内的扩张。
Kelly 断言：「新经济是关于通讯的……所有改革都起源于我们正在进行的通讯革命……它在文化、技术和观念上震撼着我们生活的根基」（Kelly, 1999／萧华敬、任平译，2000，页 7）。Meyrowitz 也颇具启发性地告诉我们，「电子媒介跨越了以物质场所为基础的场景界限和定义」（Meyrowitz, 1985／肖志军译，2002，页 34）。也即，家中的房屋再也不是将个体与社会完全隔离开来的有效屏障，网路重新组合了人们的社交环境，融合了以往不同的公共场景，模糊了私下和公开行为的分界线，削弱了有形地点与曾经在该地点上演的行为之间密切的联系，并由此改变了人们对于什么是「恰当行為」观念的转变。在数位劳动中，「办公室」这一地点借助媒介技术，彻底成为「流动的」空间。
另一方面，媒介技术无远弗届的神奇力量不仅消灭了空间，也消灭了时间。Mumford 在〈修道院与钟表〉一节中认为，「是钟表，而不是蒸汽机才是现代工业时代最关键、最核心的机器」。因为它不仅能够计时，更是协调人类活动、整合人类行为的工具。有了时钟和抽象的时间（小时、分钟、秒），修道院的那种井井有条，有节奏和有规律的祈祷、劳动、学习、休息才成为可能，守时才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Mumford, 1986／宋俊岭译，2010，页 424-429）。但技术进步有时并不一定沿着同一方向来改变社会秩序，Johnson（2014）就发现：人工照明的进步产生了一个意外后果——自然睡眠被挤压。媒介技术亦如此，它打破了旧的时间观和规律的生活节奏，逆转了钟表分割时间的作用，使得时间亦「流动」与再次「混沌」了起来。不管劳动者现在应该处于什么样的私人时间，如假期、睡眠等，只要是电话与网路能够通达之处，雇主便可以吸纳这种时间「为我所用」，致使以往依靠钟表确定的上班/下班时间没有了清晰的边界，这才令非生产时间在资本面前荡然无存，时间继而也被消灭了。此外，「效率第一」、「企业优先」这些话语和工作伦理还作为媒介逻辑的产物，被内化为人们的内在价值观。在这种时空皆为媒介技术所重新规划的情况下，劳动者不断面临弹性的日程，陷入时刻保持待命的工作状态和「劳动权困境」（夏倩芳、李婧，2017，页 43-55），人人都有享受休息和休假的权利（包括劳动者合理地限制工作时间，雇主定期为劳动者提供带薪休假）这一人类通过斗争获取的成果已然岌岌可危。正如马克思（186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2004，页 427）曾发问：「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实际情况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非但没有缩短劳动时间和减小劳动强度，反而最终把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王行坤，2018，页97）。因此，Wajcman（2015）提出了「时间紧迫悖论」（time pressure paradox），人们即使处于休假中，也会时刻担心工作任务的袭来，因为休假已经因为时空的分离而被媒介技术所消灭。凯恩斯所预测的技术进步将使工作时间越来越短，人们有望从生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日渐渺茫（王行坤，2018）。因此，媒介不仅是技术和文化体系，还是一种历史结构，它提示我们关注新媒体与社会生产力升级换代的关系（陈卫星，2016）。
媒介技术只是重塑了脑力劳动的劳动过程吗？似乎没有那么简单。Debray 提出了「媒介域」（médiasphères）的概念，旨在说明传递技术及其制度支配如何作用于社会秩序的确立和改变（ Debray, 2000, pp.229-230；转引自陈卫星，2015）。在 Kelly（1999／萧华敬、任平译，2000）那里，网路技术的行为模式更像「生物」而不是「机器」，随着技术稳定发展到通讯网路和交通网络时期，技术已经完全淹没了社会领域，其逻辑已经接管了物质世界，所有物体和交易都将受到网路逻辑的支配。Castells（1996／夏铸九、王志弘等译，2000，页 190-191）就注意到网路带来的「最为广泛的组织演变趋势」是从「批量生产」到「弹性生产」、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转型，基于机械化和装配线的大规模生产和基于垂直整合与制度化分工的大企业已经受到「弹性生产系统」和「弹性积累」的挑战。以风头正劲的共享经济为例，根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显示，2017 年，中国大陆在网路平台上提供服务的人数约为7000万人，比上年增长 1000 万人，共享经济就业已经占到中国大陆城镇新增就业总量的 10%（杨伟国、王琦，2018，页 79）。可以说，媒介技术直接催生了新的劳动领域、生产方式和劳工组织形态（詹婧、王艺、孟续铎，2018）。然而，共享经济真的意味著自由和解放吗？纪雯雯与赖德胜（2016）指出，网路平台就业以更加灵活和多元的方式重塑了劳动关係，企业以提供「资讯服务」为名，吸纳劳动者碎片化的时间和资源，诱使其参与不签订劳动合同的、难以认定为劳动关系的兼职活动，挑战了劳资关系的相关性认定，动摇了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以网路为技术依托的共享经济冲击了以终身雇佣制为特征的稳定雇佣关系形态，将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得以有效联结，实际上是一种「企业+平台+个人」的更富轻便化的新型灵活雇佣关系，袁文全与徐新鹏（2018）认为：
